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哈萨克斯坦骚乱根源何在；美国国会山动乱周年

哈萨克斯坦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几乎消除了社会安全网

近日，所有后苏联时代的大众媒体和电视频道都被突然席卷哈萨克斯坦的骚乱事件所吸引。《雅各宾》杂志转载了一篇LeftEast平台上的Zanovo Media的记者对哈萨克斯坦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之一Aynur Kurmanov的采访，后者谈论了对近期哈萨克斯坦相关事件的看法。

哈萨克斯坦是最大的后苏联国家之一，在苏联解体后建立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体系中仅次于俄罗斯联邦。这不仅仅是因为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是独联体的设计师之一。哈萨克斯坦将前党和苏维埃命名法（nomenclature）顺利转变为具有“亚洲面孔”的资本主义寡头，被许多人视为典范。

的确，这种模式不仅对其他共和国的统治精英有表面上的吸引力，而且对普通公民也有吸引力：经济水平高，对西方文化的限制很少。包括石油在内的大量自然资源储备，以及从社会主义时期继承下来的工业潜力，成为了这个年轻国家的良好启动平台。同时，俄罗斯联邦和独联体的官方宣传喜欢把哈萨克斯坦作为保护“苏联传统”的榜样，尊重伟大卫国战争的记忆，没有民族主义，等等。

2022年1月4日，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近日来，由于液化天然气价格上涨，哈萨克斯坦多地接连爆发骚乱。

新年假期结束后，立即爆发了大规模的骚乱。原因是汽车用液化气的价格上涨。第一波示威活动开始于哈萨克斯坦西部，在大型石油生产企业的中心地带——曼格斯塔乌地区（Mangystau，在里海边，苏联时期工程师们在这里发现了石油，开始钻探，该地区的大部分地方都是围绕着工业建设起来的）。

扎瑙津（Zhanaozen，位于曼格斯塔乌地区的一座石油城）的工人是最先起来的人。燃气价格的上涨只是作为民众抗议的导火索。去年秋天，哈萨克斯坦受到了通货膨胀浪潮的冲击。应该考虑到，各种产品是进口到曼格斯塔乌地区的，那里的产品一直是正常价格的两到三倍。但在2021年底的价格上涨浪潮中，食品价格的上涨尤其巨幅。

哈萨克斯坦的西部是一个稳固的失业地区。在新自由主义改革和私有化的过程中，那里的大部分企业都被关闭了。唯一还在这里工作的部门是石油生产商。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由外国资本拥有的。高达70%的哈萨克斯坦石油被出口到西方市场，大部分利润也被外国老板拿走。

该地区的发展几乎没有投资：它是一个完全贫困的地区。而在去年，这些企业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优化。工作岗位被削减，工人开始失去工资和奖金，许多企业变成了单纯的服务公司。在阿特劳（Atyrau，同在哈萨克斯坦西部）地区，腾格里兹石油公司（Tengiz Oil，世界上所发现最大油田之一，许多国家都在此地参与了地缘政治的竞争来获得这些油源）一下子解雇了四万名工人，这对整个西哈萨克斯坦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冲击。国家没有做任何事情来阻止这些大规模的裁员。应该明白，一个石油工人要养活五到十个家庭成员。解雇一个工人会自动使整个家庭陷入饥荒。这里除了石油部门和为其提供服务的部门之外，没有工作。

哈萨克斯坦实际上已经建立了一个资本主义的原材料模式。人口积累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存在着巨大的社会分层。“中产阶级”被毁了；实体部门被毁了。国民产品的分配不均，有相当大的腐败成分。新自由主义改革几乎消除了社会安全网。而最有可能的是，跨国公司的老板们计算出，需要500万人为“管道”提供服务——整个一千八百多万的哈萨克人口太多了。

这就是为什么这次事件在很多方面是反殖民主义的。目前其原因源于资本主义的运作：液化气的价格确实在电子交易中上涨。有一个垄断者的阴谋，他们从向国外出口天然气中获益，造成了天然气的短缺和国内市场上天然气价格的上涨。所以是他们自己挑起了骚乱。然而，应该指出的是，目前的社会爆炸是针对过去三十年来实施的整个资本主义改革政策及其破坏性结果的。

哈萨克斯坦现有的左翼团体更像是圈子，不能严重影响事件的进程。寡头政治和外部势力将试图占有或至少利用这一运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它赢了，财产的重新分配和资产阶级各集团之间的公开对抗，即“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将会开始。但是，无论如何，工人将能够赢得某些自由和新的机会，包括建立自己的政党和独立的工会，这将有利于他们在未来为自己的权利进行斗争。

美国国会山动乱一周年

2021年1月6日，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因不满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暴力闯入美国国会大厦，引发骚乱。国会山动乱一周年之际，西方各大媒体纷纷回望这一历史性事件，尝试厘清其对美国政治乃至全球政治造成的影响。

