螳臂馆｜“看”，看客的“看”

鲁迅对看客似乎怀着深仇大恨。看客不但引发了他的人生转向（弃医从文），还成了他小说中如影随形的角色。1925年，看客终于成了他的小说《示众》的唯一主角。

文学批评家对《示众》的评价，褒贬不一。有说是失败之作的（李长之），也有说是代表二十世纪短篇小说艺术最高水平的（钱理群）。这是就其写作的文学一面而言。至于其内容的意义，似乎一目了然：批判纯粹的看客。写作《示众》的同一年，鲁迅在《复仇》中，对看客展开了一场名为“无血的大戮”的复仇。这场复仇代价巨大：持剑的两人为了报复看客而无法为其相爱而拥抱，也无法为其相仇而厮杀，一动不动地站立着，几近枯死。

可是，对这样一目了然的内容，还是有敏锐的研究者感到它“主题不明确，描写也是观念性的，是不太好理解的作品”（竹内好）。竹内好的困惑反而有助于我们理解《示众》这个堪称卓越的文本。我们这一类读者，多是被鲁迅作品以及对鲁迅作品的解释所塑造出来的“仇恨看客党”。竹内好则从另外一种不同的民族经历和文化语境出发，轻而易举就把我们这类读者的偏见“悬置”在了一边。“看”是共同体生活真正开始和得以持续的基础经验之一；哪怕是没有目的、单纯为了看而看的“看”——看热闹——也包含了无限而不确定的政治潜力。《示众》的作者也许有必要向竹内好这样的读者说明，这种基础或本源为什么败坏了。究竟看客有什么样的罪过，值得花费那样沉重的代价来对他们进行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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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众》像显微镜一样细致刻画了一群苍蝇一般的围观者，以至于人们可能忘记了他们所围观的是什么。他们围观的是一次示众，这一点至关紧要。因为示众是对围观的邀请。

示众是耻辱刑；围观是它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甚至是这种刑罚固有的执行方式。围观者本身就被设想成可能的行刑官。权力在这种公开的行刑中得以展示、得以生产和增强，同时也可能履行了教育的功能。不过，其中所谓的“展示”或“生产”，未必不能意味着炫耀；而所谓的“教育”，也完全有可能表示恐怖的威慑。同时它要应对公开行刑的风险，那就是示众的结果适得其反，在围观者中激起对罪犯的同情和对权力的不满。在这个意义上，权力意图通过示众来对之施加作用的真正对象，不是罪犯，而是围观者。示众而没有围观者，就好像君王没有可治之民、民主政府没有选民一样荒诞。

从这个角度出发，《示众》给人的第一个深刻印象就在于，执行示众的公共权力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落败了。闲人们一发现示众者在街头出现，立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过来。但它虽然吸引了看客，却没有实现示众这种刑罚可能具有的任何一种目的。

被示众的犯人穿着白背心，上面写满了字。围观者里一个秃子站在“白背心”正对面，研究了背心上的字，研究的结果是“嗡，都，哼，八，而……”显然，秃子大字不识几个，因此他的兴趣本来也不在于罪状的内容。这时，“一个工人似的粗人”，“低声下气地请教秃头”：“他，犯了什么事啦？”结果：

秃头不作声，单是睁起了眼睛看定他。他被看得顺下眼光去，过一会再看时，秃头还是睁起了眼睛看定他，而且别的人也似乎都睁了眼睛看定他。他于是仿佛自己就犯了罪似的局促起来，终于慢慢退后，溜出去了。

这一段神奇的描写集中了整篇《示众》的反常之处。围观者在这里把唯一一位关心事件本身的“工人似的粗人”驱逐了出去。而且他们是用他们的“看”来驱赶的，仿佛他们的“看”也凝结成了身体或者物。一旦这些“身体”或“物”一样的“看”占据了一个空间，它就必然像一块石头把另一块石头从那个空间挤走那样，容不下第二种“看”。

围观者所看的，并不是示众，而是某种另外的东西。他们关心的既不是犯人的命运，也不是权力的是非或强弱。展示、炫耀、教育或者恫吓，对他们一概不存在。不仅如此，犯人也不关心他自己的命运。他同围观他的闲人拥有一样的“看”。他的眼睛也在研究凑到他跟前的各种脑壳或秃头。连巡警也不关心他的职责与使命。或者说，他在看客们的“看”中被同化了。

于是在小说临近结尾的时候，“连巡警和他牵着的犯人也都有些摇动了”，因为不远处有什么新鲜事发生，传来了喝彩声，“一切头便全数回转去”。与其说围观群众在示众中得到了教育，还不如说巡警这个权力的代表被群众所教育了。看客们奇特的“看”，似乎溶解了制服所塑造的差别与威严，彼此“打成一片”。

