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嫡孙、梁启超外孙女：伉俪共撰祖辈传奇

杨友麒，杨度嫡孙；吴荔明，梁启超的外孙女，他们两人是相伴近六十年的患难夫妻。这对伉俪晚年成书，共同撰写了《杨度与梁启超——我们的祖父和外祖父》一书，向读者讲述两位祖辈的传奇人生和家族往事。这是杨、梁后代的联璧之作，也是国内第一本杨、梁合传，倾注了两位作者对先辈的怀念与追思。就在该书即将收尾之际，吴荔明突患重病卧床不起，年过八旬的杨友麒最终独自完成了终稿工作，实现了他们多年的夙愿。据介绍，该书中的诸多文字和图片史料都是首度公布。

2月16日上午，该书的新书发布暨出版座谈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召开。会上，作者杨友麒与其子、著名历史学者杨念群教授就该书的写作作了发言，澎湃新闻经主办方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发布以下发言内容。杨度嫡孙杨友麒

杨友麒：

作为作者，我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写这本书，以及这本书是怎么写出来的。

我觉得年纪大了、到七十岁以上的时候，人总是有一种怀旧的心理，想对自己有一个反思，对自己的祖先有一些研究。我们这辈人的青年时期，杨度也好，梁启超也好，都处在受批判的位置。我们对自己祖先的了解是很差的。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这两位祖辈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才慢慢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首先是我老伴儿吴荔明，1991年在《民国春秋》杂志上发表了《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当时只是一篇文章，但引起了很多方面的注意。在各方面的鼓励之下，吴荔明把它写成了一本书，就是初版于1998年的《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

而我为什么会写杨度呢？这个想法最早是因为我读《饮冰室诗话》，读到杨度和梁启超的诗文、他们互相之间的唱和，我被他们豪迈的气势所震慑，《饮冰室诗话》有174节，其中有7节是录有杨度的诗的。其中第87节专门写杨度给梁启超的赠诗，后面还附了一个小札，说“古圣贤之为学，必求其返躬自省，而无丝毫不歉于心，乃为有得。若夫名满天下，功满天下，曾于吾身无一毫之增损者，常人道之，君子不计焉，以其无关于求己之道也。今同处异国，于众人之中，而求可以匡吾过而救吾失者，无如足下。”这个就是说能够匡正我的过失、规劝我的只有你。“辄以其意成诗一首。知足下亦无取乎便佞，故自附于直谅之末，亦以托于先施而求诲迪，特录以奉呈。”梁启超收到这个信和诗以后接着说：“呜呼！自万木草堂离群以来，复生、铁樵宿草之后，久矣夫吾之不闻斯言也，吾之疚日积而德日荒也，十年于兹矣。风尘混混中，获此良友，吾一日摩挲十二回，不自觉其情之移也。”就是说他把杨度给他的感言就当作当年的复生、铁樵一样，复生就是谭嗣同，他恨不得每天抚挲这个信十二遍，都觉得不够，说明他们是怎么样的将心比心。所以后来我想，他们之间确实有很多的互动，能不能从他们的互动中写起。

2011年，湖南大学成立了杨度思想研究中心，成立会上我也写了一篇论文，就是讲杨度、梁启超的共同宪政。2013年在中心申请立项，想写成一个小册子，但后来进展很慢，究竟要写研究性的东西还是写怀念性的东西，自己思路也不清楚。后来，写过《旷代逸才——杨度》的唐浩明先生，写了一篇短文在报纸上发表，叫做《政敌与亲家》，写我和吴荔明，吴荔明的外祖父是梁启超，我的祖父是杨度，这两个人本来是政敌，后来到我们这辈变成了亲家。这也使得我们夫妻俩想：是不是可以共同写点东西？

但是要写杨度，远比写梁启超难，因为杨度遗留下来的东西太少了，原因是据说在国民党查抄共产国际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查到杨度是共产国际成员，但当时还不太相信，所以并没有追查过来。但我们家里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紧张，就把家里有关的材料全部都处理掉了，跟共产党有关的都销毁了，材料就很缺少。同时，因为我们夫妻俩都是学理工的，这方面家学渊源断了，国学不太好，对这些材料的消化也有很多力不从心的感觉。我们想要写点东西，主要是想追踪先人的心路历程，通过整理故旧探讨和加深对自己祖辈的了解，学习领悟他们的思想。这既不是历史研究，也不是考证，仅仅是后代对先辈的怀念和敬仰。由于这种初衷，我们不想在历史上做太多的工夫，作为家属，我们只是根据我们的了解、采取我们认为比较准确的说法写到书里去。

活动现场

举个例子，比如1905年，当时满清政府为了准备立宪，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熊希龄在考察之前到了日本找到杨度和梁启超，请他们捉刀起草报告，考察组还没有出国就开始做汇报的准备了，因为他知道五大臣是写不出东西来的。关于这件事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比如北京大学夏晓红教授专门写了篇文章谈这个事，她感觉最后的代笔汇报是以梁启超为主的，但也有的人说以杨度为主，说法很多，而我们没有去太追究到底是谁为主，因为当时梁启超还是戴罪之人，是戊戌变法的通缉犯，熊希龄到了日本以后不好找通缉犯代笔，所以先找杨度。但是杨度觉得在世界各国的考察不如梁启超，所以杨度又请梁启超一块儿做。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又比如梁启超之死，过去外面传说是协和医院动手术的时候切错了肾，把好肾切掉了，把坏肾留下了，因此造成了梁启超后来过早地故去了。这个说法曾经受到各方面的质疑，后来我专门问了梁再冰，她说梁思成确实说过这个故事，这个说法是听到当时协和医院两个实习大夫说过，后来这个故事又说给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听。费慰梅又把这个写进了关于梁思成的书，从此就流传开了。