2022年1月6日，美国旧金山民众在市政厅前举行守夜祈祷活动，纪念国会山骚乱一周年。

ABC新闻网近日刊登了一篇题为“1月6日冲击国会山事件是一次偶然还是一个预兆？（Was the January 6th attack on the US Capitol a one-off or an omen?）”的评论文章。文中援引了纽约大学教授Ruth Ben-Ghiat的观点，她认为1月6日的暴力事件是一场是失败的阴谋，但可以作为下一次阴谋的模版，“1月6日是一个极端激进的事件，是一场失败的政变，但可能引发一场成功的政变。”

文章作者Randolph Nogel指出，1月6日的暴力事件或特朗普在11月投票到1月5日之间试图推翻选举结果的努力是否构成政变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政变是突然的、非法的夺权，而起义则被定义为对当局或建制政府的反抗和抵制。在Ben-Ghiat看来，为了应对在一个像美国这样现代的、高度发展的民主国家中政变阴谋形成的方式，我们对于政变的理解可能需要改变。

文章回顾道，就在动乱当天下午1点，特朗普在他的“拯救美国”集会上发表了长达1小时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说，“我们要战斗。拼命战斗，如果你不拼命战斗，你将不再拥有一个国家。”同一个小时内，抗议者冲破了警察的防线进入了美国国会大厦。动乱一周后的1月13日，美国众议员以煽动暴力为由对特朗普进行了弹劾，这是特朗普四年任期内第二次被下议院弹劾，这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有十名成员加入民主党人对他进行了严厉谴责，这是美国历史上跨党派程度最高的一次总统弹劾。由于参议院未能以三分之二多数判定其有罪，特朗普后被参议院宣告无罪。

《现代政变历史词典》的合著者John Chin博士认为，1月6日和在此之前那场失败的政变有关，但不是政变本身，“对我而言，有趣的政变政治发生在2020年11月和1月5日之间。”在他看来，“在特朗普之前，像美国这样的地方会发生政变是不可想象的。”

关于大选和拜登就任之间，特朗普的白宫里发生了什么，存在很多疑问。首先是特朗普于2021年1月2日致电佐治亚州共和党国务卿布拉德·拉芬斯伯格的电话录音，他在其中说“我只想找到11780张选票”；其次是《华盛顿邮报》记者Bob Woodward和Robert Costa去年公开的特朗普前律师John Eastman的撰写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后来变得众所周知，Eastman在其中制定了一项史无前例的计划，劝说时任副总统的彭斯在国会计票时颠覆宪法并否决2020年大选的结果；更出格的是在2020年12月18日椭圆形办公室的会议中，特朗普据称讨论了没收投票机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推翻选举结果。

《民主与威权主义政权》一书的合著者Erica Frantz博士指出，自冷战结束以来，人们使用更微妙的策略来巩固控制并巧妙地窃取选举，而不是公然这样做。Ben-Ghiat教授认为，特朗普试图策划的权力攫取方式为“自我政变（self-coup）”或“自动政变（auto-coup）”，即当权者试图留住权力而进行的政变。而Frantz博士认为国会山骚乱不是一场政变，部分是因为其中没有有组织的军队参与，在他看来，“这是一群心怀不满的公民和失败的党派共同协作的尝试。”

监测2020年美国大选的国际观察员将其描述为“竞争激烈且管理良好的”，但他们也表示，“近来的法律挑战和证据不足的选举欺诈主张在选举官员和选民中造成了混乱和担忧。”2020年大选以来，州和联邦法官驳回了50多起由时任总统特朗普及其盟友提出的质疑选举结果的诉讼。直到今天，特朗普仍在继续他关于2020年选举收到了广发欺诈影响的公共攻势，尽管没有证据支持他的指控，但似乎有越来越多的共和党人相信他的说法。根据11月发布的Axios/Ipsos民意调查，58%的共和党人认为2020年存在严重的欺诈性投票，这些欺诈性投票改变了选举结果。38%的人表示他们认为美国的选举通常是公平的，低于2019年的61%。

美国政府政治不稳定特别工作组的Monty Marshall博士表示，像2020年大选这样未解决的政治问题会加剧派系主义，而这与政治不稳定相关联。

在《大西洋月刊》刊登的“1月6日不只发生在美国”（January 6 Didn’t happen just to American）一文中，作者Yasmeen Serhan则指出，1月6日事件的影响超出了美国一国的范围，特朗普及其盟友在世界范围内为散播对于民主过程的怀疑和在必要时颠覆选举打下了基础。

