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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蔡元培先生训训话，可戒骄戒躁

2022-01-13 18:55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1月11日，是教育家、美学家、政治家蔡元培先生诞辰154周年的纪念日。蔡元培先生是现代中国的一位伟大学人。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他对中国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贡献最大、影响最深。

蔡先生于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24年离开北大。他在七年中，继首任校长严复之后为北大做了根本性的改革，使北大成为一所具有现代学术性格的中国大学。

他对当时把大学当作做官致富的观念痛加针砭，而清清楚楚地提出大学的理念。他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词》)；又说，“诸君须知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北京大学二十二周年开学仪式之训词》)；并说，“在大学必择其以终身研究学问者为之师，而希望学生于研究学问以外，别无何等之目的”(《读周春岳大学改制之商榷》)。

听蔡元培先生训训话，可戒骄戒躁。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蔡元培先生于1917年1月9日在北京大学发表的就职演说。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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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就职演说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同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必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更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知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光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国人中，把大学之目的定为“研究学问”“研究学术”“研究学理”的，蔡先生是第一人。吕思勉在《蔡孑民论》一文中说：“在他主持北京大学以前，全国的出版界，几乎没有说得上研究二字的。”(梁著第177页)

这里，我要特别指出，把大学的目的定性为“研究学术”，而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那就超越了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的范畴，而把重点放在创新知识、发展知识上了。蔡先生之特别重视“研究”，很显然是他留学德国时受到德国大学强调“研究”风气的影响。

诚然，自19世纪中叶之后，德国大学在研究上领先世界，成功地进入科学世纪，德国大学遂也成为英、美大学模仿的对象。之后，美国的主要大学在大学部外建立研究院，可说是结合英国大学(特别是牛津、剑桥的大学本科教育)和德国大学(重科学研究，设立研究中心)的模式而成。美国这一大学新模式在20世纪俨然成为世界各国大学的范典，也是今日所称“研究型大学”的滥觞。

蔡先生早在1917年北大改革时，就提倡“研究”，把大学定性为“研究学术的机关”，真正把握到现代大学的精神性格。20世纪后出现“知识经济”“知识社会”之说，大学更成为创新知识、发展知识最主要的重地。对当代大学之功能最有洞见的美国加州大学前校长克尔(Clark Kerr)在1966年指出，今日的大学已成为国家成长发展的焦点，正因为大学已是“知识产业”(knowledge industry)的重地。（《蔡元培与中国现代大学范典之建立》，金耀基《再思大学之道》。）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营营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苟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勖，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己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辩，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

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

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从改良讲义和添购书籍开始，后来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沟通文理，废科设系，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梁漱溟、徐悲鸿、李四光、鲁迅等名家到北大任教任职，开学术研究自由之风气，倡导科学和民主之精神，从1920年秋季开始正式招收女生，任职期间将北大建成了一所真正的现代大学。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陈力川文）

蔡元培

教育家、美学家、政治家，生于浙江绍兴，父亲蔡光普为钱庄经理。蔡元培四岁入家塾，十七岁考取秀才，十八岁设馆教书，二十二岁中举人，二十五岁中进士，先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后来授翰林院编修。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同情维新派的蔡元培弃翰林院南下，先后在绍兴、上海办新学，传播民权思想，从事革命活动，险遭清政府侦讯，被迫赴日本留学。1904年，回国后在上海成立光复会，一年后并入同盟会，孙中山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1907年，赴德国柏林留学，次年转入莱比锡大学，攻读哲学、美术史和心理学等学科。1912年初，孙中山任命蔡元培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主持制定现代教育政策，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7月因与袁世凯政府不和而辞职，翌年旅居德法，继续从事教育、哲学、美学和民族学的研究，组织留法勤工俭学。1917年初，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1920年初，与李石曾等人创办中法大学，并兼任校长。1923年初，蔡元培辞职再次旅欧。1927年，创办“中央研究院”，翌年创建国立艺术院(现中国美术学院)，倡导美育。1933年，倡议创建国立中央博物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蔡元培参与组织上海文化界人士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底，蔡元培携家眷赴香港，1940年3月3日，在寓所跌倒，3月5日在医院去世。著作见《蔡元培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