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曹东勃评《喂养中国小皇帝》：“小皇帝”的新问题

鸡年春节过后的电视荧屏上，从文艺晚会到严肃的时政新闻，总不时见到带有鼓励生育二孩暗示的各种片段。回望1980年到2015年这三十五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区间，品味宣传报道基调的这种跳跃性，真有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感觉。

前不久翻到一本景军教授主编的新书《喂养中国小皇帝：食物、儿童和社会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实际上，该书英文版在2000年已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推出，其后陆续被一百六十多名外国学者引用，这是该书中文版的首次出版。如果对时代语词稍有记忆的话，不难判断，这是一部有关独生子女话题的作品。

用“中国小皇帝”来专门指代新出现的独生子女一代，这是八十年代的一种社会主流声音，大意是认为这一代人因为人口学意义上的稀缺，在“四-二-一”（四个老人、一对父母、一个孩子）倒金字塔式家庭结构的畸形笼罩下，成为家庭的重心，被长辈骄纵溺爱，说一不二，俨然皇帝做派，缺乏独立性、适应能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1987年，长春电影制片厂专门拍了一部《中国的“小皇帝”》。1995年，孙云晓那篇著名的报告文学《夏令营中的较量》出炉。八〇后尚未从“小皇帝”的陷坑爬出，一顶“垮掉一代”的新帽子就结结实实压了下来。《较量》的重要推论，就是“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以及由此衍生的一系列“成功学”大棒胡萝卜和心灵鸡汤。“你们不行！你们嫩着呢！你们还差得远呢！”这几乎就是对当时的青少年儿童一代的社会主流意见。

如此大规模的独生子女群体的出现（而且不可预期其持续性），当然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现象。它差不多引发了当时人到中年、身为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五〇后一代人的集体焦虑和过度反思，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催生了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八〇后一代人的集体叛逆乃至集体自卑。直到2008年，几桩大事发生，舆情就忽然间逆转了：先是说八〇后富有社会责任感，后又捧为国之栋梁。到如今后浪追前浪，当初的“小皇帝”们早已“亲政”——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上有刚刚“退位”的“太上皇”要颐养天年，下有刚刚“立储”的“小小皇帝”要野蛮生长。在“奔四”的道路上而立未立、不惑仍惑，似乎就这么莫名奇妙闯进了人生的“下半场”。

从这个角度说，这本实际上调研和写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系列论文集，呈现给世人的是一个特殊群体在特定时代背景中的横断面，它所做的是一种社会人类学的描摹。从内容上说，书中涉及的很多方面，在今天确实已经过时，或不成其为问题了。但是它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视角。

人类的活动时空延展成为历史，今天呈现的结果必有其历史上的路径依赖。譬如我们用历史的视角去讲一个书包的故事。从最开初的用手绢包裹，到后来的单肩军用包，再到后来的双肩包，再到双肩包的各种花哨变种，再到如今小学生都开始用的拉杆箱式书包，这就是一个历史演变。它所对应的书桌结构的变化就是，从几十年前的书桌里没有什么书本，更不要说辅导教材；到十几年前，中学生几乎也不用把书本每天在家与学校之间搬来搬去，而是直接堆在书桌上，能把头埋进去；再到如今的拉杆箱做整日的书籍托运旅行。这也是一个有趣的历史过程。这背后反映的有教育政策的变化、有同学关系的变化、有社会结构的变化。

那么，儿童、食物和社会变迁之间又能讲出什么有趣的关联呢？

其一，儿童食品，与儿童一样，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对食品来说，最开始是“人无分老幼”的，并不存在什么专为儿童定制的食品，一如最开始也没有对何谓儿童的严格区分。法国历史学家埃利阿斯认为，儿童的“发现”，本身是工业化的产物。在前工业社会，孩子的成长环境其实与大人别无二致，他们不被认为是“珍稀物种”或特别值得呵护。人们对儿童也只怀有一种非常浅薄的情感，或可称之为“溺爱”。十七世纪末开始，学校成为教育的普遍方式。这意味着儿童不再通过直接接触和模仿成年人来学会生活，而与成人世界相隔离，开始与同龄人一起，接受专门的规训。

