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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企业发展的逻辑,变了
一、在中国做企业的两个关键市场规律与国家战略
站在2022这个时间节点回看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发展可谓是现代经济史上的神迹。2009年,超过日本,跃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家,“世界工厂”名副其实。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4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购买力评价为度量标准)。2020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突破100万亿元。在世界新冠疫情依旧肆虐的当下,预计2021年我国GDP增量仍将超美国,总量将首次超欧盟。我国GDP的繁盛离不开各个市场主体的共同参与,尤其是企业部门在市场经济规律下的正常运转。
经过对数百家行业内有影响力企业的追踪和分析,笔者认为,在中国做企业一定要抓住两个关键:一是对行业内市场规律的深刻理解;二是对中国国家战略导向的精准把握。在过去的四十多年,中国各行各业里涌现出了许多“教父”级企业家,他们因为历史原因,并没有接收过正统的学识教育,对市场的、管理的、营销的、运营的先进理念和方法掌握并不多,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做出成功的企业。这是因为,按照笔者的研究,他们对中国的国家战略有着潜在的感知,这种感知后来被他们谦虚地描述为“误打误撞入了行”,但后来看这些商业巨擘无一不处在国家战略的正中心。
同样的,读者们也可以在四十余年的企业发展史上找到这样的案例,一些海归或者民营企业家满怀热情地带领企业做到了几千万和几个亿人民币市值的时候,就停滞不前了,或悄然死亡或苟延残喘。这是因为,按照笔者的观察,他们没有对市场规律有敏锐的认识,也因而没有成为“求变、识变、应变”的少数人。然而,毕竟四十余年过去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愈发成熟,企业部门的掌舵人并不是像四十年前一样“脑袋空空”,在这样“恶劣”的内卷环境下,企业管理的转型和突围就一定旗帜鲜明地研究两件事:第一、所处行当的市场规律;第二、中国的国家战略。
我国工业拥有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是世界上工业体系最健全的国家。因而,所包含的市场规律千变万化,修行重在个人。但我们同处中国,所以笔者本文重点谈谈对中国国家战略的认识和思考,以飨读者。
二、双循环是发动机企业是新燃油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2020年提出的重要的发展战略,更是我国未来20年经济发展模式的“定调”。以国内大循环主主体不仅仅是解决我国产业结构性调整的权宜之计,更是经济发展基本规律的直观反映。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从1.8%上升至17%左右。因此,无论是就国内经济还是就国际经济条件变化而言,均要求推动经济朝着“大国经济均衡”方向发展。“大国经济均衡”不同于小国经济的重要之处,在于其“基本内向型”特征。“基本内向型经济”并非指封闭型经济,而是指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大国经济的投入和产出两个基本方面均主要依靠国内经济循环来实现。
国内经济循环的两个基本构成要素是供给和需求。
供给端,需要进行结构性优化,它的主线就是围绕“三去、一降、一补”展开。其中,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主要是解决不平衡的问题。在实践层面的集中体现则是近期中央企业之间的新设与重组,如中国星网集团、中国电气装备集团、中国物流集团、中国稀土集团的新设;“两化”重组的中国中化、中国电科重组中国普天、鞍钢重组本钢等。
需求端则要向让国民收入水平越来越高方向努力,在实践层面的集中体现则是疫情期间中央反复提及的“六稳”和“六保”。
由此,无论是供给端还是需求端,双循环这部机器的良好运转都离不开企业部门的参与,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概莫能外。当然,仅仅由企业部门的参与,着力提高企业的资源分配效率是不够的,还需要政府部门以及家庭部门的良性互动。
三、2022年是企业部门新一轮爆发的前夜
如果把双循环比作升级换代后的经济发动机,那么C端消费就是标号为92号的汽油,B端消费就是标号为98号的汽油。未来经济发展将更多地依赖98号汽油,也就是B端消费了。
长期以来,尤其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出之后,中国经济发展态势的好坏是以C端消费也就是家庭部门的经济变动为信号的。在大众的经济感知范围内,有影响力的企业大多数做的是C端生意,如改变人们通信和工作方式的微信、改变人民消费状态的淘宝、改变人民支付状态的支付宝、改变人民信息获取方式的今日头条、改变人民社交娱乐方式的抖音快手等等。
但从2022年,甚至说从2021年开始,B端消费也就是以企业部门的经济变动为信号的转型路径逐步清晰。一方面,B端企业部门的发展是赢得未来发展权,解决“卡脖子”技术的关键。另一方面,B端企业部门是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因此,未来中国的发展版图中,符合国家战略方向的企业部门会被摆放到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政府部门对该类企业部门的支持力度会越来越大,支持的方式会越来越多元。比如华为的“晚舟归航”便是缩影之一。
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将成为企业管理的“元起点”
在人类发展历史上,工业革命带给人类社会的变化是空前的。回看第一次工业革命,它代表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跃升,如蒸汽机的应用、纺织工业的机械化以及钢铁的使用普遍化。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次,工业革命只会带来生产率的大幅提升,并不一定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笔者认为,工业革命的本质应当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两个方面。
经济的发展意味着人均GDP的增长与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依赖于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产业内不断地技术创新,以及随之产生的更高附加值的产业不断涌现。
在1978年之后,我国发展之迅速超出预期,原因就在于此。在2020年以前,技术创新对发达国家意味着技术发明,产业升级意味着产业发明。而发明需要的不仅仅是大量的资本投入,更需要智力投入、时间投入,同时也承担着大概率的失败风险。而我国则不然,我国可以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的技术以及成熟的产业附加值高的产业,也就是通过照猫画虎获取后发优势。这一后发优势支撑着我国自改革开发以后的高速发展,但在2020年之后,随着我国经济体量的不断增长,大国效应不断溢出,我国的高质量发展逻辑也要求我们自身开始为新技术发明以及新产业发明做前瞻性投入。
所以,站在时间轴上往前看,新能源、物联网、高端制造属于新蓝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往后看,房地产、互联网、传统制造等属于老红海,存量空间,搏杀惨烈。
由此,在中国,摆在大大小小的具有民族使命感的企业管理者眼前的路,不多。一条是思考科技创新,做增量增值;一条是思考产业升级,做存量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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