文章指出，1月6日事件的国际影响的最显著证据或许是，世界上的一些领导人选择附和导致危机的煽动性叙事。在过去的一年间，远在以色列、秘鲁和巴西等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毫无根据地声称存在欺诈，显然是为他们的选举失败先发制人，或至少积累足够的不满情绪来助力未来重回政治舞台。秘鲁前独裁领导人藤森谦也（Alberto Fujimori）之女藤森惠子（Keiko Fujimori）将她在6月总统选举中的失败归咎于广泛的选举舞弊，并试图扭转结果，但失败了。被罢免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去年输给了反对派联盟，但尚未收回毫无根据的他遭受了“民主史上最大的选举欺诈……”的说法。在巴西，博索纳罗总统似乎正在为一旦在今年晚些时候的大选中输给前总统卢拉，就提出选举欺诈指控奠定基础，因为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他可能落败。

Serhan继续写道，尽管特朗普不是世界上第一个试图颠覆选举结果的领导人，但一个美国总统的如此行径让其他地方的政客有了做同样事情的底气。2022年民主遭到进一步破坏的风险很高，因为特朗普最亲密的两个盟友将面临重选：巴西的博索纳罗和匈牙利的欧尔班。在10月得到了特朗普背书的博索纳罗效仿其剧本，威胁说如果输掉选举他将不会承认（他此前曾说这样的结果只能是因为欺诈），并质疑巴西电子投票系统的公正性。本周刚刚得到特朗普背书的欧尔班及其执政党青民盟反复宣称，欧盟官员和国际左翼将干涉该国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

文章进一步指出，在1月6日事件前，美国外交官总是援引美国的民主声誉鼓励他国遵守民主规范，谴责颠覆选举，如今这种外交手段不再成为选项。前外交官、前白宫全球参与主管Brett Bruen告诉该文作者：“我们失去了很多道德权威。我们失去说‘看看我们，学学我们’的能力。”

美国的民主危机也改变了它和很多亲密盟友打交道的方式，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华盛顿是否还能被视为可靠伙伴表达了疑虑。为此，一些外交官开始强调各国与美国的共同利益，而不仅仅是共同价值观。很多前美国外交官都表达了一种普遍的挫败感，即在1月6日事件后的一年间，几乎没有任何加强美国民主或修复受损声誉的行动。尽管拜登承诺将更新民主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石，并在上月举行了为期两天的虚拟民主峰会，但拜登政府尚未通过任何立法来扩大和保护投票权或是国内权力的民主过渡。

参考资料：

https://www.abc.net.au/news/2022-01-09/january-6-capitol-hill-riots-coup-one-off-or-omen/100743936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22/01/trump-international-election-fraud-hungary-brazil/621185/

齐泽克：认为比特币和NFT给我们带来自由是天真的想法

近日，齐泽克在RT发表了对比特币和NFT的观点。在数字控制和操纵已成为常态的世界中，许多人认为加密货币和NFT可以实现自由，这并不完全正确。

影响金融系统的变化的最好迹象是两个相互关联的新现象的崛起：加密货币和NFT。两者都是从一个自由主义的想法中产生的，即绕过国家机构，在有关各方之间建立直接沟通。

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看到这个想法如何变成了它的反面，比特币和NFT现在由自己的1%支配和操纵着这个领域。在这里，应该避免两个极端：既不赞美比特币或NFT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自由，也不将其视为最新的投机资本主义的疯狂。

在我们通常的货币经验中，它的支付价值是由一些国家权力机构，如中央银行来保证的，而国家也可以滥用其权力，通过印制货币，造成通货膨胀等。比特币，一种数字货币或加密货币，其价值不受任何公共权威机构的保证。它是由人们现在愿意为它支付的东西决定的。如果他们信任它，他们就愿意为它付钱并接受它作为货币。

在这里，在冷酷无情的金融投机领域，信心和信任进入了舞台：比特币就像一个意识形态的起因，只有当足够多的人相信它时，它才会作为一种真正的力量存在——例如，没有相信共产主义事业的个人，就不会有共产主义。

这与股票的定价方式有相似之处：如果想买的人比卖的人多，价格可能会上升，而当卖家多时，价格通常会下降。然而，一个不同之处在于——至少在原则上——股票的价值不是纯粹的自指（self-referential），它指的是有望从“真实”生产中产生利润的投资。

可以发行或开采的比特币的最大数量是有限的；加密货币发明人中本聪将其上限定为2100万个（已经开采了约1900万个）。这使得比特币类似于黄金和其他贵金属，但它没有内在的“真实价值”。

这怎么可能呢？比特币必须在区块链中注册，区块链本质上是去中心化的账本。这个想法是，区块链能够在不需要第三方（如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情况下存储信息记录，因此该系统基本上是自给自足和自我调节的。根据Aesthetics for Birds网站发表的一篇文章，作为一个数字基础设施，一个额外的好处是避免了第三方增加的巨大法律费用。