人们起初认为，孩子断奶之后的饮食结构就应该与成年人无异，从流食逐渐过渡到固态食物。中国传统社会中貌似有一些所谓儿童专用的食物，比如干糕粉、老米粉，但其实那往往是有助于孕产妇增乳的食物，儿童食之不过搭了便车。鲁迅先生“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还说那“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今天看来也不过是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而已。至于说计划经济年代的麦乳精之类营养品，那差不多是为年高德劭的老同志们量身定做的，孩子们能蹭一杯羹只能说是“沾光”。

其二，儿童成长特别是儿童食品消费的国家干预，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副产品。儿童食品政策的设计，既受到改革开放之后人们收入水平上升的需求端拉动，同时也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当然推论。计划生育政策如果只聚焦于数量控制，而不向后续抚养质量的提升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构去延伸，其合法性基础无疑要大打折扣。因而，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是同时喊出的两个口号。对儿童的呵护与照顾，由此超出个体自觉的层面上升为国家意志。在底层农民呼之为“要人、要钱、要命”（出工、缴税费、严打超生）的计生年代，这多多少少带了点“父爱主义”的补偿意蕴，对重建基本国策的政治合法性当然有重要的作用。

国家通过一套现代、科学的话语体系和制度设计，深度介入家庭的生育决策并影响子女抚养方式。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官方发起了宣传科学生育和抚养的运动，构建更加完善的妇幼保健体系，同时推出爱婴医院项目来教育公众，旨在提高母乳喂养率。时至今日，孕妇都会从社区和待产医院两个体系中接受相关的培训和教育。国家倡导的生育和抚育理念贯穿于这些免费提供的培训项目中，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也会有其他力量的介入。比如，九十年代的一些社区和公立医院孕妇培训教育中，时常会有外国奶粉企业的国内代理人走进课堂，于是有一面倡导母乳喂养、一面间接推销奶粉的尴尬场面。拜“三鹿”事件所赐，现在这类桥段倒是少了，但其他各种推销DHA、胎心仪之类的环节还是层出不穷。个中猫腻，大概不足为外人道。而社区培训的真正功能，也已经主要地转变为一种产妇共同体的情绪舒缓和经验交流的平台，抑或是夫妻双方通过共同学习抚养孩子的技能和情景模拟增进感情的一种方式。

其三，儿童的食品消费行为，深受工业文明和全球消费文化的影响。一般认为，父母对儿童的食物选择有较大的影响和干预能力。事实上发挥作用的是另一种机制，即同辈间的互动和攀比，进而通过食物的分享与馈赠，形成一种社会交往体系，并在这个过程中寻求他者的认同，为承认而消费。这本书中讲了一个小孩子请求他的父亲买和路雪冰淇淋的故事，只因为他的同学问他“吃过这种冰淇淋吗”，他撒了谎，夸口说“吃过，味道好极了”。他的父亲犹豫再三，为了不让孩子在其他同学面前“低人一等”，还是决定给孩子“补上”这种消费体验。这位父亲是热泪盈眶地讲述了上述情节。显然，这种因食品价格问题引发的消费纠结，带有明显的时代痕迹。这种情形在当下向两个方向转化：一是会更加精细和聚焦到某些特定的儿童食品，于是有所谓“赚奶粉钱”的说法；二是会从食品转向其他一些服务消费，比如鱼龙混杂的孕产妇保健、胎教、早教、幼教市场。至于在一般性的儿童食品方面，也早已成为普遍的“产能过剩”中的一个部分，因而在这方面舍得投入与否，也就不再是个令人纠结的问题。

食品加工行业在八九十年代异军突起，那种求新求变的新鲜感，也不断刷新人们对“何谓食物”的认知。今天我们对加工食品谈虎色变，又开始追求“纯天然”，当时却不知不觉地神农尝百草般体验过很多匪夷所思的“食品”。对于刚刚经由匮乏年代步入丰裕年代的整整一代儿童来说，对食物的好奇与贪婪，或可视为一种集体的“口唇期”——聚焦于口腹之欲的满足。每天放学，就在学校门口巴望着小商小贩又拿出什么可供一吃的新花色品种。记得有一段时间，很流行用香精兑水自制饮料，这种过于“粗糙”的喝法回想起来令人讶异，至今我想不明白它是怎么兴起又怎么骤然退潮的。类似的案例还有果汁，人们还不及细看它到底是怎样的压榨工艺、何种成分标识（厂商似乎也无意说明），在广告力量的生拖硬拽中，喝果汁就很快被塑造为一种健康又不失品位、甚至还带有一点对抗外来文化符号（即“可口可乐”）意蕴的消费行为。更加“惜命”也更懂“养生”的我们现在知道，大自然雇佣的“搬运工”其实不多，要想吃得健康，还是得自己动手。

