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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文学研究不容忽视的对象:两都文坛的正一派道士
王亚伟 收录于话题 #慧传计划 12个
上都和大都都是元朝的都城。上都开平乃忽必烈潜邸所在,是其龙兴之地,也称夏都。大都,即冬都,是忽必烈在开平登上汗位后,听取大臣们建议迁都燕京,在原金中都城附近营建的新城。定名大都,意谓天下最大的都城。从大都到上都,路途虽然遥远,但是通过两都巡幸,皇帝和朝臣每年往返两地,极大增强了两地联系。两都文坛作为元代北方最重要的文人活动中心,也因大量扈从文人的参与得以紧密联通。元代正一派中有一批高度文人化的道士,他们与两都文人互动频繁,是两都文坛的重要成员。近些年,研究者开始关注这些特别的作家,但主要针对个案而发。1整体把握这一群体,考察他们在两都的文学活动,对于评估他们的文学成就及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元代两都正一派道士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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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代,正一派主要指以“三山符箓”(即龙虎宗、茅山宗、阁皂宗)为主的南方符箓道派。大德八年(1304),元成宗敕封龙虎宗第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为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标志着正一派正式确立。其实,由于教义、法术等方面的交融,此前南方诸多符箓道派已有合流之势。2当时活跃在两都的正一派道士有不少兼具文人身份,他们不仅是元代道教发展的强劲动力,也是元代文坛的有生力量。
至元十三年(1276),忽必烈混一南北,是正一派道士进入两都的重要契机。《龙虎山志》载元世祖召第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赴阙的诏书云:“上天眷佑,大江已为我有,南北一家。今特遣武略将军、兵部郎中王世英,武略将军、刑部郎中萧郁赉诏召卿。毋以易主,遂我疑贰。卿之先世自东汉以来历事一十五姓,无非公心,未尝有所偏执。天无私心,厥命糜常。卿知道者,宁复昧于是乎?宜趣命驾,毋多辞让。”3诏书言辞恳切,以情理动之晓之,充满期待。不久后,张宗演率张留孙等弟子入朝,接受元朝封赐。但是,由于当时龙虎宗主要在江南传播,天师又有居住龙虎山的传统,因而张宗演没有像北方诸道派领袖那样常驻京师4,而是委派弟子张留孙留侍朝廷。此后,很多正一派道士陆续北上,以宗教身份受到皇室优待,往来两都,与蒙古贵族建立了紧密联系。不仅如此,他们还凭借卓越的文艺才能深度融入两都文人圈,为两都文坛带来了新变。
从宗派上说,元代两都的正一派道士主要来自龙虎宗和茅山宗。相较而言,龙虎宗道士在两都最活跃,活动时间也较长。声名显著者如张留孙、陈义高、吴全节、王寿衍、薛玄曦、朱思本、夏文咏、张德隆、陈日新、张囦亮、于有兴等。其中,陈义高和朱思本有诗集流传至今。陈义高,字宜甫,号秋岩,年十七因家贫入道,礼李立本为师。他是较早赴京的正一派道士,曾任玉隆宫提点、大都崇真万寿宫提点,长期担任太子真金之子晋王甘麻剌的文学侍从,随其远赴云南、西域、漠北。他以道术受知朝廷,其诗文也颇有影响,张伯淳方之以李白、贺知章5。著有《沙漠稿》《秋岩稿》《西游稿》《朔方稿》,现存《秋岩诗集》二卷,计118首。《全元诗》又辑得数首,存诗共计134首。朱思本,字本初,号贞一。30余岁入朝,直至50岁离京,供职朝廷约20年,主要参与祠祭及教门事务管理。6因其于职方之学颇有贡献,所以很早就被写入了《中国地理学史》。7其实,他的诗文成就也很突出。有《贞一斋诗文稿》二卷,存诗197首、文31篇、词3首。范梈、虞集、柳贯等文坛大家曾为其诗文集作序,盛赞其道德文章。其他如吴全节《看云集》,薛玄曦《上清集》《樵者问》,均已散佚,仅有少量作品传世,但此二人在当时的影响远胜陈、朱。