在这里，我们偶然发现了定义区块链的紧张关系：正因为没有第三方，系统本质上是自给自足和自我调节的，每一个新比特币的注册/认购都涉及到大量的工作，通过这些工作，新的比特币将被带到“区块链上其他用户的面前”。由于没有第三方可以让每个比特币所有者参考，每个新的所有者都必须精心设计一个复杂的算法和代码，以保证新的比特币的具体身份将被所有其他人清楚地感知，同时不会被其他人占有。

区块链——作为一个非异化的“大他者”——需要比铭刻成一个异化的第三方更多的工作，要从比特币“矿工”中创造这个新领域的新“无产者”。我们从在地底深处做艰难工作的老矿工，走到了19世纪的无产者，再到比特币矿工，后者辛勤地在数字“大他者”中构建和确保比特币的空间。

这里的悖论是，他们的工作不是为了生产新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创造新的交换价值空间。为了保证比特币不需要一个合法的外部机构和随之而来的法律费用，需要作出努力，这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使用大量的能源（电力），这是一个沉重的生态负担。比特币作为全球性的、独立于特定国家机构的潜在进步思想，因此以一种破坏其前提的形式实现了自己。这使得它与NFT相似。

NFT（非同质化代币）——被柯林斯字典宣布为2021年的年度词汇——也是作为一种去中心化的、反国家的、自由主义的尝试而发明的，目的是将艺术家的自主权从机构的桎梏中拯救出来。我们为这个想法付出的代价是：“创建一个NFT即是试图在没有的地方创造人为的稀缺性。任何人都可以为数字资产创建一个NFT，即使它背后没有实际的资产！”

NFT的矛盾之处在于，它们将稀缺性引入了一个人人都能免费获得物品的领域。出于这个原因，NFT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财产的概念，即在数字空间中拥有某种东西的概念。

“通过订阅服务，我们有暂时的访问权，但永远不会拥有一件东西。在一些相当重要的意义上，我们可能会问，如果我们拥有某样东西，它会是什么？一部电影或音乐的原作？也许吧。但在现实中，我们可以说我们的东西要么是临时访问，要么是下载。这种下载可能与其他所有的下载完全相同。换句话说，我们拥有它并不排除其他人也拥有它。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在网上拥有一件艺术品的想法也有一丝荒唐的意味。如果歌曲以文件形式存在，它可以在无限多的数字空间中以相同方式存在。但NFTs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人工稀缺性。在一个复制成本为零的世界里，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数字收藏品。”

一个NFT几乎没有使用价值（也许它给所有者带来一些社会声望），支撑它的是其潜在的未来交换价值。它是一个有价格的复制品，一个可以带来利润的纯粹象征性所有权的项目。黑格尔在这里的关键洞察力是——就像在比特币的案例中一样，尽管比特币和NFT作为一种异常现象出现，作为货币和商品“正常”运作的一种病态偏离，这两者有效地实现了一种潜力，这种潜力已经包含在商品和货币的概念中。

德裔美国人亿万富翁、PayPal的联合创始人彼得·泰尔（Peter Thiel）就是一个例子，他宣称“[人工智能]是共产主义的，而加密货币是自由主义的”。为什么？因为有了人工智能，“你将会有一只索伦（Sauron）的大眼睛（英国作家托尔金奇幻小说中的魔眼，能看到一切）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看着你”。

不可能错过这里的讽刺：反列宁主义的自由主义者泰尔所依赖的正是他所痛恨的“列宁主义”人工智能机制。前特朗普顾问史蒂夫·班农也是如此，据称他（又是一个讽刺）将自己描述为“列宁主义”。

“班农的白宫冒险只是漫长旅程中的一个阶段——革命民粹主义的语言、战术和从左翼向右翼迁移的战略。据报道，班农曾说：‘我是一个列宁主义者。列宁……想要摧毁国家，而这也是我的目标。我想让一切都崩溃，摧毁今天所有的机构’”，泰尔提醒我们说。

这个正在喋喋不休地反对大公司与国家机构一起控制和剥削普通美国工人的班农，据称曾打算在2016年的选举活动中使用复杂的人工智能。据透露，班农在2014年至2016年期间曾担任剑桥分析公司——一家政治咨询公司——副总裁，该公司从Facebook刮取了大量的用户数据，向世界各地的政治运动提供感兴趣的人群信息。

泰尔的反列宁主义和班农的列宁主义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如果我们对“列宁主义”的理解是对人口进行全面数字控制的做法，它们都是在保持自由主义面孔的情况下实施的。区别只在于，对班农来说，列宁主义意味着对国家及其机构的破坏（当然并没有真正的意图）。

总而言之，数字控制和操纵并不是今天自由主义项目的一个异常现象，一个偏差，它们是其必要的框架，其正式的可能性条件。这个系统只有在数字和其他控制模式的条件下才能提供自由的表象，这些控制模式调节着我们的自由——为了让这个系统发挥作用，我们必须在形式上保持自由，并将自己视为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