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妈”的经济学解释

“虎妈”面面观

当父母就是一场不断打怪通关的历程，现在在大城市的父母，可能很少有气定神闲作“猫爸”的，大部分或自愿或被迫的成了“虎妈”，更有甚者，成了传说中的“变态娘”：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却舍得拿大把大把的钞票送给培优机构；孩子上学父母工作、孩子培优父母作陪，节假日不属于孩子也不属于家长；眼睛盯着的是考试成绩，耳朵听的是各路有关教育的小道消息，鼻子还要灵敏嗅出暗流涌动的培优市场孰优孰劣，口口谈论的也都是培优呀！

我一度以为那样的“虎妈”、“变态娘”只是个案，但早几天的闺蜜聚会着实使我从云端上摔到了凡世间。一位闺蜜在某大型国有企业工作，孩子户口理所当然的是单位集体户口，且在西城区。好在房子买得早，原在宣武区，后来宣武和西城两区合并理所当然的也在西城了，其次夫妻收入大致在上中产，就是这样的背景，为了女儿的“幼升小”，拉关系择校和上培优都用上了，用闺蜜的原话说：“我想通宵排队，但是电脑派位也没给我这机会呀！”我感叹道她这也算是十八般武艺全用了。另一位闺蜜更狠，为了女儿可以上中关村一小，直接投资学区房。

纵观“虎妈”的通关秘籍有四。第一，学区房，从“宇宙中心”五道口每平方米10万元以上的学区房，到西城区文昌胡同单价超过45万元的天价学区房，这些报道一次次出现在报端。尽管今年年初教育部办公厅下发《关于做好2016年城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要求，在目前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择校冲动强烈的地方，要根据实际情况，积极稳妥地采取多校划片，将热点小学、初中分散至每个片区，确保各片区之间大致均衡。但从二手房机构网站发布的房屋价格来看，西城、海淀等区二手学区房溢价率仍居高不下。而同样的剧情在深圳、济南、青岛、西安等地都在重复上演。

第二，拉关系择校，曾几何时“共建生”、“条子生”等是拉关系择校的衍生物。教育部于2014年2月下发通知，专门针对19个重点大城市的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提出详细的时间表：到2015年，这些城市100%的小学划片就近入学，90%以上的初中实现划片入学。但是仍有人想尽办法择校，而“政策保障生”又成了“共建生”的升级版。

第三，提前学成“牛孩”，从凌晨4点开始，家长带着小板凳和iPad赶来，一边排队领号一边玩游戏，只为在知名培训班“占坑”，甚至给还没开始上幼儿园或者幼儿园小班的孩子报名。上海市教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幼升小”家长有关“提前学拼音”等问题的焦虑——拿出数据，语文教学专家、幼儿心理专家、小学校长等齐上阵，劝说家长“千万不要提前学”。这是全国省一级教育主管部门，第一次在暑假前向社会上“提前学”的风气宣战。

第四，排队，尽管京籍小孩的“幼升小”已经不再需要排队了，但是吉林的“虎妈”依然用这种最传统的方式通关。

走在这样的通关之路上，“虎妈”整天都在忙着学秘籍，着急和别人抢位子，想不“变态”都难！

供给不足和分配不公是“虎妈变态”的根源

其实，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资源稀缺是无处不在的，你争我抢是正常的社会现象，而且只有这样，资源才能流向最能发挥它用处的地方，提高经济效益，也就是经济学中经常提到的边际效用最大化。但是，既然人与人之间对物质资源的争夺总是存在的，为什么只有目前才让我们觉得“虎妈”通关之路走起来异常“变态”呢？我想，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义务教育资源相对私人物品来说更加稀缺，导致对其争夺异常激烈，从而使得“变态虎妈”的出现成为可能。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飞速，物质资源得到了极大的丰富。绝大多数产品已经从供不应求转向了供过于求，但是，相对于市场供给的产品品类极大丰富而言，许多公共资源的供给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例如，从公共教育支出占 GDP 比重上说，我国教育投入总量仍严重不足，与世界众多经济大国相比存在差距。

2005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2.82%，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8%。到2012 年此比重刚达到4%，而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在1998年就达到了5.8%的平均水平。在教育经费投入整体不足的情况下，我国财政用于义务教育的支出水平较低。2003年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仅占全国教育经费的 46.8％。而国际经验显示1995-1997年部分国家对初、中等教育的投入占公共教育投入的比重分别为：印度 78.3％、巴西 73.8％、韩国 92％、美国 74.8％。此外，因为义务教育经费主要来自地方财政拨款，显而易见，义务教育资源在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地区间的配置严重不平衡，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义务教育经费投入越不足。2003年，上海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达到7030.12元，北京达到5245.24元，而最低的贵州只有694.91元。2005年年底，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国发〔2005〕43号），并以雄厚的中央财力承担了大部分的义务教育支出。2010年，上海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提高到18982.88元，北京提高到19762.13元，而贵州仅提高到2962.16元。这种因教育投入的差距导致教育发展不均衡和教育机会不均等的状况有所缓解但是依然显著。

