编译︱资本主义与美帝国

2020年3月的《美国历史社会集刊》对“资本主义与美利坚帝国的关系”的进行了多维度的专题介绍，该专题是由詹姆斯·帕里索博士整理编辑的，这里面有关于美国土地、农业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有美国革命、阶级、种族因素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还有军事公共工程、战后全球军事占领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

《历史社会学杂志》成立于1988年，它相信历史和社会研究最终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只有思想和观点的交流才能受益。该书由著名的国际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地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组成的同行评审专家小组编辑，它在方法上既是跨学科的，又在内容上具有创新性。除了参考文章之外，该杂志还在其“议题和议程”部分提供评论文章和评论，旨在引发讨论和辩论。

《历史社会学杂志》

一、美国农村资本主义的多面性

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是康涅狄格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他的著作包括《农村资本主义的根源》《劳动人民和国家的历史》。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在伦敦地区长大，就读于华威大学，并在哈佛大学获得历史博士学位。他在约克大学任教18年，之后又在北美华威大学又担任了7年历史教授，并在2005年转入康涅狄格大学。他曾在剑桥塞尔温学院担任访问学者；以及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史密森学会、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担任职务。可以说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对美国社会历史的把握和认识有着很深的学术认识和视野，

美国历史杂志曾评价他的《农村资本主义的根源》一书是关于工业化前美国农民心态以及农村“大转型”的社会意义的辩论的最新、最全面的介绍。重点关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马萨诸塞州西部的康涅狄格河谷和内战。农村资本主义的根源是一项重要且多方面的研究，它将这场辩论推进到细微和复杂的新水平。”

《农村资本主义的根源》

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的这篇文章就是和他的这本书密切相关的研究。在这篇文章中，克里斯托弗·克拉克 (Christopher Clark) 以全新的诠释加入了关于“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的积极辩论，将以往研究的见解与他的详细研究结果相结合。很大程度上拒绝了最近学者的假设，即经济变化主要可以用市场来解释，他构建了更广泛的农村经济社会史，并追溯了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社会结构、家庭策略、性别关系和文化价值观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农村从一种经济制度到另一种经济制度。

克拉克坚持认为，始于18世纪末的美国的领土增长和资本主义发展，导致了农业的大规模扩张，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这种农村资本主义的增长并不是单一“转型”的结果，它和全球的商品、金融和劳动力流动也都没有单一的模式；相反，它是两代人在两个广泛的时间顺序阶段发生的新制度和实践的积累。他的独特贡献是证明了以家庭为基础的家庭经济（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与市场导向的生产和交换体系（通常被认为在18世纪已经成熟）共存。即便是内战期间奴隶制的破坏以及随后工业和金融资本主义的出现，也没有统一强加于美国农业，也没有破坏独立的、以家庭为基础的独立农业。但强大的移民殖民主义、财产和劳动制度与商业和金融的交叉、不同的社会结构与国际市场的交叉，所有这些却都给美国农村资本主义不同的轨迹。

二、美国资本主义历史上的阶级、州和革命

汤姆·卡特勒姆 (Tom Cutterham) 是美国独立战争和18世纪晚期大西洋世界的历史学家。他教授从第一次英国殖民到19世纪末的北美历史，包括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妇女课程和美国历史上自由的意义。他对解决18世纪英国大西洋世界变革的项目特别感兴趣，包括美国革命，以及试图解决这一时期商业、资本主义和/或政治思想史的工作。他的第一本书《绅士革命：新美利坚共和国的权力与正义》探索了革命时代中阶级、商业和文化的作用，以及资本主义在帝国世界中的出现，展示了绅士革命者在地位、等级、财产和控制方面的斗争如何塑造这个新兴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制度。

美国人珍视“美国梦”——任何人都可以在美国获得经济成功和幸福的观念。这个想法是基于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平等和自由的假设。汤姆·卡特勒姆 的《革命绅士》探索了经济平等神话的起源，这是1780年代精英商业文化的产物。卡特勒姆描绘了一种绅士文化，强调商业活动、精英社区的相互联系以及信用、声誉和品格的重要性。

他的“阶级、州和革命”一文也正是以这本书的大背景为线索，为研究美国革命期间北方殖民统治阶级的商人、银行家和土地投机者的转变提供了重要的见解。但美国革命的重要性在描述美国资本主义的崛起时普遍被淡化，特别是那些从批判性的角度进行的报道。然而，研究资本主义历史的新方法却强调了国家的中心地位。这与作者内心里所期望的研究背道而驰。作者认为，重新集中国家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应该让人们重新关注美国国家在革命期间和革命结果中所发生的重大重组。与此同时，他认为，这种重组不能在历史上在它所在的阶级形成的背景之外被理解。在短期内，革命塑造了这个新国家的资本主义阶级，这远远超过了工人阶级。这种重组包含并超越了新的政治制度的创新，从长远来看，它帮助支撑了美国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

