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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关系、南北差异:《世说新语》中幽默的正确打开方式

董铁柱
2022-02-22 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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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是叙述语调中的主旋律之一。如果我们把名士们之间的对话视作一种表演,那么他们的演出多少带有一点喜剧色彩。

在《世说新语》中,这种可以给名士们带来自由感的幽默主要来自几个方面,包括长辈、男女关系、地域、政治和生理缺陷等。这些方面一般来说都是需要特别注意言语的领域,谈论时的禁区较多,对言语的使用也比较讲究。正如瑙克斯所说,人们在谈论这些话题的时候,默认或预想的是一个严肃的语境,使用的是礼貌的语言。在这样的预设下,当秩序被某些出人意料的言语或行为所打破时,人们在意外的同时,情绪更容易得到释放,获得瑙克斯所说的情绪上的快乐与“自由”。

长辈

《排调》篇第2则很好地诠释了当时的名士如何开对方长辈的玩笑:

晋文帝与二陈共车,过唤钟会同载,即驶车委去。比出,已远。既至,因嘲之曰:“与人期行,何以迟迟?望卿遥遥不至。”会答曰:“矫然懿实,何必同群!”帝复问会:“皋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尧、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时之懿士。”

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称呼尊长必须要回避他们的名讳,直接称呼对方父亲的名字是一种无礼的行为。对自己父母以及他人父母的尊敬,是社会广泛接受的基本习俗。在第三章中我们已经看到,《任诞》篇第50则中当王忱问桓玄要温酒时,仅仅是因为提到“温”这个字,桓玄就觉得对方犯了自己的家讳而流泪,而王忱在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也夸赞了桓玄。可见对长者的尊重是当时的共识。正是由于对长者的尊重是正常社会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对长者开玩笑具有了特殊的笑点。也就是说,最严肃的领域,恰恰是幽默的最大温床。在此,在原本个人应该用符合道德行为来彰显自己价值的领域,名士们选择用和道德行为相左的幽默来凸显个人的品性。

钟会和晋文帝等三人的对话表明了他们所处的公共空间的自由性。他们也许官职不同,地位有异,可是当他们相处之时,可以不顾及这些身份,自在地用言语开对方的玩笑。地位尊者不用忌讳自己对地位较低的人开玩笑而被他人认为仗势欺人,地位卑者也无须担心自己对地位较高的人开玩笑而遭对方报复。双方更多的是在语言上作较量,展示自己的应变能力和语言才能,用对方的长者作为开玩笑的对象不过是让较量充满趣味,而并没有真正的侮辱之意。在这则故事中,双方作为讲笑话的一方和听笑话的一方都认同这样的文化共识,而这样的互相调侃则反而能让他们不但没有感到冒犯,反而会让彼此觉得更加亲近,因为只有亲近的朋友之间才会觉得这是一种幽默,而不是一种无礼的冒犯。这也足以证明当时政治气氛的轻松,让观众去除魏晋之际政局动荡对人残酷束缚的成见。

“长辈”作为幽默的重要话题之一有可能会让人觉得冒犯,《排调》篇第33则说:

庾园客诣孙监,值行,见齐庄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试之,曰:“孙安国何在?”即答曰:“庾稚恭家。”庾大笑曰:“诸孙大盛,有儿如此!”又答曰:“未若诸庾之翼翼。”还,语人曰:“我故胜,得重唤奴父名。”

“盛”正是孙安国的名字,而“翼”则是庾稚恭之名,“诸孙大盛”和“诸庾翼翼”也意思相仿,在字面上都是在夸赞对方家族人才众多。而小朋友在回家后对人说自己赢了,因为他叫了对方父亲的名字“翼”两次,而对方只叫了一次。