其四，儿童食物观念的塑造，反映了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代际传承。食物和语言一样，是人们日用而不知、浑然而不觉却须臾不可离弃的。食物的文化传承和教育意蕴，深埋在食物的功能与时代的变迁之中。在收入拮据、物质匮乏甚至饥馑不断的年代，成年人只能在节衣缩食的实践中，反复教育孩子“粒粒皆辛苦”。然而，人的胃口并不会随着自己收入的提高和食品供给的充裕而同比例增长，食品消费的价格弹性是很小的。一个人可以从一贫如洗到亿万富翁，但他的肚子还是那个肚子，并不会为此增加多少食物的消费，甚至可能还会（不自觉地）降低这种消费。因此，在食品极大丰裕的背景下，由老一辈人去向年轻一辈传谕单调的“节衣缩食”的食物观念，无疑是鸡同鸭讲。这是一种丰富的悖论。

在传统社会，儿童的食物观念和成年人不至于相差太多。小孩子断奶之后，一旦能够吃固体食物，就会被大人们抱在餐桌上，在咿呀学语中即学会辨认各种食物。与此同时，逐步掌握食物之间的搭配和出现的频率，懂得区分何谓日常食物、何谓节庆食物，掌握什么节气、什么场合、为了什么目的吃什么食物。这里必须插一句，“上车饺子下车面”这种说法至少还有一个具体的语境，多少能够自圆其说。相比之下，那种但凡过节就吃饺子的习惯，实际把饺子从节庆食物变为日常食物，从食物观念的角度来看，造成了一些紊乱。

这一套食物观念的形成，往往伴随人的一生并代代相传。《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中有一集叫做《主食的故事》，讲了大江南北的四五个故事，最后以一个大年三十吃年夜饭、包饺子的场面收尾。在铿锵绵长的音乐衬托下，最后的解说词娓娓道来：“对于他和他的家人来说，这一刻，是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光。其实在这样一个晚上，吃的是什么都不重要。在这个时候，中国人心里，没有什么比跟家人在一起吃饭更重要的事情，这就是中国人的传统，这就是中国人关于主食的故事。”

不过，纪录片中一团和气的团圆场景，越来越像是一种理想类型。我们的现实生活，却可能渐行渐远。第一，家庭规模越来越小、越来越核心化，天各一方的空间区隔更加普遍，代际之间莫说传承，就是传书、传话也都得仰赖手机，距离产生美？不信。第二，家庭内部分工深化，不要说一个人操办一桌满汉全席，就是做一手漂亮的年夜饭，甚至从和馅儿、擀皮儿到包饺子的一整套流程，也都要流水线操作，年轻的全能型选手越来越少。更加“简单粗暴”的选择于是出现——到宾馆、酒店、餐馆、会所去过年，上面这些活计就统统外包给大师傅了。第三，家庭的重心向儿童倾斜后，同辈交往逐步替代了代际交往，当然也就减少了代际之间达成谅解和传承文化的机会。以往的小孩子庆生是很少见的，除了过满月、过周岁，长者为中心的活动则比较多。如今则是小孩子每年都要过生日，而且主要邀请的是孩子的朋友（可能只是同一个社区中玩得来的小朋友）。在这个时刻，长辈已然成为多余的人，代际的接触与文化的浸染就更无从谈起了。

需要恐慌吗？大可不必。毕竟，当下初为人父母者是做过“小皇帝”的一代，见得多了，自然有足够的“文化自信”和“战略定力”，想必不会如他们的父辈那般手足无措。也许还会有一点“本领恐慌”，但亲子沟通本领必能更胜一筹。加之全面放开二孩后，天无二日——两个“小皇帝”，也就不再有“皇帝”。“喂养”的问题已成历史，在终结“帝制”、走向“共和”、全面小康之际，如何破解物质“喂养”背后的情感孤寂和精神空虚，是这个时代子女教育需要思考的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