大批龙虎宗道士长期聚集两都,主要缘于张天师获朝廷敕封,可以统领江南符箓道派,从而需要大量优秀道士北上参与国家祭祀和教门事务管理。由于龙虎宗出身的张留孙受到皇室尊崇,被敕封为“玄教大宗师”,又形成了具有管理职能的道教支派——玄教。在都城供职的玄教道士均是教门精英,有大量机会参与两都文学活动,如吴全节在朝廷供职60年,薛玄曦在两都至少生活了8年,在此期间与两都文人关系极为密切。元代玄教选拔人才的标准很高,“择可以受其传者,非奇材异质不与也”8。明人李日华也说:“元时玄教极盛,其掌教真人皆淹通宏雅,翰墨绝人。士大夫乐与盘桓,书札往来及一时题赠,皆有深趣。如虞奎章,馆阁大老,负重名而与张伯雨、吴全节辈称尔汝之交,居恒簪绂、羽衣相错,无惭色也。”9可见,部分玄教道士的文化素养之高足以与文坛大佬相轩轾。当然,龙虎宗在大都的崇真万寿宫、东岳仁圣宫,以及在上都的崇真万寿宫,也为该派道士居留京师提供了极大便利。有元一代,这些宫观除了本身所具有的宗教功能外,也是两都文学活动的发生地。10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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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故宫藏昆山玉山草堂传世旧物造云石 , 道士张雨在其上题刻“句曲外史,醉后抚观”
正一派茅山宗中也有不少高度文人化的道士,他们中有一些曾在两都活动,但为期不长。张雨是元代著名道士,乃南宋理学家张九成之后,倪瓒以“诗、文、字、画,皆为本朝道品第一”11誉之。他曾多次随龙虎宗高道王寿衍北上,与两都文人交往颇多,享有盛誉。有《句曲外史集》《贞居词》等著作传世,今人彭万隆将其诗、文、曲、词整理为《张雨集》,是目前收录其作品最为完善的本子。元末明初文人徐达左认为,张雨与赵孟頫、虞集、马祖常等人所处有馆阁、丘壑之不同,“而同为词章之宗匠,辟如轩轾”12。张雨是元中后期茅山宗的杰出作家,早于他的元初杭州玄妙观道士马臻创作成就也很突出,以诗、画闻名于时,很有可能也出自茅山宗。13马臻,字志道,号虚中,隐迹西湖之滨,人称“紫霞道士”。他曾随天师张与材应召北上行内醮大典,在京师度过了大半年。有《霞外诗集》十卷,存诗千余首,其中有些诗歌作于北行期间,记录了他在两都的见闻感受。此外,像梁柱、吕虚夷等道士亦有诗名,在两都文坛小有影响。梁柱著有《山中吟稿》,张之翰《梁尘外山中吟序》云:“近携《山中吟稿》来京师,观者无不称叹,复请序于余,且求正焉。”14可惜其诗集亡佚,存诗仅3首。吕虚夷也曾游历京师,士大夫皆以诗文投赠,而与吴澄、虞集、危素交谊尤厚。著有《啬斋文集》,已亡佚。
同为正一派,茅山宗道士的文学成就并不亚于龙虎宗,但是他们在两都的活动却略显逊色。究其根本,主要在于政治、宗教地位的差异。龙虎宗道士多在两都担任道职,甚至有的还是天子近臣,因而有大量机会接触翰林国史院和集贤院文人,参与两都文学活动的机会较多。而茅山宗道士则不同,他们赴京机会相对较少,即便像张雨、马臻这样的诗人,北上京师也多仰仗龙虎宗天师、高道的赏识。所以说,龙虎宗道士在两都文坛的影响更大。
正一派道士两都文学活动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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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两都文坛的正一派道士乃教门精英,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兼具道士和文人双重身份。作为道士,他们有道法修为,深受蒙古皇室信赖。作为文人,他们的创作成果颇丰,为两都文人称赏。元代两都与正一派道士相关的文学活动大致有以下两方面特点:
1、形式多
元人郑玉说:“京师者,天下之都会,四方贤士大夫之所时集也。”15元代文坛名流如元明善、赵孟頫、虞集、揭傒斯、马祖常、杨载、范梈、袁桷、萨都剌、欧阳玄等,都曾在两都生活。文人崇尚雅趣,饮酒剧谈,吟诗作赋,热衷参与大大小小的文学活动。他们或唱和赠答,或雅集聚会,或论诗题画,形式极其丰富。元代两都有不少文学活动以正一派道士为中心,或者他们本身就是活动的发起者。