这则故事表明,连小儿都知道一方面父讳是不可冒犯的,而另一方面如果有人冒犯了,则可以且应该正面还击,而这样的还击,就是一场竞争或是交锋,因此齐庄会得意地说“我故胜”。不过,这也意味着这次交锋很可能只有庾园客从中感受到了幽默或是有趣:他是故意逗齐庄的,为的是试验一下小朋友的才华,因而当小朋友迅速回应的时候他哈哈大笑;而齐庄却是认真地把对方的话视为挑衅,对他来说很可能这本身并不有趣,赢了这场交锋才是意义所在。很显然,齐庄虽然才华过人,却依然是个小朋友,并没有理解庾园客开玩笑的初衷。因此这一故事中的“知”是单向的:只有孙盛了解并欣赏小朋友的才华。

这意味着对幽默的领悟需要一定的年龄和阅历。正如杰瑞·帕尔默(Jerry Palmer)所言,如果一个人在讲笑话的时候,听者无法感受到其中的幽默,反而觉得是一种冒犯,那么对他来说幽默就会失去功能。但是,对讲述者来说,对方没有领会幽默却有可能反而让他觉得更加有趣,因而庾园客会哈哈大笑。对庾园客来说,自己在这一场对话中也获得了胜利,成功地逗得年幼的齐庄反击,而这样的反击正是庾园客所预想的。如前所述,幽默作为一种竞争可以让双方都获得满足,觉得自己是胜利者,而不像清谈那样有着较为明确的高下之分。庾园客和孙齐庄各得其所,这大约也正是幽默的社会功效吧。

男女

男女关系也是《世说新语》幽默的内容之一。和古希腊人动辄用性器官开玩笑相比,魏晋名士的幽默之言有趣而不流于粗俗。《排调》篇第11则说:

元帝皇子生,普赐群臣。殷洪乔谢曰:“皇子诞育,普天同庆。臣无勋焉,而猥颁厚赉。”中宗笑曰:“此事岂可使卿有勋邪!”

这则故事的幽默来自晋元帝司马睿,从中也可以体会出司马睿和大臣之间友善的关系。在这一场景中,殷洪乔并不是司马睿讲话的唯一听众,其他大臣以及作为读者的我们都感受到了司马睿的幽默。这一方面表明司马睿的应变能力很强,可以轻松地把原本显得有些尴尬的“马屁”转化成幽默,而他的话中所包含的幽默,可谓是历时而不衰的,一千多年后的读者依然可以感受到有趣而会心一笑。不需要用任何一个与性器官有关的字眼,就可以让大家对男女之事心领神会,这也许就是中国式幽默的特点之一。

另一方面,这个故事也说明当时的君臣关系相对比较随性而融洽,这或多或少是由于司马睿势力不强,需要依赖以王导为首的群臣支持,但客观上则在原本应该是严肃的场合呈现出一种自在的局面。这样的自在并不是个人打破礼教的结果,而是作为君王的司马睿通过幽默来传达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则故事中,司马睿开的其实是“自己”的玩笑。当他对殷洪乔说这件事情你怎么可以有功劳的时候,其实自己也成了玩笑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司马睿并不在意自己成为玩笑的对象。这也许是因为主动让自己成为玩笑的对象可以让别人更好地通过“笑”来了解自己的气度。

《排调》篇第8则所讲的故事中,王浑的妻子也是主动开自己的玩笑,而这个玩笑也和男女关系有关。这或许告诉我们和男女关系有关的玩笑最好是自己开自己的,如果是开别人的玩笑,就有可能沦为下流。这则故事说,王浑和妻子钟氏一起坐着,看见儿子王武子从院子里走过。王浑开心地对妻子说,生了这样的一个儿子,真的足以让人感到开心啊。钟氏笑着说,如果让我和你弟弟王湛结婚,那么生出来的儿子应该比这样的还要好。

王浑的妻子钟琰出身于名门,曾祖乃是钟繇。她在这里所开的玩笑,即使以现在的标准来说,尺度都不可谓不大。当一位女性对她丈夫开这样的玩笑时,很难说她丈夫不会多心或是介意。如果说司马睿是因为身处高位——既是君王又是男性,所以可以主动让自己置身于玩笑的中心而不用担心丢面子或是被斥责的话,那么钟琰身为王浑的妻子,完全没有司马睿所拥有的地位,为何也敢于让自己和自己的丈夫成为玩笑的对象呢?

