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一周书记：“敞开的门”与……“此时此刻”

当代艺术在中国的发展似乎有可能出现一种新的，虽然并非整体性的转折：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开辟一种新的艺术空间，以地域性、现场性、互动性、多种媒介手段和现实问题意识为基本导向，艺术家与公众的关系更趋向于合作者的角色和真正的交流关系，这是近来我参与珠三角地区一个名为“居民”的当代艺术项目的突出感受。从根本上说，艺术的当代性很难脱离当代社会的实存及其思想表现而存在，艺术的重要性在于艺术与外部世界的连接。正是这些因素使我考虑戏剧形式在我们这个特定的“居民”项目中的作用与可能性，而《敞开的门：彼得·布鲁克谈戏剧和表演》（于东田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11月）真的就是一束适时投入的光，照亮了暂时还只是存在于我想象中的舞台。

本书收入英国著名戏剧与电影导演彼得·布鲁克谈论戏剧创作的三篇文章，内容涉及如何以想象力塑造剧场空间、如何理解戏剧的本质、演员与观众的关系为何极为重要、如何才能满足观众的情感需求与审美需求、演员的训练究竟是什么以及在印度、伊朗等地观摩戏剧的所思所感等。到底什么是戏剧？那些从未“搞”过戏剧的人究竟能否也来“搞”一下？布鲁克在书中引述了他在另一部著作中的一句话：“我可以选取任何一个空间，称它为空荡的舞台。一个人在别人的注视下走过这个空间，这就足以构成一幕戏剧了……”（第5页）这是最简洁的戏剧论，一位南非导演就是在它的鼓舞下发起了一场黑人剧场运动。是的，只要你有这样的愿望，没有谁是没有条件“搞”戏剧的。但是，布鲁克很快又让我们清醒过来：别以为真的人人都是演员、到处都是舞台、随时都能产生戏剧，如果是那样，戏剧就没有必要存在了。

但是这些“老生常谈”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布鲁克的经验给予我们的真实启发。“我们开始在那些被称为‘剧场’的建筑以外的地方进行戏剧实验。……街头、咖啡馆、医院、神庙遗址、非洲的村庄、美洲的停车场、军营、城市公园的混凝土长凳之间……演员积累的最主要的经验是：他们要一直在看得见观众的情况下进行表演，而不是像他们以前习惯的那样演出时看不见观众。”（第6页）他说，“戏剧的本质全在一个叫作‘此时此刻’的迷里面。”（81页）就是在“此时此刻”，我们得以释放出所有的思想、情感、表述体验，而观众也被彻底卷入；这样的“此时此刻”既是强烈的，也是危险的。因此，布鲁克说：“政治压迫总是最看重戏剧的作用。在依靠恐惧来统治的国家里，戏剧总是独裁者最小心和最害怕的形式。因此，我们有越多的自由，就越应该懂得和认真做好每一场戏剧。”（同上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重要的是此时此刻的真实”，才能明白最成功的戏剧演出必须是“这时候，形式就完成了它的使命，把我们带到了这个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时刻。这时候，门敞开了，我们的视界改变了”（92页）。

在进入英国脱欧、特朗普当政的时代之后，比较普遍认同的共识是：在经历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外来移民威胁、工资增长长期停滞、经济收入不平等加剧、就业困难、中产阶层的被剥夺感不断增加等失败经验之后，维持现状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反全球化的啸声中，重新思考资本主义、争论资本主义是否正在走向终结，进而提出取代或超越资本主义的方案已成为当下时髦的思想议题。

美国历史学家杰瑞·穆勒在2002年出版的专著《市场与大师：西方思想如何看待资本主义》（佘晓成、芦画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月）中似乎预先为当下的讨论提供了一份可以作为参照的思想史图谱，包括伏尔泰、亚当·斯密、埃德蒙·伯克、黑格尔、马克思、熊彼特、凯恩斯、哈耶克等十六位近代以来的思想家被重新召唤出来面对资本主义与市场。作者说：“我的目标就是发现这些大师们是如何看待市场的，是怎样思考市场的，以及市场在当时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第8页）这正如《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所说，作者的意图是“给了市场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最尖锐的批判者一次全面和公正的听证”。