元大都文人雅集活动盛行,正一派道士不仅参与其中,而且乐于召集友朋雅集。元人任士林记录了由第二代玄教大宗师吴全节召集的冰雪相看堂雅集:“玄教吴尊师即崇真万寿宫之右筑室三间,……四方宾客宴坐其中,题曰:‘冰雪相看’。凡京师之名能文者,咸赋之纪之。”16吴全节曾多次召集友人在冰雪相看堂雅集,具体情况已难详考。不过,程钜夫、袁桷、刘敏中等人有相关诗作传世,如袁桷诗“峥嵘岁晏凛今夕,商榷斯文共樽俎”17说的就是雅集情景。虞集《送薛玄卿序》记载两都文坛名流送别龙虎宗道士薛玄曦的雅集云:“若薛玄卿氏,尤方今之彦而得于予者也。自京师省亲江南,而名胜为之赋诗多至数十人,皆极其文之所能,体之所至。”18薛玄曦“诗名早已绕京华”19,晚年归山,手足左痺,仍乐于与文人雅士来往。李存说:“君之居山也,名人胜士来游者,未有不与之尊俎倾倒,且以翰墨相欢而去。”20薛玄曦供职两都时也与程钜夫、虞集、杨载、袁桷等著名文人多有来往,在两都文坛十分活跃。
相对雅集活动而言,正一派道士在两都的唱和赠答更多。唱和赠答不像雅集受时空局限,可以此时此地唱和,也可以跨越时空赠答,如陈义高《一蠓吟同留承旨赋》、吴全节《送虞伯生使蜀》《六月十六日早朝偶成八句寄山中诸友》、刘敏中《次韵吴闲闲张秋泉所和潜庵诗》、赵孟頫《送吴真人谒告归为二亲八十之寿兼降香名山》《送道士张伯雨归江南》、袁桷《次韵张秋泉盆梅三首》、虞集《次韵朱本初访李溉之学士不遇》等。所涉正一派道士有吴全节、陈义高、朱思本、张秋泉、张雨。朱思本有诗题云:“至大四年辛亥,予年卅九,承应中朝,奉诏代祀海岳。冬十二月,还京师,与欧阳翰林同舍守岁,赋诗和东坡‘龙钟三十九,劳生已强半’韵。至治元年辛酉,又与欧阳偕留京师,除夕用韵述怀。迩来十年,春秋五十有九矣。感今怀昔,追和前韵,呈秦古闲、喻山雨诸友。”可见他居京时曾有两次与欧阳玄共度除夕、次韵赋诗的特别经历。在众多唱和赠答活动中,由吴全节发起的仰高倡酬颇有代表性。袁桷《仰高倡酬诗卷序》云:“今年春,房山高公彦敬归休于旧隐。夏五月,延陵吴君成季首为歌诗,以致其怀贤之思。于是,次于其后者凡十余人矣。独清河张侯,与成季复肆奇逞敏,纚纚用韵不辍。笔未脱手,语未终舌,而两家使者,各踵户限。故其飞筹急置,如督饷道于剑阁栈道之险也;角形择利,如薄虎象于搜狩之野也。风恬而水涌,欲挂席而争进也。弓良而矢直,欲并发而连的也。”21这次唱和活动有十多人参加,最初目的是为了怀念刑部尚书高克恭,最后升华为怀贤,但逞才斗诗的意味也很明显。文中对此活动的描述形象生动,从中不难感受到当时的热烈气氛。
正一派道士在两都参与的题画活动也很多。元代正一派中多有兼通诗书画的道士,如吴全节、薛玄曦兼善诗、书,张雨以诗、文、书、画享誉当时,马臻和方从义诗、画俱佳,因而他们既是两都题画活动的参与者,其画作也是文人热衷题咏的对象。据初步统计,元代正一派道士题咏过的画作大约有440种。其中有些是在上都和大都完成的,如吴全节、虞集、胡助曾在上都欣赏《看云图》,虞集作《看云记》,吴、虞二人的相关诗作已佚,从胡助《滦阳述怀》《再用韵答虞学士》《三用韵答吴宗师见和》《四用韵赞虞公为宗师书看云记》可以窥见次此活动的概貌。22又如于有兴发起的《云锦溪图》题诗活动,也得到了翰林院文人和道门同好的积极响应。朱思本说:“友人于仲元,诗仙也。居崇文宫,擅云锦溪之胜,命工绘为图。携至京师,翰苑诸公皆为《棹歌》以美之。仲元征予同赋,为作十首。”23相关作品除了朱作外,虞集也有《云锦溪棹歌》传世。24且不论这次活动的目的,翰苑诸公热情赋诗赞美是对正一派道士的认可,由此也可窥见正一派道士在两都文人间的影响力之大。
北京东岳庙《张留孙道行碑》(王亚伟摄)
2、层次高
元代正一派道士在两都的文学活动不仅形式多,而且层次高。他们自江南远赴两都,或供职朝廷,或游历京师,有大量机会与翰林国史院、集贤院文人交游。虞集说:“今大宗师以玄教为上所尊礼者四十年,巍巍高显而世莫与之抗,物莫与之忌。聪明特达之材,多出其门。……故予切感激于是,而为玄教者,吾无不得而游之。”25也就是说,玄教大宗师及其弟子深受元中期文坛盟主虞集欣赏,与之多有往来。除虞集之外,元代文坛大家、名家也多与正一派道士有诗文酬赠。文学活动是文人交往的重要方式,正一派道士在两都的高层次交游决定了相关文学活动的层次之高。
最能体现这一点的例证莫过于吴全节画像题赞活动。元代流传着很多吴全节画像,引来不少文人题赞。明人朱存理《珊瑚木难》卷三有《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吴公画像赞》,收录了与19幅吴全节画像对应的19条赞语及虞集所作三序,为我们了解这一活动提供了很多信息。虞集说:“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吴公画象多出名笔”26,“若韩国李公、吴兴赵公、巴西邓公、清河元公、亳郡李公、四明袁公,皆搢绅之雄者也。雅与今大宗师吴公相好,故皆赞其画象”27。根据相关信息可以大致推断出题赞者的职位,分别是:李孟,中书平章政事、集贤大学士,同知徽政院;元明善,翰林学士;赵孟頫,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虞集,翰林直学士;李源道,集贤学士;袁桷,翰林侍讲学士;马祖常,御史中丞;邓文原,集贤直学士兼国子祭酒;揭傒斯,集贤直学士;欧阳玄,翰林直学士;赵世延,集贤大学士、中书平章政事;吴澄,大儒,辞官归乡;张起岩,翰林侍讲学士;许有壬,中书参知政事知经筵事;吴善,江浙儒学提举。这些题赞者当时多在朝廷任职,大多出自翰林国史院和集贤院,在两都文坛极有影响,该活动层次之高自不待言。