经常有学者用魏晋时期妇女个性解放来诠释钟琰这样的行为:“(魏晋时期)妇女以反传统的姿态登上了社会舞台……自由表达自己的个性。”这样的解释忽略了女性在公共领域和家庭内部的多重关系。事实上,当女性可以表达自己个性时,意味着作为妻子、女儿或是母亲,她们的所言所行都可以为她们的丈夫、父亲或是儿子所接受。因此,钟琰开玩笑同时也是王浑境界的反映,表明了王浑的胸怀;也是钟琰父亲影响的体现,甚至还是其子王武子包容的证明——这种对于自己血统的玩笑,不少儿子是很介意的,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可正是为了父亲而向叔叔与母亲寻仇的。因此,钟琰看似是在贬低自己的丈夫,而事实上则恰恰凸显了丈夫的大度以及她家人的涵养。她知道无论是王浑还是王武子都不会因自己的玩笑而生气,这也说明了钟琰对王浑的“知”。

美国社会学家塞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认为,性别本身就决定了谈话的方式、内容和所使用的词汇、语言,并且体现了整个社会的集体观念。这是就男女两性的差异而言的。而《世说新语》中钟琰和司马睿各自所开的玩笑,却表明两者虽然存在着性别的差异,但是在对男女关系开玩笑这方面却具有相似性,也就是说本哈比的理论在此并不适用。按照她的观点,男女由于性别的差异会对同一问题有着不同的叙述手法和态度,那么作为男性代表的司马睿可以自然地开男女关系的玩笑,而作为女性代表的钟琰则应该对此有所顾忌。而在刘义庆的叙述中,性别的差异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钟琰和司马睿都对男女关系持非常开明的态度。

这也许表明在当时男女之间,达到了哈贝马斯所说的“相互主体性”的认同。哈贝马斯指出,只有通过相互之间的认可,人们才具有自己的身份认同。也就是说,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并不是只有强势的一方才具有主体性,而弱势的另一方只能被动地了解并接受对方;相反,在理想的状态中,交流的双方都具有主体性,而每一方的主体性也依赖于对方的了解和认可才得以完善。在这种状态下,双方的相互影响是通过交流的方式——而不是完全竞争的方式——来实现的。在哈贝马斯看来,交流性的相互作用意味着大家具有一些公认的规则,并以此来展开合作、交往和对话。他们并不试图通过威胁制裁对方来获得对方的臣服,也不存在着一边倒的一方听从另一方的关系。因此,《世说新语》中的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样开男女关系的玩笑这一事实或多或少表明,当时男女之间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性别间的平等。尽管相对而言女性是较弱的一方,但是她们还是可以通过幽默来与男性互动,从而促进男女双方对自己与对方都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抑或,这则故事和上一则故事一起,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不少名士对夫妻关系态度的反映。毋庸置疑,从礼教来看,夫妻是极为重要的人伦关系,对于婚礼重视的故事在《世说新语》中也有记载。对原本应该严肃对待的关系开玩笑,究竟是表现了对这一关系的轻视,还是从反面表达了对这一关系的重视,也许答案也在有意无意之间。

地域

名士间经常开玩笑的还有“地域”。例如《排调》篇第10则说:

陆太尉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陆还遂病。明日与王笺云:“昨食酪小过,通夜委顿。民虽吴人,几为伧鬼。”

美国人类学家阿兰·堂德斯(Alan Dundes)在谈到犹太人很喜欢笑话的原因时指出,犹太人之所以有着无穷无尽的笑话,是因为笑话可以帮助他们抵御长达多个世纪的歧视和偏见。从某种意义来说,幽默和压抑是一对双胞胎。这一点在《世说新语》有关地域的笑话中体现得特别明显。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那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民族一直处于不断冲突和融合的状态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在政治、军事上处于劣势的南人也自然地会像犹太人一样,通过幽默来调侃现实、调侃北人,同时也调侃自己,来表达内心的愤懑,从而调节心态更好地面对现实,完成从冲突到融合的过程。