三、中西部的经济转型、阶级形成和监督州：1850-1900

布拉德利 A.鲍尔利（Bradley A. Bauerly）博士专攻国际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和食品研究。他的研究兴趣在于经济变化、社会和政治运动以及国家机构能力建设的政治之间的关系。他目前的研究项目包括美国农业部的政治史，以及对发达民主国家经济不平等加剧、国家紧缩政策和极右翼政治运动之间关系的比较研究。

他的著作《帝国的土地种子》一书追溯了美国经济发展与土地运动之间的关系，概述了农民的抵抗如何产生了独特的国家建设形式和制度力量。这部开创性的著作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植根于强大的农民运动，而农民运动对美国早期政治发展至关重要。正是这些社会运动和国家建设的合力，使美国的农业产业化生产得以融合。他的这篇文章延续了这本书中关于美国农业的基本观点，概述并澄清了经济发展、阶级的形成、政治运动对这些变化的反应以及美国中西部对的国家机构能力建设之间的复杂关系。它试图纠正美国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观点，布拉德利 A.鲍尔利认为，以往观点过于狭隘的关注一个过渡时刻，通过阐明农业和工会运动以及国家建设过程之间的具体相互作用，建立一个漫长的、有政治争议的阶级形成过程。而布拉德利 A.鲍尔利博士的研究揭示了国家在通过接受经济变化、政治抵抗运动和国家建设的共同发展进程来改变阶级位置方面发挥的重大作用，可以说，布拉德利 A.鲍尔利博士对“美国国家建设、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过渡的联系”研究提供了更为客观的思路。

四、将资本主义带回资本主义的“新”历史

保罗·克肖（Paul Kershaw）是 20 世纪美国和墨西哥历史的历史学家，专攻美国和世界、经济发展政治和资本主义历史。他认为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特别是美国历史学家，开始把自己定位为资本主义历史学家，并建立了一个常被称为资本主义新历史（NHC）的分支领域。他们的努力促使大学历史系投入大量资源，开设正式课程、个人课程、研讨会、学术会议，甚至是一个夏季“训练营”，全都致力于资本主义历史的研究。因此，历史学家开发了一个重要的制度基础设施，既可以培训他们自己的学生，也可以在大学内和公众广泛的知识界中提出观点和形成关于美国政治经济的对话。除了积累资源和扩大对话之外，资本主义历史学家还扩大了他们的研究议程和方法论的范围。

保罗·克肖

作者认为虽然这些成就是相当可观的，应该受到赞扬。然而，学科分支领域之间的制度和知识壁垒的降低和研究议程的扩大本身并不必然构成对资本主义的历史研究，就像对商业、劳动和经济史的更为传统的研究一样。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盛行的20世纪，也不是所有发生的事情都能用资本主义来解释。保罗·克肖进一步说明，所有关于“工资、劳动、金钱、投资、利润、债务、技术改进、市场形成、阶级认同、贸易、危机”等等的概念起源早于资本主义，尽管这些现象甚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无处不在，但历史学家已经证明，它们并不总是资本主义的例证，因此，在那些声称要写资本主义史的历史学家能够弄清楚资本主义的因果关系之前，这些历史学家首先必须向他们的读者(以及他们自己)阐明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什么。

与此相反，保罗·克肖在本文主张历史学家必须明确地研究资本主义的理论维度，因为这与他们的研究问题和论点有关。历史学家如果不能清晰地表达资本主义的概念，必然会向他们的读者隐瞒必要的标准，以评估他们是否真的成功地将资本主义历史化。历史学家所做的一个核心部分就是创造、询问、修改，或者以某种方式将他们的研究与分析范畴相一致或相抵触。

他认为资本主义既是一个以历史为基础的分析范畴，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它跨越时间和空间，以迥然不同、不断变化的方式表现出来。作为一个分析范畴，资本主义必须满足两个标准：首先，它必须足够具体，以识别资本主义所有历史案例的共同特征；其次，这种特殊性必须允许、而不是否认资本主义发展方式中巨大的、历史偶然性的变化。因此，我们必须参与对资本主义各种概念的辩论，以理解它们如何解释历史证据，它们的局限性是什么，以及这些局限性是否使它们成为我们研究问题或证据的非历史依据。