活跃在两都的正一派道士并非都享有吴全节那样的政治地位,但是他们的文学活动同样具有很高层次。如张秋泉,生平不详,有真人之号,能诗善画,曾在京师活动。袁桷《次韵张秋泉盆梅三首》、杨载《次韵张秋泉真人碧桃》、刘敏中《次韵吴闲闲张秋泉所和潜庵诗》,均是与张秋泉次韵之作,相关作者都是文坛名家。又如主要活动于元代前期的王竹林,长期住持金华赤松山冲和道院,也曾北游两都。现存诗中有《答冯海栗大学士》《寿张畴斋翰林承旨》等,说明他在京师与集贤大学士冯子振、翰林学士承旨张仲寿等人有交游。在两都的正一派道士中,此二人的地位、名气、才华并非一流,但他们寄赠唱和的对象却不乏文坛名流。
正一派道士两都文学活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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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一派道士是元代作家队伍中的重要一支,他们在两都的文学活动,丰富了两都的文化生活,对于我们研究元代文学、道教等具有较高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有助于认识正一派道士及其文学创作
通过参与两都文学活动,正一派道士实现了以下两点:
其一,刺激创作,展示才华。在文学活动中,参与者往往趣味相投,处于特定的场域,怀有一定创作目的,很容易产生大量文学作品。考察元代正一派道士在两都创作的作品,有不少是文学活动的产物,与两都文人有关。比如上文说到的仰高倡酬活动,吴全节与清河张侯有意逞才,用韵不辍,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倡酬气氛。又如陈义高交往比较密切的姚燧、阎复、卢挚等,多是翰林、集贤文人,即使是御史中丞崔彧,也曾供职于集贤院。他们同在京师时有文学活动,离开京师后,也会有诗文寄赠。陈义高侍从晋王,辗转各地,《得姚牧庵左丞书赋此以答》《望乡歌寄卢疏斋》即是他寄赠给京师好友的作品。当然,他们参与两都文学活动的同时,也向两都文坛名流展示了创作才华,获得了士林的高度认可。
其二,结纳名流,提高诗名。元人揭傒斯《城南宴集诗后序》云:“京师天下游士之汇,其适然觏晤,为千载谈者之资,定百世通家之本,代有之矣。或以情附,或以义感,或以言求。其取友虽歧,苟轨于道,均可以著简书而托子孙矣。”28文学活动有助于促进文人间的关系,这无需多说。对于正一派道士而言,积极参与两都文学活动同样有利于加深与文坛名流的联系。而且,他们经常有意识地联络文人,借助文学活动增进彼此情谊。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初,燕地未有梅花。吴闲闲宗师全节时为嗣师,新从江南移至,护以穹庐,扁曰漱芳亭”29。吴全节不辞烦难从江南移植梅花不是为了独赏,而是与友人共享。他曾赋诗咏梅花,引来不少文人次韵唱和。马祖常《次吴真人梅花韵》云:“罗浮庾岭大荒滨,燕蓟冰姿好寄身。地胜不招金谷客,赋成重写洛川神。碧窗逗日留私煦,丹井呼泉渍古春。草木有知应自喜,白衣如我是山人。”30马祖常作此诗时尚未取得功名,但吴全节不以权位论人,邀众人雅集赏花,令人如沐春风。所谓“地胜不招金谷客”“白衣如我是山人”即有此意,作者内心的感动由此表露。
参与两都的文学活动也有利于提高正一派道士的诗名。综观茅山道士张雨一生,其诗名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参与两都文学活动。刘基《句曲外史张伯雨墓志铭》载,张雨曾随王寿衍真人入觐京师,造访范梈不遇。见有诗集在几上,辄取笔书其后,为诗四韵。范梈读后大惊,即自诣张雨,结交而去。由是张雨名震京城,一时贤士大夫若杨载、袁桷、虞集皆争与为友,愿留之京师。31据《南村辍耕录》记载,张雨在京师赋长诗,有“风沙不惮五千里,翻身跳入仙人壶”之句。吴全节读后大喜,“送翰林集贤尝所往来者袁学士伯长、谢博士敬德、马御史伯庸、吴助教养浩、虞修撰伯生和之”。32范梈赏识,袁桷、马祖常、虞集与之唱和,必然有利于提高张雨的影响力。当然不独张雨,其他正一派道士如朱思本、马臻、吕虚夷、薛玄曦等人能在元代文坛享有很高知名度,除了他们自身的创作才华外,积极参与两都文学活动也很重要。