关于陆玩和王导之间的交往,《世说新语》在《政事》篇中也有讲述。《政事》篇第13则说,陆玩和王导商量事情,经常谈完后就变卦。王导对此感到诧异,就问陆玩缘由。陆玩说:“公长民短,临时不知所言,既后觉其不可。”陆玩这样回答,当然也是出于戏谑幽默的口吻。和前一则故事相同的是,陆玩用了“民”这个称谓来指代自己。南北之间的不同,就这样微妙地被暗示成了民和公之间的差异。虽然在此“公”特指贵为丞相的王导,但是从广义来说,北方人的政治地位的确要比南方人高。因此,陆玩反复用“民”自称,恐怕代表的不仅仅是其本人。在“乳酪”故事中,看似陆玩强调的是南北之间饮食习惯的差异,实则暗含了南北方地位的差异——身为南方人的陆玩即使吃不惯乳酪也要吃,即使身体会不舒服。

当然,身为北人而贵为丞相的王导也明白这种南北之间的冲突存在。因此,当陆玩一次又一次地以开玩笑的方式指出南北(民公)之间的差异时,王导虽然没有直接回复,却以沉默来表明自己对陆玩所言的包容。如果不是默许而是不满,那么陆玩就不会有再次开玩笑的机会。也许,陆玩的玩笑并不是想表明对北方食物的嫌弃,而是试图让王导明白南北方之间的差异,从而让后者用不同的方式进行管理——如果一味地用北方的方法管理或结交南方人,就可能像给南方人吃乳酪一样,造成后者的不适。在《政事》篇第13则中,陆玩也是通过近乎行为艺术的方式,促使王导发问,从而有机会指出“公”和“民”之间的问题,即北方的统治者和南方的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的难题,那就是“民”(南方人)可能在“公”(北方人)面前紧张而不知道说什么,从而给后者造成一种“民”善变的错觉。

《方正》篇第24则很好地证明了陆玩对南北差异的自觉认识: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结援吴人,请婚陆太尉。对曰:“培无松柏,薰莸不同器。玩虽不才,义不为乱伦之始。”

王导刚到江南时,想结交吴地之人,就向太尉陆玩提出结成儿女亲家。陆玩回答说,小土丘上长不了松柏,香草和臭草不放在同一个花瓶里,即使我不才,按道理也不能带头做出破坏人伦的事情。这个故事比较直接地表达了陆玩对于南北融合的拒绝和排斥。在这里处于相对弱势一方的南方人陆玩和谈及乳酪时一样,用看似自谦的话展现出自己对北方种种的优越感,凸显了南北方之间的矛盾。

当我们发现刘义庆在不同的章节里反复讲述陆玩和王导之间就同一问题所展开的对话时,也许我们应该再次用表演和观众的理论来诠释它们。在刘义庆笔下,当陆玩和王导同时登台的时候,他们的表演就是为了展现南北地域的矛盾。根据胡宝国所说,轻视和排挤那些到南方的北方人的并非是南方的土著,而是更早过江到南方的北方人。因此南北之间的对立不但存在着多重的关系,也不能够通过简单的比较或争执来解决。那么在与陆玩的幽默竞赛中,王导可能并不是一个被取笑者,他完全有可能是和陆玩一起进行了这场表演。

通过作为下级的南方人不断取笑作为上级的北方人,他们让当时其他观众更好地了解南北方的差异,从而寻求更合理的方式相处。而一千多年后的我们之所以还能够从他们的表演中感到幽默,那是因为无论是现在中国的南方与北方,还是整个世界的东方和西方之间,都依然需要面对由地域差异和歧视而造成的各种问题。正如拉贾葛佩尔(A. Rajagopal)在反思哈贝马斯公共空间理论时所指出的,地域、语言和阶级的差异会导致公共空间的分裂。陆玩和王导所处的东晋,可能同样面临着不同地域和阶层的名士无法在同一公共空间下和谐交流的危机,而他们正是用幽默来尝试化解这一潜在危机的。

