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人工智能对劳动者的危胁：欧洲“全民基本收入”大讨论

全民基本收入的想法是这样的，即由政府来支付每一个成人公民基本的生活开销。无论你是贫是富，是否有工作，每个人都能得到相同的数额。没有任何附带条件。

全民基本收入的想法数年来都处于政治思想的边缘，但是在过去的一年中，它开始在主流智库和部分工党成员中获得了关注。硅谷也支持这一想法，包括此前表示支持的特斯拉创立者埃隆·马斯克。

全民基本收入的试验已经在世界很多地方进行，包括荷兰、意大利和芬兰。在英国，苏格兰政府正在考虑在格拉斯哥和法夫进行试验。

全民基本收入的支持者认为技术改变了工作的世界，所以目前的福利体系已经变得过时。他们认为，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进入了不安全的劳动力市场，他们必须在零时合同和兼职工作当中摇摆，而全民基本收入能够保护这些劳动者。

在欧洲，左派和右派政党都在推动为每个人提供一份基本工资，将此作为应对新的就业状况的方案。目前，这种基本工资正在试验中。

芬兰的试验

当米卡·卢苏宁在圣诞节后接到一封信，告诉他可以获得一笔每月560欧元的无条件收入的时候，他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刚开始我以为这是开玩笑。我不得不把信翻来覆去地读，以寻找一点证据能够证明这是假的。”

但是这位两个孩子的父亲并不是一场诈骗的受害者。他被选中参加一项由芬兰政府进行的试验，让2000名25到58岁的失业人员能够每月得到一笔560欧元的有保证收入，即“基本收入”，持续两年时间。这笔收入取代了原有的失业津贴，但是无论他们能否找到工作，他们都可以享有这笔基本收入。政府希望它能够鼓励失业人员在不担心失去自己失业保障的情况下，去寻找兼职工作。

卢苏宁住在康阿斯阿拉。从这座城市到我们见面的坦佩雷只需要坐半小时的公交车。坦佩雷是芬兰的第二大城市，被称为“芬兰的曼彻斯特”。就像曼彻斯特一样，19世纪工业革命为其创造的财富至今对其的影响仍然尤为突出。

今天，芬兰的经济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仍然在持续挣扎。在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通信巨头诺基亚恰好同时开始由盛转衰。卢苏宁在两年前的那个时候失去了自己面包师的工作，而经济的状况使他的求职道路异常困难。当基本收入试验项目随机选择参与者的时候，卢苏宁正处于失业状态，但当他收到信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了一名带薪的实习信息技术人员。

“对我来说，这就像在我的收入之外还能得到无偿收入——这就是奖金。”他对我说。但是他认为基本收入会对其他失业者产生巨大的影响，特别是那些有创业雄心的失业者。“如果你想要创办自己的公司，那你是得不到失业津贴的，即使你在创业的时候连续6个月都没有任何收入。你必须有积蓄，否则这就不可能。”

住在芬兰西部的尤哈·贾维南是另一位参与这个试验项目的人。他也赞同福利体系使失业者不得不谨慎行事。自从他自己的公司倒闭之后，他已经五年没有工作了。“我做了很多义工——为婚礼做视频，做网页——因为我喜欢干这些。但是在这个基本收入出现之前，我做这些事情不能收钱，不然我就麻烦了。”

芬兰的试验是全民基本收入的想法的一种实现方式：所有人都能从政府得到一笔无条件的收入，无论他们有没有工作。芬兰人总是被认为处于社会制度发明的最前沿，所以在芬兰进行这一想法的第一次全国性试验是十分合适的。

但是这种基本收入的想法已经融入进了当下时代的精神，它远远突破了斯堪的纳维亚的边界。硅谷的埃隆·马斯克、克林顿执政时期的劳工部长罗伯特·莱克、法国社会党总统候选人贝诺瓦·阿蒙以及韩国总统候选人李在明都是这一想法的支持者。周五的时候，格拉斯哥市政厅决定就当地的基本收入试验项目开展可行性研究。

基本收入的宏大想法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激进人士托马斯·潘恩。他在1797年提出，通过向地主征税，向所有21岁的人提供15英镑资金。从此之后许多哲学家都想象过类似的方案，但是在最近几年之前，这一方案在政治上一直都没有什么影响力，处于边缘的位置。