2、有助于深入了解元代文人及儒道关系
元代文人与道士联系紧密。“元代文人禅道化倾向突出,而释道文人化在元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33这种现象贯穿元代始终。最早可以追溯至大蒙古国时期,儒士境遇窘迫,地位低下,甚至生命安全受到很大威胁,因此大量儒士遁入全真道避祸全生。而全真道在受蒙古贵族重用的同时,也担任起了保护和传扬中原文化的重任。34南北混一之后,全真道发展转衰,以龙虎宗为首的正一派乘时而起,日渐兴盛。考察元代中后期文坛名流大家,无不与正一派道士有往来。著名的“元诗四大家”与正一派道士交往密切,甚至以师友相称,如张雨礼虞集为师,查居广以范梈为师。也有不少著名文人从高道游,并执弟子礼,如赵孟頫、胡长孺、李存曾礼茅山宗道士杜道坚为师。由此可见,元代文人与正一派道士之间关系十分紧密。但是,这些尚未得到研究者的深度关注。
正一派道士在两都的文学活动多由文人和道士共同完成,是元代儒道和谐相处、深度交流的集中体现,对我们认识元代儒道关系很有帮助。这里我们以两都文人送吴全节归省为例来简要说明。吴全节在双亲80岁时请求归省,天子赐封,公卿大夫作文章诵说其美。赵孟頫取《诗经·卫风·淇奥》之义,作《古木竹石之图》,以表彰其美好品格。商德符以为不足,又作《卢沟雨别图》。图中表达了“南望则山川回互,白云蔼蔼,万里如在几席。北顾则龙飞虎伏,风滃雾合,吾君之居在焉。一桥中分,车几两,马几匹,留连前却,行者送者几不能以相违。盖两有君亲之系焉,非依依离别之情也”35之意。虽然相关诗文大多散佚,但从虞集《送吴真人序》仍可看到这次活动的大致情况。士大夫作文赠画的最初目的是送别和表彰,经商德符的提升而至于君臣关系,并得到了士林认可。暂且不追究他们如此推重吴全节的原因,单从现象层去看,士大夫有意促进吴氏与皇帝的君臣关系,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凡。当然,并非文人单方面有意与正一派道士和谐相处,正一派道士也积极促进双方的关系。一方面,他们积极凭借政治优势,提携保护士子。如赵孟頫评价张留孙:“士大夫赖公荐扬致位尊显者,数十百人。及以过失获谴,赖公解救,自贷如死者亦如之。公未尝言,惟恐其人知之,故亦不得而称焉。”36不仅张留孙如此,吴全节亦复如是。《元史》评价吴全节为人云:“推毂善类,唯恐不尽其力。至于振穷周急,又未尝以恩怨异其心,当时以为颇有侠气云。”37另一方面,他们积极发挥文艺才能,与士大夫频繁交流,结交文坛大佬,参与两都文学活动。像薛玄曦编《琼林集》、吕虚夷编《瀛海纪言集》,都是由正一派道士编纂的与文人交往的诗文集,也是元代文人与正一派道士密切往来的有力证据。
需要说明的是,有关元代儒道关系的文献并不局限于文学活动,但是文学活动是窥探二者关系的一个独特角度。文学作品多写胸中之趣,很大程度上表达的是作者的内心情感,文人处于文学活动之中往往会有不同于其他活动的状态和表现。对于元代很多文人而言,更是如此。所以说,由此切入会有一些深刻而独特的发现。
3、有利于总体把握两都文坛及整个元代文坛
2013年,查洪德先生总结了辽金元诗歌的研究成就,同时也指出了未来研究面临的艰巨任务:其一,清除认识的偏见;其二,了解元代文坛;其三,理解元代文人。38元代文坛多元纷呈,丰富多彩,而北方的两都和南方的杭州是元代文坛的中心。单从文坛作家的构成来看,元代文坛有中原儒士、少数族群士人、僧人、道士、歌姬艺人等。其中,中原儒士又有阶层之分,少数族群士人又有蒙古族和色目人之分,僧人和道士又因宗派不同而有异。不论身份地位、文化背景有多复杂,他们都是元代作家队伍中的重要组成。
正一派道士作为元代道教诗人中的重要成员,与中原儒士、少数族群士人、僧人、歌姬艺人都有交流。他们处于文坛中心,与翰林、集贤文人交往密切,往来庙堂和山林之间,有效促进了不同文人群体之间的交流,推动了文坛风气的形成和传播。查洪德先生将元人的诗风追求概括为清和,理想的境界是“至清至和”39。元代大儒吴澄《萧独清诗序》以“清”评价江西万安道士萧独清的诗作,又在《吴闲闲宗师诗序》中吹捧玄教大宗师吴全节诗之“和”,40至少可以说明正一派道士萧、吴二人的诗作体现了元人对清和诗风的追求,与文坛声气相通。当然,吴全节等正一派道士对于传播诗风多有自觉意识。李存说:“元统二年夏,玄教大宗师吴公从驾上都,叹帝业之弘大,睹朝仪之光华,赋诗二章。他日,手书以寄其乡人李某,且曰:‘苟士友之过从者,宜出之,与共歌咏太平也。’于是闻而来观者,相继传录,于四方者尤众。咸以为是作也,和而庄,丰而安,婉而不曲,陈而不肆,其正始之遗音乎。”41通过寄诗唱和的方式,两都文坛的清和诗风传至江西,南北诗风得以交流,由此可见吴全节在南北诗风交融中的传播和推动作用。