政治

《排调》篇第5则所讲的故事,也和南方与北方的相对性有关。晋武帝司马炎问孙皓,听说你们南人喜欢作《尔汝歌》,你是不是也擅长呢?当时孙皓正在饮酒,于是举杯向武帝进酒说:“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晋武帝听了之后非常地后悔。

和陆玩与王导之间的对话相比,这则故事具有更强的“政治性”。“政治”是《世说新语》叙述的幽默故事所涵盖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其实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前文所述的晋元帝主动开玩笑的故事也发生在君臣见面的政治场合,而从严格的意义来说,晋元帝的故事并不属于“政治性”的幽默。在此所谓的“政治性”幽默,一般指的是地位相对较低的人开政治地位较高者的玩笑。从这个意义来说,晋武帝和孙皓之间的对话才是一个政治性的幽默,孙皓直接利用晋武帝的问话,开了对方的玩笑。

可以猜想的是,当晋武帝问自己的手下败将孙皓是否擅长作《尔汝歌》之时,他肯定对这位吴国的末代皇帝充满了嘲讽。这种嘲讽自然是源于晋朝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带着北方人浓浓的优越感。不过晋武帝显然对幽默的力量缺乏充分的认识。孙皓虽然是一位暴君,但是应变的能力却不俗。他通过晋武帝《尔汝歌》中的“汝”,在完成了晋武帝对他所下命令的同时,也彻底地调侃了晋武帝。“汝”在当时虽然是第二人称,但是却带着很强的轻蔑口吻,当孙皓一口一个“汝”地向晋武帝敬酒之时,他显然成功地调侃了对方,成为这次比赛的胜者。因而最后晋武帝“悔之”,觉得自己不应该主动挑起这个话题,最终反而自取其辱。

弗洛伊德曾说,通过使我们的敌人变得弱小、低级、可憎或可笑,我们就可以通过迂回的手段获得战胜对手的愉悦感。当外部环境不允许孙皓对晋武帝进行批评或攻击时,幽默就成了他反抗权威的最好武器,从而使心里的压力和愤懑也得到了释放。不过如果我们从公共空间的角度来看这则故事,刘义庆的叙述所表现的则似乎并不限于孙皓捍卫了自己这一点。孙皓正在喝酒这一细节表明,当时君臣正在宴席之中,因此孙皓和武帝之间的对话是有直接观众的。可以想象的是,这些观众是其他大臣。孙皓在大臣面前令武帝没有面子,而在刘义庆的笔下,席中居然没有阮籍丧母喝酒时何曾那样的人物站起来斥责孙皓,要知道孙皓在反击武帝的同时,打击的也是在座其他北方大臣的气焰,而这些大臣的沉默令我们这些间接的观众很难想象当时的场景是如何继续的。刘义庆只告诉我们武帝“悔之”,那么,大家就在沉默中尴尬下去了吗?抑或,这样的沉默也传递着某种可以为我们诠释的信息?

群臣的沉默表明,作为直接观众的他们并不觉得皇上和他们自己受到了孙皓的侮辱而需要奋起反击,或者说刘义庆觉得他们并没有受到侮辱;而晋武帝的后悔,到底是因为觉得自己丢了面子而后悔不该自取其辱,还是其他原因呢?也许,是他反省自己不够宽厚,既然已经给归降的孙皓优厚的生活待遇,又何必还想着去讨人家的口头便宜呢?我们当然无法知道答案。刘义庆在此处展现的正在“有意无意之间”。在当时喝酒的众人眼里,南方和北方,臣子与君王,究竟有没有那么绝对的界限和高下呢?