与同类著作相比，穆勒此书特别注重的是思想家在思考资本主义这个主题时各人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以及生活环境，同时追溯他们与历史上相关思想谱系的联系，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该书既是在历史还原中观看“大师”如何看待资本主义，也是在思想谱系的还原中观看新思想是如何从旧思想中发展演变来的。这也就是思想史研究中的剑桥学派路径，强调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认识思想文本。实际上，这可以看作是一部以思考资本主义为主题的近现代思想史，所涉及的政治、伦理、文化等议题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

而与三个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史相对应的是，对资本主义本身及其衍生影响的研究也一直是近代欧洲学术界的思想主线之一。对此，穆勒特别强调两点：一是对资本主义及其衍生影响的思考并非仅仅来自于经济学家，同时也来自于其他重要的思想家；二是对资本主义的当代评论不仅往往忽略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相关议题，而且“将本源上就一直存在的紧张对抗错误地描述成当代新出现的致命矛盾，或者将过去曾经提出的潜在有益的质疑彻底遗漏”（第2页）。后面这一点尤其切合当下的评论，其中的确有不少“重新思考”是建立在遗忘的基础上。

在“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呼声中，被召唤最殷的思想家自然非马克思莫属。穆勒在书中第七章对马克思有详细论述。他认为在1840年代的德国、英国和法国的历史情境中，马克思、恩格斯在1843年到1847年间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将会把广大民众推入痛苦深渊的论断显然看起来是有道理的（218-219页），但他也指出在写作《资本论》时，马克思所引用以支持其结论的证据是被有选择地提取出来的，另外，许多极端的例子来自非典型的工业。穆勒认为马克思所描绘的关于资本主义工业化代价的图画是不完整的，更像是刻意搜集并揭发丑事，而非客观均衡的分析，读者不可能从中了解到英国工人阶级在1850年至1865年间实际薪资的增长和每周平均工作时间的逐步减少等情况（252页）。他认为：“马克思期待中的革命没有在欧洲爆发的原因是马克思忽视了一些因素——有些甚至就摆在他的眼前。”（256页）

杰瑞·穆勒

但是在另一方面，穆勒对捍卫市场与自由的保守派代表人物哈耶克也不乏批评性的评判。他认为哈耶克思想中的片面性使他无法认识和评价市场机制的负面效应，更无法提出弥补措施及其合理解释，当他强烈反对政府强权对个人自由的压迫时，却忽略了私有者强权对雇员个人的压迫（475页）。在结论部分，穆勒对“大师”们的资本主义分析之间的矛盾冲突做出这样的解释：“在某些关键问题上，斯密和马克思或者马尔库塞和哈耶克，是不可能同时正确的。有时，他们的观点确实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在其他一些时候，他们只不过是具有相互的张力而已。……有些张力是致命的冲突，然而有些是建设性的。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如果激烈的张力被误认为致命的矛盾冲突时，反而会产生建设性的结果。”（479页）虽然这还是属于历史的判断，但也可以看作是穆勒对今天的资本主义终结论的一种婉转的批评。

从穆勒的思想史研究回到现实的经济全球化中的激烈冲突，可以借助赫希曼的发展经济学视角及其核心观点来思考是否及如何“改制”的问题。赫希曼认为许多经济发展的进步都不是由于在制订计划时就有心想到并作为发展目标而得来的，而是正因为没有想到才有可能发生。那么，对“改制”的目标可以积极探索，但不必夸大与神化。另外，赫希曼提醒人们注意在经济增长“祛魅”之后，它在政治领域的“灾难性副作用”就会在现实世界中四处漫延，他深感不安的是许多政治灾难恰恰就是经济学家造成的。赫希曼的观点对急于宣布资本主义的死亡和建立新的替代方案，更是值得认真思考的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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