总而言之,正一派道士以道士、诗人双重身份融入文坛,为其注入了新鲜活力,对我们深度认识元代两都文坛,乃至整个元代文坛多有裨益,是元代文学研究不容忽视的对象。
(作者单位为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本文刊于《中国道教》2020年04期。)
注:
1.王树林、申喜萍、吴光正等教授近几年对马臻、陈义高、朱思本、方从义等元代正一派道士均有个案研究,限于篇幅,不一一例举。笔者近年发表的相关论文有《元代庐山道士黄石翁生平考述》(《宗教学研究》2017年第3期)、《元代道教诗人马臻其人其诗刍论》(《中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4期)等。
2.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三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61页。
3.娄近垣编撰,张炜、汪继东校注:《龙虎山志》,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4页。
4.虞集《真大道教第八代崇玄广化真人岳公之碑》云:“凡为其教之师者,必得在禁近,号其人曰真人,给以印章,得行文书,视官府。”见《道园学古录》卷五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91页。
5.张伯淳:《祭陈秋岩文》,《养蒙文集》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4册,第480页。
6.王树林:《文学家兼地理学家的元代道士朱思本》,《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2期。
7.王庸:《中国地理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85~96页。
8.虞集:《陈真人道行碑》,《道园学古录》卷五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7册,第694页。
9.李日华:《六研斋笔记·紫桃轩杂缀》,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93页。
10.刘宏英:《元代上都崇真宫的文学活动考论》,《中国道教》2009年第2期。
11.倪瓒:《清閟阁遗稿》,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92页。
12.徐达左:《句曲外史集序》,毛晋编:《元人十种诗》,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第704页。
13.马臻师从高道褚伯秀。从师承上看,褚伯秀乃道教妙真派大宗师,马臻自然也应属于妙真派。不过,他本人对茅山充满向往,修习茅山宗经典《黄庭经》,交往的道士也多出自茅山宗。其父从茅山宗道士陆月湖学道,其同门师兄王福缘对茅山宗经典《上清大洞真经》十分精通。这些迹象表明,马臻与茅山宗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这里将他归入茅山宗。
14.张之翰:《梁尘外山中吟序》,《西岩集》卷十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4册,第479页。
15.郑玉:《送张伯玉北上序》,《师山遗文》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7册,第67页。
16.任士林:《冰雪相看堂记》,《松乡集》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6册,第517页。