看客没有受到教育，犯人没有得着耻辱，权力也没能得到展示。示众就像没有发生过。发生的只是一种虽然扰攘嘈杂却没有语言的“看”。这是鲁迅刻画的“看热闹”场景里最不同寻常的方面。因为看热闹照理是不可能没有语言的，不论是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还是大声喧哗、吵吵嚷嚷。即使是默不做声，也多半意味着没有说出口的言语：沉默是疑虑、屈从、默认或者抗议，是充满不确定性的语句。

《示众》里有各种动作、各种声音，也有一些“说话”。但在看客与“工人似的粗人”的对立当中，这些动作、这些声音、这些“说话”恰恰是语言的对立物。他们中间有一位抱着小孩的老妈子。孩子因为人群拥挤，磕磕碰碰，就闹着要离开。老妈子“旋转孩子来使他正对着白背心，一手指点着，说道：‘阿，阿，看呀！多么好看哪！’”小说中除了卖包子的吆喝之外，这大概是看客中说得最完整的一句话了，而且也是除“工人似的粗人”提出的那个问题外，与示众这个事件有关的仅有的一句话。但这句话并不包含示众事件的任何内容。老妈子想要“说服”孩子继续停留在围观的人群中间，这句莫名其妙的话发挥的作用，实际上是把孩子继续封闭在发生事件的“社会”之外。

看客们的全部“行动”——围住示众者、“看”跑提问人——都和老妈子这句话一样，把作为社会事件的示众封闭在他们的包围圈中，消灭它。而老妈子转动孩子所使用的身体力量，连同一个命令一般的句子，还一同履行了看客的代际“教育”功能。

卖包子小胖的吆喝与老妈子哄孩子的话类似。馒头包子从小说一开始就是“毫无热气，冷冷地坐着”。所以，小胖子在小说中第一次吆喝“馒头包子咧，热的……”，这个句子就与事实不相符合。看示众的人群被新的事变吸引时，吆喝声再次出现。最后小说以同样的吆喝声结尾：“热的包子咧！……刚出屉的……”三次重复包含了两个层面的重复：馒头包子自始至终都是冷的，吆喝声自始至终都是热的。所以，这些话自始至终都不指示事实。话语同事相互分离。而不传达事实或事物信息的话语，不建立人与事实或事物之间关联的话语，很难说是我们自然理解的那种语言。

有声音却没有语言，这是动物世界的特点。看客的“看”是一个动物化过程。卖包子吆喝声的三次重复分隔出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围观示众而无所见，一个是意图围观跌跤的车夫而未遂。在酷热的夏日，这些馒头包子的“冷”没有变化，吆喝的话也没有变化，仿佛没有时间流逝。也就是说，两个“故事”内部没有真正的时间维度。它们都只是“一瞬”；它们合起来也还是“一瞬”。尼采在《历史的用途和滥用》中用吃草的牲畜所拥有的幸福来对比背负着过于沉重历史负担的人的不幸。他说，想想那些吃草的牲畜：

它们不知道昨天或者今天的意义；它们吃草，再反刍，或走或停，从早到晚，日复一日，忙于它们那一点小小的爱憎，和此刻的恩惠，既不感到忧郁，也不感到厌烦。人们在看到它们时，无不遗憾，因为即使是在他最得意的时候，他也对兽类的幸福感到嫉妒。

动物的幸福，按照尼采在这里的解释，来自它们善于遗忘的特征。它们的意识是瞬间的意识，对于动物而言，时间是点状的，或者说是一系列断裂。动物的生活因而由不断重新开始又立即结束的重复构成：它们吃草、消化、排泄，然后再吃草、再消化、再排泄，如此往复，至于无穷，至于死亡。它们没有历史，因而在无意义的重复中感到幸福。

尼采所赞扬的动物的“吃”，在鲁迅这里变成了他所痛恨的看客的“看”。看客的“看”由重复的一系列瞬间组成。他们的“看”就是他们作为看客的进食。这很可能就是小说用馒头包子作道具的隐喻：在酷热的冷寂中，卖包子的吆喝声不但打破沉寂，宣布戏剧的开幕，而且看客们在一声吆喝之后上台，实在像极了一群闻声赶来享用美食的食客。

看客们的“看”就是他们的“吃”。这是这种“看”的源源不断的动力或动机。因为饥饿只能暂时解除，而食物也只能在被消化、被转变成虚无之后才能满足肠胃之需（想想黑格尔的说法：胃通过对食物的“否定”、通过把面包变成不是面包的渣渣，才能变成胃的“所有物”）。所以，他们看而无所见，只是虚无，只是莫名其妙的“多么好看”。他们的“看”不单物化了，而且还动物化了，最后被牲畜吸引，象征性地落在了“狗肚皮”上。

我并不把《示众》对看客之“看”的细致描绘——大量的身体动作——理解成某种文学手法（比如我们不得不通过身体间接地描写“看”）。相反，这些身体动作才是这种“看”的本质：它就像对食物的欲望和对食物的占有，因而它主要就表现为一个同样的动作，那就是用身体占有一个位置。结果，许多的“看”虽能聚集，却彼此不能相容，相互挤压，正好比有限的食物能够分割，却无法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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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众》展示了看客通过他们的“看”下降成动物的过程。“看客—动物”的形象在鲁迅小说中出现过不止一次。

