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中产崛起将使中国的消费与产业趋向理性化

主讲人：吴晓波（著名财经作家）

主题：数字时代的中日机遇

时间：2017年2月21日

主办：日本驻华大使馆

【编者按】

2月21日，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日本驻华大使馆举办的“数字时代的中日机遇”论坛上阐述了对数字信息化时代下，中国经济与消费市场转变的看法。他指出，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一定是一个中产阶层崛起的时期。目前中国有接近1.5亿中产阶层，根据今天中国的经济成长和城市化率的水平，2030年时，中国中产阶层人口有机会超过2亿。

吴晓波表示，未来十多年中国中产阶层崛起所带来的消费能力是非常值得被期待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未来十多年的中国经济和消费市场会是一个持续转型的过程，从非常底部性的市场，向有匠心的小制造创业企业转型。

中产阶层的崛起是一个国家消费和产业趋向理性化的一个重要节点。吴晓波认为，未来购买物品不再是因为人们需要它，而是因为人们喜欢它，更多是出于人格认同、审美等原因。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吴晓波演讲的摘录：

2月19日是中国非常伟大的政治家邓小平去世20周年的日子。邓小平在1978年10月访问了日本。他是1945年以后第一个访问日本的政治家。我当年在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完整地看过当时的一些记录，邓小平在那次访问日本时第一次坐上了新干线，感受到了当时日本科技的发达。他到松下的生产线去考察时，问松下幸之助说你能不能帮我们中国人解决一个问题，北京一到冬天老百姓就要烧煤球炉，煤气会中毒，他问松下幸之助能不能帮中国发明一个东西，能够避免煤气的中毒。他还问，松下能不能到我们中国来投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代码的001号中外资企业是松下的一家日光灯公司。

这次访问其实对邓小平后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动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有巨大的思想性的启发。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早期和与日本重新建立政治经济联系有着重大的关系。邓小平访问日本时，也正是日本经济二战以后复苏最辉煌的时间段。

1980年代是中国由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转型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发生在生产线上，因为我们需要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而同期全世界机械化管理最好的一个国家就是日本。所以在1980年代中国从生产线到公司管理制度再到管理思想，都是向日本学习的一个过程。几十年以来，中日经济的发展是有非常大的交集的。当然，到2000年以后，特别是在公司管理上，中国开始学习美国式的公司管理制度，于是中国的经济形态也就越来越与美国的相接近。

中国经济发展的很多轨迹跟日本还是有很大的相似性。我记得七、八年前，当时中国的经济学界非常恐惧，担心人民币不断泡沫化的过程会不会使得中国经济陷入像1990年日本的那一次经济危机当中。当时，中国有几个非常优秀的记者专门跑到日本去做了一次大规模的采访调研，然后出版了一本书，我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这本书中有很多日本经济学家和中国经济学家不同的视角。我记得其中有一个日本经济学家谈过一个观点，他说中国不会陷入日本这样的陷阱，因为中国这个国家到今天为止，贫富悬殊非常大，所以那些社会的底层人士愿意向上拼搏，愿意通过创业成为一个致富的人。只要这个社会没有在制度上造成很大的瓶颈，能够辅导这些人从事创业、进入商业的话。这个国家的经济就有可能通过创业、通过年轻人、通过底层创业者被带动，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

大概在10年前，我听到一个日本创业者评论说，“我们在今天的中国年轻人的眼睛中看到了‘战斗星’。”他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中国二、三十岁中的相当一部分的年轻人充满了野心，对自己所在的现状非常不满，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辉煌。这些东西很可能是发生在1940、1950年代的日本，但慢慢随着国家经济发展进入中后期，可能日本青年的创业和突破既有阶层的勇气和能力已经不如中国的青年了。

两年前我写日本马桶盖的那篇文章，当时并没有觉得是很重要的东西，仅仅是因为我的自媒体需要一篇专栏，我那天在飞机上就写完了。没想到后来会引起这么大的讨论。2015年12月，中央政府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说，2015年关于马桶盖的这个新闻或是讨论，也是整个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即将开始的这么一个讨论。

也是从这段时间以来，我们开始关心中国的产业升级，开始关心中国的消费升级。我最近在做中日经济和社会阶层对比研究，我感觉，今天中国的产业现状非常像邓小平当年去日本的那个时间节点——经济总量、经济规模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中国的社会阶层中出现了一批中产阶层。中产阶层的崛起是这个国家消费和产业趋向理性化的一个重要节点。而日本也是在1960年代末，1968年的学生运动以后，到整个1970年代出现了日本最为庞大的中产阶层，他们是二战以后日本开始崛起的一批中产阶层。

当一个国家的中产阶层开始崛起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人们一定会问自己一个问题：“什么是本国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是什么，我们要传承什么？”所以在日本，所谓的匠人精神的复苏是1970年代初。事实上，在1950年代、1960年代的时候，日本的商品跟中国的商品是一样的，是以价廉物美、量大而著称的。但是到了1970年代以后，日本的各个领域，同它的建筑、音乐、行为艺术、手工艺、娱乐都出现了非常具有本土特色的艺术家、企业家品牌。

回过头来看今天的中国，其实也是来到了这样一个时间点。今天中国为什么会重新谈起工匠精神，会谈起匠心？为什么在10年前、20年前我们不谈这个问题？中国是一个千年工匠国家，我们在4世纪商鞅的时候，已经有匠字，匠这个字就是汉字出来的。为什么我们很长时间不谈工匠精神？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中国的消费市场是一个非常底部性的市场，在底部性市场中，所有的商品只在于两个优势，第一你的价格有多低，第二你的规模有多大，是一个依靠成本和规模形成的优势。但当现在出现了中产阶层以后，我们会发现，即便你这个国家能够生产全世界最多的马桶盖，能够生产全世界最多的电饭煲，但是如果你不能满足各个阶层的消费需求的话，那么很可能中国的消费者就会到别的国家去买，我们还会去买英国的保险，去买国外的金融产品，到欧洲买奶粉，去买法国的奢侈品、意大利的皮鞋等等。

所以回过头来讲，其实这些都是对中国制造业的一次巨大的挑战和机遇，这也给了中国的年轻人创业和突破的机会。我认为未来中国的市场一定不再属于那些特别庞大的金字塔形状的企业，而是属于那些专业的、能够生产特别好的小商品的、具有匠心的小型制造企业。中国制造开始有一个大幅度的向小制造业的转型。当这个转型发生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我们身边有一个国家对我们很有所启发，就像我最开始所讲的1980年代的时期，中日两国在经济层面和企业思想层面的交流开始重新产生。

而且我觉得今天和1970、80年代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出现了数字化时代，互联网把信息的不对称性进一步的扁平化，品牌与品牌之间的交流，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品质与品质之间的交流会越来越快。未来MADE IN CHINA与MADE IN JAPAN之间的界限会越来越模糊，就好像两年前很多中国人去日本买的马桶盖，后来我知道这些马桶盖是在杭州松下生产的。我去那家工厂参观过，发现即便是日本的品牌和技术，在中国生产也必须要研究中国的消费市场，在设计生产马桶盖的时候也要符合中国人的生活和特性。这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在技术、思想上重新交融的开始。

（演讲内容由澎湃新闻记者现场记录整理，未经演讲者及主办方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