五、资本主义奴隶制度

约翰·克莱格（John J. Clegg）是一位任职于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者，主要研究兴趣集中在奴隶制和战前资本主义。约翰克莱格认为奴隶制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争论话题，但学者们还未能就资本主义的定义达成一致。在某种程度上，资本主义似乎在是否受到其与奴隶制关系的污染的规范问题上仍存在分歧。现在大多数学者都同意南北战争前的奴隶制，在某种意义上是美国的“资本主义”，但他们通常会避免定义这个术语。

约翰·克莱格

因此，左翼历史学家今天可以把奴隶制描绘成资本主义的“原罪”，而右倾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可以在理性中坚持资本主义和奴隶制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令人引人注目的是，这场辩论的政治和纪律方面似乎完全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相反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认为美国奴隶制不是资本主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是资本主义。在这篇文章中，约翰克莱格博士澄清了一些误解，并将辩论置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约翰克莱格博士认为，虽然非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描述未能解释伴随资本主义全球崛起的关键社会转变，但马克思主义的描述也未能理解19世纪美国奴隶种植园上发生的类似转变。

六、死或生：种族金融和非裔美国奴隶身体的尸体价值

曼彻斯特大学的埃米·布赖德（Amy Bride）博士基于在国会图书馆研究黑人历史的收藏手稿，探讨了如何研究奴隶贸易的金融机制——从保险到投机、资产剥离到证券——揭示了美国奴隶制的历史上的一个可怕的转折点，黑人的尸体变得比活着更有价值。

 这一转折点不仅使非裔美国人的谋杀“合法化”，还证明了家庭奴隶贸易期间的尸体和经济种族暴力如何与奴隶市场的放松管制以及随后对奴隶身体的尸体估价有直接关系。作者的研究，对于检验当前对奴隶制和资本主义的理解，以展示黑人身体的商品拜物教如何不仅引发奴隶贸易中的种族资本主义，特别是种族金融，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认为，当黑人身体的价值不是因为他们通过体力劳动产生的经济资本时，而是因为白人投机者、保险公司和债权人仅仅因为他们的身体存在而获得的无形价值时，就会发生这种种族金融。在此过程中，作者展示将种族资本主义视为不言而喻的做法如何损害对种族资本主义的理解，并且详细突出了当代种族资本主义是如何滥用职权作为国家先例的一部分，在这种先例中，美国黑人无论是死是活，主要都是根据他们对白人的价值来概念化。

七、通往美利坚帝国之路：美国军事公共工程和资本主义转型

杰克逊·贾斯汀（Jackson Justin）曾在纽约大学任教，他的著作《帝国的工作：战争、占领和美国在古巴、菲律宾殖民主义的形成》主要涉及了美国陆军利用有限的人力和资源，迫使其雇用数千名古巴人和菲律宾居民参加西班牙战争、美菲战争和摩洛战争，并在古巴和菲律宾进行民政管理。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美国军队对普通殖民的剥削为通常具有强制性的殖民制度注入了新的活力，例如中国移民合同工、道路等公共工程的强迫劳动、以及口译和导游以及其他军事行动中间人的印象。美国军事劳资关系在战争和占领中的影响一直延续到这些国家的文官统治时期，塑造了种族和移民政治、基础设施发展和公共义务，以及殖民和新殖民国家的民事机构。

杰克逊·贾斯汀

他的这篇文章就是和他的著作紧密联系的一个研究，主要讲述了1898年至1934年间，在美国对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同步和连续军事干预和占领中，美国士兵将公共工程，尤其是道路，变成了一种全球性的帝国技术。作者通过比较全球和帝国内部的方法，将基础设施作为帝国空间中国家形成和资本主义转型的一个因素，作为研究美帝国及其对外国社会的影响的一种方式，这些方法通常被排除在外。无论是在美国干预之前还是在干预期间，美国军事公共工程都表达并推进了国家集权和资本积累的共同政治经济逻辑。种植园农业、农村无产阶级化的程度、世界商品市场以及地理和自然事件各不相同，但都决定了美国帝国基础设施的结果。到1930年代，美国军方已将基础设施改善提升为美国帝国在世界上的一项重要技能，并且随着美国在冷战和非殖民化时代摆脱正式殖民主义而持续存在。

八、中国资本主义和跨太平洋起源

彼得·E·汉密尔顿（Peter E. Hamilton）博士是一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研究主要集中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中国跨国贸易和移民网络上，尤其对商业和教育之间的交叉感兴趣。他的著作《香港制造：跨太平洋网络和全球化的新历史》深刻体现了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这本书研究了1949年至1997年间，香港从一个苦苦挣扎的英国殖民前哨转变为全球金融之都。香港制造为这种蜕变提供了新的叙述，揭示了香港既是战后全球资本主义扩张和重塑的关键引擎，又是1970年代以来中美贸易的关键。