所以，为什么这一几个世纪前的想法突然从政治边缘来到了主流？

这一构想终于等到了它的时代？

越来越多的政治家、企业家和政策专家认为基本收入可能可以解决我们当下时代最重大的几个问题。一些近来认同这一想法的人们认为基本收入可以解决日益瓦解的福利国家。他们指出，当下的劳动力市场对于工资低、技术要求低的工作来说是异常凶险的：工资不平等越来越严重，兼职和临时工数量越来越多，以及不怀好意的企业常常能够逃脱剥削工人做法的责任。

这一冷酷的状况正好遇上了当下压力愈发严重的福利国家。我们的福利体系在设计的时候是一种积累性的失业保险。工人们在情况好的时候将钱积攒起来，到了暂时性的失业的时候，再取出钱。但是现在福利支出的一大部分被用于永久地支持那些收入无法供养家庭的人们。随着积累性的原则逐渐被蚕食，为了重新建立合法性，政治家们在这一体系当中植入了许多惩罚性措施，求职者只要犯了小错，就会失去他们的福利。

安东尼·潘特是RSA智库的一位主任，他所描绘的景象对于看过肯·罗奇的电影《我是布莱克》的人来说一定很熟悉：“由于你去职业介绍所赴约的时候迟到了，所以你必须接受惩罚。职业介绍所不认可你在学校学的课程，所以你必须接受惩罚。津贴不能按时付给你，所以你欠债了，欠了房租、欠了食物赈济处的钱。这就是成千上万低收入或者无收入的人所面临的现实——他们到处都遇到陷阱，很难逃脱。”

潘特认为如果有每年接近4000英镑的全民基本收入的话，就能显著改变上述情况。这点钱不能使人马上脱离贫困，但是人们就能够有一定的自由度接受新的培训，或者是等待一份有未来的工作，而不是被迫接受任何空缺的职位。

芬兰政府也认同潘特的想法。社会事务与健康部长皮尔科·马提拉告诉我：“社会保障体系随着时间变得有点复杂，现在需要简化它。”她希望那些芬兰试验的参与者们能够更轻松地找到短期的工作，或者是自己创业。

马朱卡·杜鲁南是负责这项试验的公务员，她指出人们报告临时性收入时所面临的复杂手续和不确定性：“如果你有一份兼职的话，你必须每四周申请一次津贴。你的雇主可能有很多，你得要等他们都把工资单给你。然后还需要等一到两周才能处理好你的申请。你不知道你会得到多少津贴，你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得到这些津贴，所以你根本没法提前计划。”

另外一些基本收入的支持者指出了更加宏观的理由。除了目前福利国家制度的瓦解之外，基本收入更是为了应对当下机器人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所导致的失业状况。我们可以更自由地享受闲适的生活，但是如果没有工作，我们就需要找到一个收入的来源。

随着一系列有关自动化将潜在威胁多少工作的报道登上头条，上述的观点开始越来越流行。2013年，牛津大学马丁学院的卡尔·弗莱和迈克尔·奥斯本预测，美国有47%的工作“很快，可能就在一二十年内”将面临被自动化取代的风险。他们之前已经预见到一系列的发明，比如无人驾驶技术，将会取代出租车驾驶员、货车司机和专车服务。

这些预测使罗伯特·莱克等主流思想家开始警告，一个缺乏工作的未来可能正在到来。“想象一个叫做i-Everything的设备，”莱克在去年九月写道，“这台小机器能够做所有你想要做的事情，也能给你所有你需要的东西。”他认为，随着工作数量的减少，资源就必须从未来那些技术的拥有者那里重新分配给剩下那些技术的消费者。根据莱克所说的，全民基本收入“几乎肯定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所以，在一部分人那里，基本收入正在变成公共政策世界的阿司匹林：这是一种神奇的药，能够解决从福利体系的困难到替代那些人们认为将会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的工作等多个问题。那么，这种政策有什么限制？

谁来给全民基本收入买单？

最明显的限制是支出：为每个公民支付一笔无条件收入可不便宜。即使是数额较小的提案，其总额也会让白厅的人感到震惊。潘特估计，他提出的一份接近4000英镑的年基本收入提案，每年需要支出大约180亿英镑的总额。这还是在取消了个人免税额来支付基本收入之后的数目。这就等同于所得税的基本税率上调3%。国家在此基础上还必须继续支付住房和残疾补贴。如果基本收入再上升一点，那么支出总额将迅速上升。