但是这个事情当时是有不同的说法的，因为梁启超在治病期间有详细的记载，他的大弟弟梁启勋在报上陆续发表文章，叫《病院笔记》，因为社会上也很关心梁启超的治疗。当时并没有说切错了，只是讨论该不该做这个手术。根据各方面调查，协和医院也不承认，说如果有这种事的话，医院会有记载的，因为这个事当时没有保密，梁启超本人也知道，他自己并没有追究协和医院。鉴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就没有采取这种说法。

最后我想说，这本书我们不是为了宣扬自己的家族，更害怕别人说是借祖宗炫耀自己，整个写作过程是梳理心情的过程，也是学习提高的过程，我们和自己的祖父、外公对话、沟通，向他们请教，作为后辈对叱咤风云的祖辈，敬仰和钦佩之余，也深感自己的渺小，从而也是一种升华的过程。他们离开我们并不遥远，让我们记得中国在受屈辱、被压迫之下的挣扎和怒吼的声音，以及有多少像他们这样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为拯救中国殚精竭虑。杨度和梁启超曾满怀热情寻求救国之道，他们时而合作，时而成为对垒的敌人，他们的经历和挫败，他们也曾经历高官厚禄的引诱和考验，我们为他们的绝代才华震撼，他们的人生是当时知识分子救国之路的缩影。他们都过度地燃烧了自己，都在50多岁就去世了，他们本质上都是书生，都不是中国政坛上的成功者，这是他们二人的共同点，也是我们夫妻对他们共同的体味。通过这样的梳理过程，我们感受到了收获提升的喜悦，这就够了，别人怎么评价对我们并不重要，我们享受的是写作过程。如果说有担心的话，是怕文史界的朋友会说，这么好的题材被我们糟蹋了，搞得文学不像文学，历史不像历史，这就要请大家多多包涵，我们毕竟是搞科技的，正如我儿子杨念群经常笑我们一样，说你们就是理工男女，我是学化工的，吴荔明学生物，都是理工男女。我们的文笔和文史修养都不好，对驾驭这么宏大的题材真是感到力有不逮，不足之处请大家包涵，请大家多提意见，有机会再版能够改进。

人民大学清史研究基地主任、长江学者杨念群发言

杨念群：

我的身份比较特殊，一方面是第四代，是亲属，一方面我也是研究历史的。我跟我父亲在他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有一些交流。理工男女是我开玩笑的，我说我父亲抢了我的饭碗，因为我硕士论文写的就是杨度，我觉得老是写曾祖这个有点没出息，躺在先辈的的光环下面生活也不是太舒服，所以我后来换了题目，从区域的角度研究比较知识分子。当然，我觉得我父亲他们是有资格来写这个题材的，但我也有点担心，觉得搞理科的他们再把我们都耳熟能详的史料再做一遍有什么意义呢？结果他陆陆续续给我发了几章，我看了以后觉得蛮惊讶的，觉得角度还是不一样的。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感情使用的问题，就是你怎么投入，投入到多大的分寸，怎么把握这些史料。我很忌讳，我作为后人去研究前辈的时候，大家给我罩上这个光环，你一定要为祖先做点什么，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压力很大，好像要通过弘扬祖先证明自己，我坚决不走这条路。但祖先对我的影响又非常大，我说我们家隔代遗传，我父亲搞理工，到我这儿隔了两代，又回去了。

从感情投入的角度来说，我确实有点担心他们的写作，一个历史学家你研究谁爱上谁，爱得死去活来，爱一辈子，写出来的东西就很不客观，很不中立，带有自己过多投入的情感色彩，这是犯大忌的，所以我回避接触曾祖的东西也有这样的因素在里面。我父亲写这本书我觉得还是很有分寸的。刚才他举了一些史料，包括像梁启超的手术问题，关于立宪报告的撰写问题，其实这都是有一些可能性的，需要历史介入的分寸感才能把握，我觉得这点上父亲做得还是不错的。

我父亲刚刚说他们这代人虽然是名门之后，但是没有受到太多国学的熏陶和训练，是一个短板，但是实际上我不是这样认为的，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走上文科是因为受我父亲和祖父的影响，我祖父虽然是留德的化工博士，但家里存着很多书，比如《史记》、《资治通鉴》等等，他们那代人所谓的理工男跟我们现在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他们是受过非常综合的人文训练的，非常综合的知识储备和对知识的认识，跟我们现在学科专门化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觉得从我的曾祖到祖父到父亲，有一条人文的脉络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父亲虽然是一个理工男，但他的文笔能够显得自然、有感情、有人文的气息是跟这个潜移默化的人文训练和滋养有一定关系的。我母亲也是，她的那本《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同样写得很朴实，很生活化，呈现的生活场景好像如临其境。比如，林徽因现在好像是变成民国第一美人的感觉了，大家都把她神化了，但是生活中的林徽因到底是什么样的？我母亲的书里有细致、贴近的观察。

杨度、梁启超作为家族史的研究和呈现，大家似乎一般比较关注的是梁启超的子女，在座梁家的亲人很多，三个院士。但是杨家相对来说没有那么辉煌，后人没有那么多的光环，但是我父亲当时有一个想法，既然要写，就要把两家后人的生活经历和状态都呈现出来，做一个比较也好，作为历史真实、日常生活的描写也好，都应该有一个连续性的呈现。我父亲说，人命运的沉浮，小人物也有他自己的命运，也有他的意义，他们在历史的沉浮之中表现出什么样的状态，可能也是我们需要的。中国的历史学大家从精英史向社会史的过渡，就是要呈现日常生活的状态，把两者结合起来有一个连续性的呈现，这个还是比较有意思的，这也是这本书可能会有价值的地方。

（以上内容摘编自主办方提供的现场速记稿，未经发言人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