彼得·E·汉密尔顿探讨了在战争和革命中逃往香港的被忽视的跨国中国精英所扮演的角色。尽管失去了物质财富，这些实业家、银行家、学者和其他专业人士仍与美国保持着重要的联系。他们利用这些关系，通过商业联系和高等教育将自己和香港与美国联系在一起。到1960年代，香港已成为供应美国消费者的制造业地区，到1970年代，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美国高校外国学生输出地。香港重新定位于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使其移植的中国精英能够从美国在亚洲扩大影响力中受益，并将他们定位为中国重新参与全球资本主义的牧羊人。

这本书分析了来自世界各地未开发的档案资源，说明了为什么我们不以香港为中心就无法理解战后全球化、中国经济崛起或当今的中美贸易关系。

他的这篇文章也是和他的著作紧密相关的一项研究，主要介绍了通过香港与美国的跨太平洋网络重新审视冷战期间香港的经济历史，以及自1970年代以来香港在促进中美贸易复苏方面的作用，并将早期殖民时期的香港恢复到资本主义的历史当中，并作为美国太平洋一体化进程中的关键角色。作者认为，在1840年代，香港不仅成为中国第一个可识别的资本主义地区，也是中国沿海与不断扩大的英美帝国体系之间的纽带。它首先展示了香港的殖民政权如何迅速重组岛上的社会财产关系，并为不断积累资本的居民提供脚手架。然后研究中国的资本主义如何与19世纪40年代美国资本主义的西进运动产生联系，并分析在19世纪后期香港的跨太平洋网络如何促进资本主义体系在中国的扩张，尤其是中国上海。

九、美帝国的战后重组和全球军事占领：冲绳围困的斗争

加州大学的珍妮丝·松村（Janice Matsumura）是一位研究日本近代史的学者，松村博士主要涉及有关日本帝国阶级对抗、性别压迫和种族化话语发展的研究。她重视研究现代日本发展所带来的各种生活经历、政治承诺和学习方式的改变。松村在她的著作中《冲绳的局限》讲述了自1879年并入日本民族国家以来，冲绳一直被冲绳人和日本人视为异国情调的“南方”，在空间和时间上都与现代日本截然不同。松村追溯了这种冲绳差异感的出现，展示了当地和大陆的资本家、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如何通过呼吁统一的冲绳社区的理念来解决与劳工的冲突。他们与为了这个理想而拒绝被剥削的小生产者和耕耘者的多次对抗产生并复制了“冲绳”作为一个有机的、跨历史的实体。松村提供了对冲绳在日本和世界历史中的地位的新理解，并为考虑帝国、资本之间的关系建立了新的场所、民族和身份。

她的这篇文章就是通过对1950年初爆发于冲绳的一场反基地斗争的考察，她认为有必要考虑二战后所谓的新帝国主义对社会关系转型的影响。它断言，随着美国在冲绳建立军事基地，对敌对情绪的性别维度的关注让我们看到，以自给自足为主导的农业社区，通常由女性领导，从根本上挑战了与基础相关的圈地，并推动了不断的意识形态工作，即例外的语言在一般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正常化中发挥的作用。女农民们挑战了这个社会整体，并激励其他人也这么做。这一行动诞生于日本统治下几代人的生存和反资本主义斗争，并作为一种知识形式，被当地领导人在冲绳其他地区反对驱逐的农民同胞分享。虽然这场短暂斗争是为了维持关系，并获得必要的资源来繁衍生命，但如果从其独特性来看，这似乎并不是一场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如果我们记住这些岛屿只是一个全球军事帝国中的一个地方，这个帝国在冷战高潮时期由遍布64个国家的数百个军事设施和数千个基地组成，圈地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归化的物质和意识形态场所，而圈地斗争的不稳定力量作为二战后美国帝国轮廓的重要塑造者不应被低估。

历史社会学期刊专题的结论

《历史社会学杂志》这期特刊上的文章清楚地证明了在过去三十年里，对美国资本主义的起源和进程的严肃研究理论化的开花结果，是关于美国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的讨论和辩论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这些贡献挑战了我们现有的概念框架，并为地球上最具活力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中——资本主义的起源提供了新的历史见解。未来我们需要更多这样像具有理论精度的实证研究，来深化我们对资本主义必要关系和过程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