如果公众不愿意交这部分税，那么支出永远都是问题。那些显示人们支持基本收入的民调——欧洲的一项民调认为64%的成人支持这一想法——总是忘了同时也问公众有没有准备好交足够的税来支付基本收入。因此，基本收入将需要我们的政治架构做出根本的改变：要有一位领导人能够在推动不受人欢迎的增税过程中仍然感到游刃有余。去年，瑞士曾就一项没有具体规定基本收入数额的提案进行过全民公决，最终有78%的瑞士选民投了反对票，虽然这次失败部分是因为推动这项提案的宣传人员呼吁基本收入要达到每月1765英镑，这是一个极其慷慨的数额。

不仅仅支出是一个问题。批评这一想法的人警告，全民基本收入很可能无法实现支持者所说的好处。社会保障专家德克兰·加夫尼最近向英国议会下院工作与养老金委员会提供了证据，他指出：“现在的（福利）体系很严酷，但是它不一定必然是这样的。如果说因为它自身存在问题，就把基本收入牢牢放在制高点上，这是不诚实的。”他还强调，免去享受福利的人寻找工作的责任是高风险的，因为这样就可能鼓励那些人长期不去工作。

更加根本地，许多劳动市场经济学家挑战了机器人将偷走我们的工作的想法。历史上，由于技术进步，工作一直在消失：自从洗衣机普及之后，就很难再找到很多洗衣女工了。但是经济一直在创造新的工作，来替代消失的工作。

很久以前，人们就在预测工作要消失了。1891年，奥斯卡·王尔德写了《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描述了一个机器完成所有工作的世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则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预测，技术将会允许我们每周只工作15个小时。

加夫尼说：“我年纪足够大，还记得30年前人们为工作的终结做出了同样的论证。那个时候是有关去工业化，现在是有关自动化。那个时代的教训不是我们应该付钱让人们离开劳动力市场，而是当人们失业的时候不要让他们积压起来。如果你觉得大量工作要消失了，那你就得要执行那些能够支撑人们找到新工作的政策。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这件事做得不彻底，因此，许多失业的人们再也没能找到工作。”

彼得·诺兰是莱斯特大学管理学院研究工作的教授，也是可持续工作和未来雇佣关系研究中心的主任。他说，工作终结论基于的是对私有领域做出的不现实的假设。他说：“有关于未来几年多少工作将会被自动化取代，已经有许多预测。这些预测是基于技术力所能及的整个范围的，而不是基于公司将在多大程度上使用技术的证据。”

“直接由自动化跳跃到对基本收入的需求，这样的讨论是错误的。必须同时也讨论工作场所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我们如何应对它们。我们所做的研究已经提供了相当多的证据，可以证明一些产业对于技术的使用，是在恶化工人的工作条件。”

他指出了好几个行业的案例，其中工作终结论根本行不通。在物流行业，公司所使用的技术并没有取代仓库工作人员和运输员，而是对他们增加监视来控制他们的工作模式，降低员工的自主性，降低他们工作的技术要求，同时也影响了他们的自尊。放在手腕上的技术允许老板每一分钟都监视员工的活动，甚至包括上厕所的时候。

在英国东米德兰兹地区，衣物生产在很长一段的衰退和生产外迁之后，重新开始了增长。但是诺兰的研究中心发现，这些工作中有四分之三只提供大约3英镑的时薪，这比最低工资标准的一半还低。由于最低工资标准执行不力，英国的公司正明目张胆地回到过去血汗工厂的工作方式。诺兰认为，我们必须注重更好地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法律，并通过法规改善工作条件。

一部分人甚至认为基本收入有可能会促进这种剥削。缺乏原则的雇主可能进一步地使用危险的雇佣模式，因为他们知道总是有基本收入能够帮助劳动者渡过难关。芬兰参与型经济智库是一个位于赫尔辛基的激进经济智库，而它的创立者安蒂·乔赫南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我认为硅谷技术行业的CEO们会认为基本收入对他们有好处，因为这就会允许像优步这样的平台压低支付给司机的钱。”

为什么硅谷正推动基本收入的方案，而其中最成功的公司——苹果和脸书——正竭尽全力降低自己的税负？很难说这不是因为如果这么做的话，技术行业可以把责任推到政府身上，而自己不用为他们从中获利的社会担负任何责任。

