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图景｜盛京的冬天有多冷

“於铄盛京，维沈之阳。大山广川，作观万方。虎踞龙盘，紫县浩穰。”这是乾隆皇帝在《盛京赋》里对沈阳的夸赞。这位拥有“十大武功”的“十全老人”活了89岁，只回过四次老家，而且没有一次是在隆冬时节。因为他最清楚，祖地盛京的冬天可不是那么好捱过的。

乾隆绘《雪景山水图》是“试手初行”之作，可见汗王的后人对冰雪的偏爱

康熙年间，寓居沈阳的无锡人王一元在《辽左见闻录》里用只言片语描摹出这片苦寒之地：冬天凡是窗户有缝的地方必须糊上好几层纸，要是漏个针孔大小的缝，整个屋子冷得待不住人。冬天早起，墙壁门窗全是白霜，再暖的屋子也好不了哪去。冬天在街市上溜达，胡须鬓角都结出冰溜子，倘若在旷野中，那冰溜子都有鸡蛋大小。

冬日里寂寥而苍凉的盛京古城 绘画/柳塘寒士

乾隆三十年冬，朝鲜使节渡鸭绿江，过盛京，赴京师朝贡。在抵达沈阳近郊十里堡时，眼见一片萧条景象。派翻译官去打听，得知自雍正以来为剿灭西部叛乱，前后征调关东兵二十余万，造成沈阳东郊人烟稀少，村舍狼藉。深谙汉语的书状官韩德厚，用了八个字来描述眼前之景：朔风冷透，晓色苍凉。

待过了浑河，进入盛京城厢，另一番景象又让使节们夸赞不已。“其市肆之盛，城观之壮，人民之繁，甲于关外。”从朝鲜的京城到大清国的京师，二千里地只有这一座大都市，一路疲乏困顿的旅行者此时仰望沈阳，真有一种在沙漠中遇见拉斯维加斯的感觉。

盛京城里的棉裤子弟 绘画/柳塘寒士

嘉庆年间，豫亲王多铎的后代、副都统裕瑞，因失察之罪被流放盛京。这些从龙入关的八旗后裔们对祖上的这份家业都噤若寒蝉，若不是捅了大娄子，没人愿意回来。颇有文采的裕瑞面对这般冷酷的现实，只能寄情于诗文。他的一首《正月夜雪》写出了盛京冬天的雪有多招摇，又有多骇人。

寒意中宵酿，同云布四周。

疏花妍令节，轻洒作春威。

有影迷霜鹤，无声递玉霏。

侵晨开户望，压屋遍清辉。

Dugald Christie所做1893年沈阳气候统计数据

盛京的冬天究竟冷到何种程度？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里，终于有了可靠的数据，然而此时的天眷圣城再没有康乾时代诗文里描述的那般恢宏，在西方人更注重细节的记录中，它显得封闭、落后、衰败。

这位最早记录沈阳地区气象信息的人，也是沈阳最早西医院的创建人司督阁，他记录这些信息是为了研究气候对当地疾病的影响。在他的回忆录《满洲十年》里他这样描述沈阳的气候特征：沈阳处于北纬42°，与罗马和芝加哥大致相同。这里温差很大，冬天特别冷，夏天又特别热，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气候。

根据司督阁1893年的测量数据，我们了解到沈阳地区的低温极值出现在一月份，为零下33℃，一月份的平均气温为零下22℃。从医生的眼光来看，冬季对健康有利，空气洁净、干燥、清新，居室内很舒适，穿着很温暖。但对神经系统稍有刺激，易引发失眠、神经衰弱等疾病，肺病和风湿病发病率最高。

《Santa FE New Mexican》1904年11月17日，发布有关日俄战争奉天城外战事的报道

盛京的严寒还有另一个作用，就像1812年俄国的寒冬击溃了拿破仑一样，东北的冬天也牵动着战局的走势。比如，一份美国报纸在1904年11月17日发自奉天的报道《严寒天气促成停火》：“连续四天刺骨的严寒天气让对阵双方的炮火哑了，士兵们都躲进各自的掩体里避寒……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双方都无法在这种极度寒冷的条件下，将对方的势力驱逐出阵地，不得不达成冬季暂时停火的协定。”