《阿Q正传》的末尾，阿Q被押赴刑场。大量的看客围过来“看”，吴妈也在其中。阿Q表现得一如既往，与看客们热烈地互动，而看客们报之以狼嚎一般的“喝彩”。这时的阿Q是看客戏剧的组成部分。他跟他们是同类。但是当阿Q再看吴妈，看见“似乎伊一向并没有见他”，然后阿Q再次看见那些喝彩的看客时，他刹那间想起了四年之前遇到的一匹“恶狼”，“永是不近不远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永远记得那双狼的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也正是这一刹那，看客和饿狼之阿Q的脑海中合二为一，并且比那真的狼“更可怕”。“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于是乎，阿Q抛弃了精神胜利法，冒出“救命”两个字。

在看客们动物化的对面，阿Q恢复了内在的人性。“救命”两个没有说出口，那是面对狼性时人希望拯救自己的呼救，是内心独白。无独有偶，在另一部小说《铸剑》中，不是看客变成狼，而是狼变成看客或作为看客出场。眉间尺孤身报仇，遇见楚王出城的大阵仗和大群的看客。这是小说中看客第一次出场，阻碍了眉间尺的报仇。神秘的黑色人帮他解了围。当眉间尺向黑色人献上宝剑和自己的人头之后，来了一群饿狼。它们“燐火似的眼光闪动”，跟阿Q看见的“鬼火”一模一样。狼只两口便吃掉了眉间尺的身体；它们同样只两口就吃尽了一匹同伴的身体。

鲁迅用重复的说法描写了狼吃人和狼吃狼，似乎想要强调吃人和吃狼没有区别。而其原因，正在于这里出现的“狼”只是无差别的饥饿和吃的代表，是某种“放着绿色眼光看”的动物。他们并不把同伴区别于人，但也不把同伴人化，而是把人和狼都食物化。

与这种没有语言的动物化的“看”相比，鲁迅在比如《理水》中塑造的文化山学者群像是根本不能同日而语的。对鸟头学者们，鲁迅的刻画除了是嘲弄之外，没有任何深度。那是夹杂了过多鄙夷之情的产物。过量的鄙夷阻碍了文学形象的升华。

《示众》中的看客是真正意义上的升华，其纯粹的程度使它们超越了好恶的意见领域，达到了概念。《示众》中的看客无关自私、愚蠢、怯懦、邪恶以及在社会世界牵涉到的任何其他问题，因为它牵涉的是所有这些问题的前提。看客的“看”实际是这个社会世界的塌陷，是“看”消灭自己。里三层外三层围成圈，把“世界”封闭在外，把胆敢进入世界内部的所有“工人似的粗人”驱逐出去。与之相比，敌人也是更有价值的事物。

在《示众》中，“围观者亦成了被‘示众’者”（王景山）。但鲁迅创造的是不可被示众的对象，是比没有看客的示众更为激进的“看”。这种“看”把它的主人不断动物化。你既不能拿动物示众，也不能对着动物示众。示众的权力因此落空了。

不过，对此并没有什么值得庆幸或遗憾的。动物化的“看”对于权力既没有肯定，也没有批判。它看到无，这仅仅意味着它以动物世界的方式与权力并存。在它的非人世界中，权力（power）下降为力（force）本身，从我们的角度说，就是暴力（violence）。

我们也许会异常惊奇地发现，这些面容模糊的看客，其实有一个面目清晰的最高代表：在鲁迅的小说世界中，有一个形象把他们“合众为一”了，他就是《铸剑》中的楚王。楚王的王妃在诞下一块青铁的时候，楚王似乎是一位颇有雄心的君王，他要用这块“龙子”打造一把世上无二的剑，“用它保国，用它杀敌，用它防身”。但是在得着天下第一的剑之后，楚王便不再是这样冠冕堂皇的君王。他的世界里面似乎已经不再有他需要继续攀登的阶梯了。他成了一个寡言少语几近于丧失语言的人，一个一切皆腻烦、凡事皆无意味的无聊之人，一个常常发怒便要用天下第一的剑来杀人的人。楚王与《示众》中的看客一样，对“解闷”有无度需求，对语言却极少依赖。他们的不同只在于，楚王有天下第一的剑和君王的权。因为这一点不同，楚王有能力变成冷酷的暴君。这位暴君在看客之“看”的引诱中失去警戒，中了黑色人的圈套。

我们不妨把看客看作是没有王权的楚王，反过来把楚王看作看客们的王权：一种厌弃自己的自我，和一种封闭的权力。这是楚王无聊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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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林刚，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哲学想要解释一切，政治想要改造一切。政治哲学探讨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它是两种有关“一切”的态度相遭遇的边疆地带，既连接，又区隔。我们用一些微弱的文字，在这块边疆地带建造一座叫做“螳臂馆”的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