乔赫南原则上支持基本收入，但是他认为更值得注意的是芬兰的试验是由一个中立偏右的政府进行的，这个政府是支持财政紧缩的。他说：“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下，这可能会变坏。”

芬兰的左派对这项试验则意见不一。一些人认为这是朝向全民基本收入的一步好棋。但是芬兰的工会历来都反对它，担心这将损害他们的集体谈判力量，也担心它将成为右派取消最低工资标准的一种方法。

左派恐惧的是，右派可能将基本收入作为实现自身目标的工具，而这远远不是毫无根据的。类似美国自由主义者查尔斯·默里这样的人一直在说，基本收入可能可以用于直接废除福利国家。在英国，保守派大臣逐渐推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富裕家庭的减税政策，同时减少了那些根据收入而确定的福利，这些福利是经济需求最严重的人们所依赖的。这些行动足以让人们警觉起来。

基本收入的想法能够拯救左派吗？

英国的工会对此更加有兴趣，可能是因为相比芬兰工会来说，他们本来就没有多少集体谈判力量，所以再失去一些也没有关系。贝卡·柯克帕特里克是一位社区组织者，也是Unison工会西米德兰兹郡分会社区分支的主席。她被基本收入的想法所吸引的原因之一来自于她本人作为一名兼职护工的经历。她说：“如果我那时候有基本收入的话，我就可以投资更多的钱来支持我残疾的妹妹。”

柯克帕特里克赢得了她所在的分支对这一想法的支持，Unison工会西米德兰兹郡分会要求西米德兰兹郡郡长候选人保证当选后进行基本收入的试验。

尼基·丹西是GMB工会伯克郡和北汉普郡的分支秘书，她是另一个支持基本收入项目的草根工会成员。她说：“基本收入可以为工人提供足够的资金保障，让他们在工作中为自己的利益奋斗，加强工会运动的力量。”

基本收入现在得到了TUC，GMB和Unite三个工会的支持。“左派和工会在近年来过得很糟糕，现在我们需要一场大胜。全民基本收入可以潜在成为这场胜利。”丹西说。

左派的其他人也赞同这一说法。约翰·麦克唐奈尔是工党的影子大臣，过去曾经对于基本收入表示欢迎。这个月早些时候，他宣布他正在建立一个工作组，对这个想法进行考察。自从2010年工党败选以后，党内始终在寻找对于去工业化、工资不平等的加剧和经济不安全感的答案。这些领域被英国脱欧阵营极其有效地利用了。埃德·米利班德所提出的“负责任的资本主义”在2015年公投中被完全击败。大概，现在应该试试别的东西了。

约翰·克鲁达斯是达根汉姆和林汉姆的议员，他对此表示反对。我去年在第四电台节目上与他交流过有关基本收入的内容。“我看不到（体育直销的老板）迈克·阿什利进入一个“后工作”的世界，或者在他位于东、西米德兰兹郡众多的工厂中进行自动化，”他说，“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这个？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低等工作。”

克鲁达斯担心基本收入会干扰左派，使之偏离其历来担负的使命，即改善工作质量。“劳动者如何发出真正的声音，让工作环境更多给予人尊重，这一问题左派还没有解决。”

“但这不意味着，当你追寻某种未来学——这更多源于亚瑟·克拉克，而不是卡尔·马克思——的东西，你就没有责任去找到这个传统问题的答案了。我把这个看成是左派对于政治斗争的放弃。我对此感到悲哀。”

在左派基于工作终结论而推出的基本收入新方案中，经济和政治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似乎消失了，克鲁达斯对此的观察显然是正确的。鉴于今天的技术大公司竭尽全力避税的表现，我们很难看到未来的机器人拥有者会为其他人支付一笔基本收入。如果去掉工作应当得到正当报酬的想法，左派还剩下什么？亚瑟·克拉克的科幻和卡尔·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是根本不能比的，而左派放弃马克思正是毁灭自己的表现。

不过，对于坦佩雷的米卡·卢苏宁来说，基本收入能够帮助他认识我们这个变化中的世界。“我们现在可以从事更多的自由职业和兼职工作，越来越多的人们同时做几份工作，”他说，“我将基本收入看作对于我们正在变化的经济文化的自然反应。”

但是，鉴于英国左派内部意见不一，右派政治家则对此缺乏兴趣，支持基本收入的贸易工会成员，比如贝卡·柯克帕特里克，可能要面对一场长期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