相对于各种可以选择的私人物品来说，由于义务教育资源是大家生活中都离不开的，因此，在较为稀缺的情况下，公众对其争抢的激烈程度就会随之上升，进而就可能产生焦虑情绪，从而客观上为“虎妈”、“变态娘”的出现，甚至流行准备了条件。

作者最近发表在《经济研究》的《公共资源与社会信任：以义务教育为例》一文通过实证分析表明，当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提高1000元后，居民信任陌生人的概率上升0.53%，能部分缓解其焦虑情绪。相对于城市居民特别是一线城市居民关心优质义务教育资源而言，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居民可能更加关心供给数量的变化，而不是供给质量的改变，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小学教育资源供给数量提高将显著提升居民社会信任水平。文章还指出，在一些地区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教育质量不高、教育效果较差等问题。在控制相同的教育质量后，公共资源供给数量的改变对社会信任的影响依然显著存在。

其二，义务教育资源分配中存在的乱象导致“虎妈”、“变态娘”的流行成为现实。

义务教育资源的相对稀缺，导致它的分配显得异常重要。尽管我国先后颁布了《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等教育法律，推进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工作亦取得了较大成绩。但不可否认，我国的义务教育法律体系仍欠缺系统性与完备性，特别是欠缺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专项法律法规，缺乏对各级政府教育投入行为的详细界定与明确规范，政府自由裁量空间过大，教育部门主导下形成的校际间的巨大差距导致优质教育资源分配极不平衡，择校过程的不透明、不平等、不公平现象仍然相对普遍。以“占坑”为例，所谓“占坑班”是指公办重点学校与社会培训机构合办、面向小学生的学科培训机构，目的在于从中选拔优秀学生升入本校初中。进了这种班，就相当于向重点中学预约了一个位置，占了一个“坑”，只有占了这个“坑”，将来才有可能被“点招”进入这所学校。因为“占坑班”背后都有着各个名校的影子，所以如果孩子不是特长生或市级三好生，家长又没钱没权，那么在通关这条路上，“占坑班”是民众最容易够得着的门槛，也是相对靠谱的办法。而所谓的“坑”，其实就是名校的入学名额，一个班的“坑”越多，其含金量越高，也就越受家长的追捧。而培优机构工作人员可以帮孩子交上简历，使其提前通过特长被点招。当然工作人员也承认一方面名校的点招机会会向相关培优机构倾斜，另一方面不是任何机构都能获得点招机会。

可见，义务教育资源供给不足为“虎妈”、“变态娘”的流行准备了温床，而不健全的义务教育资源分配体系促发这种潜在可能变成了现实。《公共资源与社会信任：以义务教育为例》的实证分析结果证明了我们的假设。由于居民对义务教育资源的争夺能力存在差别，因此他们对这种变化的敏感性也就存在不同。当义务教育资源供给不足导致人们之间的不信任程度加剧时，这种效应对于争夺中处于较弱势地位的群体来说应该表现得更为强烈。

加大供给和公平分配是“虎妈变态”的解决之道

如果不论“猫爸”还是“虎妈”，孩子都可以有“学”上，有“好学”上，那么就没有“变态娘”了，可那会不会只存在于迪士尼的童话世界里呢？为了实现这样的“中国梦”，根据上面的分析，至少有以下两点是可以做的：

第一，加大公共资源的供给。古人说的好，仓廪实而知礼节。在教育经费投入整体不足的情况下，用于义务教育的支出水平较低，同时在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地区间的配置严重不平衡，估计没有哪个父母会是悠然自得，置身事外，更可能出现的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因此，必须要千方百计地扩大义务教育资源供给，这是根本的解决之道。政府无疑是资源的主要供给者，但也应该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支持民办、私立教育的开展，资助企业、团体、个人参与义务教育学校建设，提供多样化、优质教育，这样才能够更快地提升义务教育资源的供给数量和质量，实现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有“学”上和上“好学”的愿望。实现居民无论是租住还是自有房产，他们的孩子都可以免费上该区域的公立学校，甚至可以免费坐校车的愿望。

第二，要健全并严格执行公平合理的分配机制。义务教育资源的分配涉及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需要广泛地征集意见，制定公平合理的分配规则。一旦这个规则制定下来，还要认真执行，防止“截留、挪用”“跑冒、滴漏”等违规行为的发生。此外，硬件教学条件提高的同时，组建教育集团、完善教师轮岗流动制，都是实现全民义务教育公平性的国际经验。

（原文经授权转载自《经济学家茶座》第73辑，微信公众号：cneconomist。有删节。原题为：“‘虎妈’的通关之路可以不‘变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