寒冷再一次给俄国机会，日军想在年底前迅速拿下盛京的计划流产了，双方部队僵持在沙河一线。1905年春风拂面时，日本人将俄国人赶出了沈阳。

日本人发行的纪念日俄战争明信片，上图为日军在浑河上的阵地，下图为日军在积雪的树顶观察敌情（图片来源/瑞雪烹梅）

经过日俄战争的重新洗牌，沈阳变成了日本人的势力范围，除了军事占领，日本人更着眼于对城市的开发。最早一批抵达这片海外殖民地的并不是大批的移民，而是一些作家和新闻人，他们的目的是要向日本国内宣传伪满洲是一片乐土。

1908年冬天，日本诗人小林爱雄坐火车来到盛京，住在站前的沈阳馆。那时，中山广场一带还不是很繁华，沈阳馆也不是后来带暖气的高级欧式旅馆，只是用中国建筑改造的普通日本房屋。他看见门口放着暖炉，以为屋里会很暖和，结果那点热乎气都从窗缝和门缝跑掉了。

吃完饭本想泡个热水澡暖一暖身子，结果被浴室的寒冷吓坏了，水溅到浴盆外面就冻上了，放在边上的毛巾都冻硬了。早上起来刷牙，伸手去取盛着热水的漱口杯，已经冻在了台面上。白天坐马车去北陵和故宫游玩，看见对面拉车的老人鼻子下面挂着一寸长五分厚的冰柱，是由鼻涕和呼出的气息冻结而成。后来自己摸摸胡须，也冻成白色了。

小林是位很幽默的日本作家，他以胜利者的身份访问衰败的中国，通过“巨人”和“小人”的比较，语带双关地向日本读者展现了行将就木的东方古国。在关外的陪都盛京，他的第一印象却是这里的日本人并不强势，“如果日本人不拼命努力，奉天的将来必定会陷入绝境。”

1911年冬天在鼠疫隔离区工作的全副武装的医务人员

到了1911年，大清帝国已成风中之烛，这一年的1月2日，一名从哈尔滨来的男人倒毙在盛京的街头，懵懂的市民可能还无所警惕，而中国的官员和西方的医务工作者已经预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这是一场灾难性的鼠疫大传播，致命程度与英国的黑死病不相上下。更为甚者，已经进入铁路时代的东北，人员流动的速度不再以天而是以小时计算，这就更加剧了肺鼠疫的传染力度，处于铁路枢纽的盛京城首当其冲。

司督阁的夫人英格里斯在回忆录里记录了1911年盛京那个恐怖的冬天里的诸多细节：“1月15日星期天下午，杰克逊给司督阁医生打电话，报告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因为在乘客中发现鼠疫，前往天津的最后一趟苦力列车正在返回沈阳，带着被锁在车厢中的乘客在夜里到达。这意味着472名可能感染上鼠疫的人需要安置。那是一个特别寒冷的隆冬天气，夜间的温度在零下25度以下，甚至更低……火车进站的时候，天色已黑，而且特别寒冷。一个接一个车厢被打开，已经冻得半死的人们摇摇晃晃走出车厢，车内留下了一些尸体。”

经过三个多月的持续抗争，这场震惊世界的鼠疫终于得到控制，大清国在最后时刻回光返照。一场名为“奉天国际鼠疫会议”的学术活动在沈阳举办，这其中涌现出伍连德、施肇基、司督阁等医学界和外交界的重要人物。

一张标注为“盛京的冬天”的老照片，呈现的是一片衰败的古城景象

盛京的冬天已经过去，而沈阳的冬天还要继续。寒来暑往，朝代更迭，东北平原上这座毫无遮拦的大都市，一年中有半年的时间瑟缩地过活，却哪来的一股热流，吸引四方来客安居于此。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沈阳图景”，经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