17、21.李军、施贤明、张欣校点:《袁桷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第80、385页。
18、25.虞集:《送薛玄卿序》,《道园学古录》卷四十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7册,第649页。
19.钱惟善:《送上清员外薛玄卿归琼台》,《江月松风集》卷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7册,第840页。
20.李存:《薛玄卿诗序》,《俟庵集》卷二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3册,第721页。
22.胡助:《纯白斋类稿》卷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4册,第6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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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蒋易:《皇元风雅》卷十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622册,第84页。
26、27.虞集:《玄教大宗师吴公画像赞序》,朱存理《珊瑚木难》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5册,第94页。
28.李梦生标校:《揭傒斯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15页。
29、32.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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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任红敏:《忽必烈潜邸儒士与元代文学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340页。
34.相关论文如萧启庆:《大蒙古国的国子学:兼论蒙汉菁英涵化的滥觞与儒道势力的消长》(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9~112页),申喜萍:《汉文化作为他者——以金元儒家与全真教的关系为例》(《孔子研究)2015年第5期),刘成群:《全真教与金末儒学重估思潮》(《宗教学研究》2017年第1期)。
35.虞集:《送吴真人序》,《道园学古录》卷四十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7册,第648页。
36.钱伟强点校:《赵孟頫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74页。
37.宋濂等撰:《元史》卷二〇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529页。
38.查洪德:《辽金元诗歌的研究成就与未来的任务》,《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39.查洪德:《元代诗学通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02页。
40.吴澄:《萧独清诗序》《吴闲闲宗师诗序》,《吴文正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212、229~230页。
41.李存:《和吴宗师滦京寄诗序》,《俟庵集》卷十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3册,第705页。
原标题:研讨|元代正一派道士在两都的文学活动
原标题:《元代文学研究不容忽视的对象:两都文坛的正一派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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