甘怀真曾指出,中古时期中国的君臣关系是互相尊重、互相依赖的,君王并没有对大臣绝对意义上的控制权,大臣也不必无条件服从君王。这种形式的君臣关系,和西汉董仲舒所提出的“大一统”思想显然并不一致。在董仲舒的哲学体系中,君王的权威有着绝对的神圣性。而刘义庆笔下的晋武帝所展现的君臣关系,则体现了君臣之间的相对性。这种相对性和魏晋时期名士们所谈论的哲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相吻合。在第一章中讲到,名士们清谈的话题主要包括“有无”“本末”“言意之辨”“四本论”等。几乎每一个话题都没有明确的答案,都有着正反的观点;事实上,清谈本身就是一种求美而不求真的辩论。也就是说,当时的名士们大多不认为任何问题有着绝对的唯一的答案。因此,也许我们不应该简单地认为这则故事中孙皓是这场幽默竞赛的胜者,而武帝是败者。至少,武帝让我们知道,他了解这不过是一个玩笑,而对于玩笑,即使是帝王也不用当真而暴怒。

缺陷

同样经常被用于开玩笑的是人们的“缺陷”,而这一点则需要把握好尺度。《排调》篇第61则说,桓玄、殷仲堪和顾恺之几人一起诗句接龙,一开始的句子描写“完了”的意思:

顾恺之曰:“火烧平原无遗燎。”桓曰:“白布缠棺竖旒旐。”殷曰:“投鱼深渊放飞鸟。”

接着的句子要描写危险的状态:

桓曰:“矛头淅米剑头炊。”殷曰:“百岁老翁攀枯枝。”顾曰:“井上辘轳卧婴儿。”

当时殷有一参军也在座,插嘴说:“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殷仲堪说:“咄咄逼人!”他之所以这么激动,是因为他有一只眼睛是盲的。

这则故事可供玩味之处,在于其大部分内容和幽默或玩笑无关。一开始几个人只是在玩文字游戏,而这时候一个原本属于观众的参军却突然闯入了画面,从而变成了表演者,并且成为这一场面的焦点。我们可以设想,参军的插话表明殷仲堪平时和部下的关系不错,正是平时的随意让参军觉得自己开领导的玩笑是没问题的。这则故事在《排调》篇中,刘义庆暗示参军是主动想要开殷仲堪玩笑的,他的调侃并非出于无意。然而他没料到的是,殷仲堪居然生气了。于是,原本参军以为大家开心地哈哈一笑的场面并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殷仲堪怒喝之后的尴尬。

参军究竟是想单纯地取笑殷仲堪,还是想通过开后者的玩笑来体现殷仲堪的大度,这个也许没有确定的答案。不过可以明确的是,参军的话让殷仲堪觉得难堪,这表明参军对殷仲堪不够“知”。他并不了解自己领导的尺度到底在哪里。同时,殷仲堪似乎也并不很了解他的参军。尽管他也许不止一次让参军旁听并参与——这才可以解释为啥参军会突然插话,然而殷仲堪并不知道参军会讲出突破自己底线的玩笑。因此,他们两人似乎并不互相“知”。

而吊诡的是,他们两人本来应该是认为互相了解的。参军会以为殷仲堪喜欢自己的插话,而殷仲堪也以为参军在旁不会给他带来麻烦。也就是说,自以为互相了解的他们其实并不互相了解,这大约是两人之间“知”的最尴尬状态。安排一个自己所不了解也不了解自己的人担任自己的参军,这充分说明殷仲堪识人的水平堪忧,从这个意义来说,殷仲堪的确是“盲”的。而因为参军开这样的玩笑而发怒,又表明他的气量狭小——也许他都不了解自己原来只有这么大的气度。在这样的情况下,生理上的缺陷已经不再重要,展现在大家面前的是境界层面的欠缺。因此,面对有关自己生理缺陷的笑话,也许最好的办法就是坦然处之。事实上,《世说新语》在其他篇章中也提及殷仲堪被桓玄所灭之事,两厢对应来看,大约桓玄在看到参军开殷仲堪玩笑的场面时,就知道殷仲堪并非自己的对手了。气度有限而识人不佳的殷仲堪的确是既处境“危险”又官运快“了结”了。

(本文摘自董铁柱著《演而优则士:〈世说新语〉三十六计》,中华书局,2021年12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责任编辑: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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