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葛兆光再谈历史上的中国内外

编者按：葛兆光教授2017年2月将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新著《历史中国的内与外——有关“中国”与“周边”概念的再澄清》，他说，这是他有关“中国”的第三部，也是最后一部专书。在这部书中，他针对2011年《宅兹中国》、2014年《何为中国》出版以来各方面的质疑和回响，再次讨论有关“中国”与“周边”的概念，以及历史上中国“内”与“外”的变迁，他强调，对历史中国必须回到历史语境来理解，不能用现代概念切割历史上中国的疆域、族群和国家。

葛兆光像（澎湃新闻 刘筝 绘）

澎湃新闻：这些年来，您一直强调“从周边看中国”，那么，“周边”到底指什么，为什么您要在这本新书里重新讨论这个概念？

葛兆光：重新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也包括学界很多人，习惯用现代中国边界来划分传统中国的内外，然后展开历史论述。其实，这种做法会导致很多误会。从漫长的历史过程来看，中国的“周边”不仅仅是现在仍然在国境之外的朝鲜、日本、（外）蒙古、印度、越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俄罗斯等现在所谓的“外国”，也许在古代还应当包括已经在“现代中国”境内，但不一定是“历史中国”之内的周边区域，就像古代所说的南蛮、北狄、东夷、西戎，也包括后来逐渐成为“中国”的满、蒙、回、藏、苗、彝地区等等。所以，我在这本书里，用了一章讲“周边”的一些地方，怎样从中国之“外”，变成“中国”之“内”，又用了一章来讲一些“中国”之“内”，怎样又变成中国之“外”，这主要就是为了说明历史上的中国，疆域、族群有很多移动，要改变那种用现代中国的固定边界来反看历史中国，来书写中国历史的习惯。

澎湃新闻：那么，和“周边”相对，“中国”具有稳定性吗？“中国”这一观念大致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葛兆光：“中国”这个词当然来源很早，但是研究历史，不能寻章摘句，仅仅从古文献中的一些词汇上，来判断“中国”的历史起源。借用前辈学者的说法，从外部来说，就是没有“他者”就没有“我者”，从内部来说，“国家意识”的形成和延续不光要“统一”还要有“统合”。我觉得应该看内外两方面，秦汉不仅从政治、制度、文化上，在内部奠定大致同一的“中国”，而且通过与匈奴等异族的区分和战争，在外部确认了“我者”（中国）与“他者”（域外），这才奠定了“中国”。

西汉时期

当然，秦汉奠定的这个“中国”有一点特别，这就是在政治、制度、文化上熔铸成的这个“中国”，一开始就相当稳定和庞大，在很长历史过程中，外力无法完全打散这个政治-文化共同体。所以，“中国”和“周边”，无论在历史上表现为帝国与藩属（如汉唐时代的周边诸国），或者表现为彼此敌国（如宋辽金夏），还是表现为帝国与“内地”（如蒙元和满清的本部行省），它就像钢筋水泥里面的钢筋一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因此，在回溯历史的时候，应当承认，“中国”特别是汉族中国，作为一个族群认同的文化象征，作为一个文化习俗相对同一的社会基础，作为一个政治的共同体，在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确实保持了相当明显的延续性与稳定性。

澎湃新闻：那么，您会如何描述古代中华帝国疆域这种内外的变动？

葛兆光：秦汉以来，中华帝国疆域向“周边”渐渐扩大，由于战争、移民和通商等因素，一些原本的“外国”渐渐成为“中国”，一些“异族”渐渐融入“华夏”，形成庞大的所谓“天下帝国”。但是，我也提醒读者，帝国疆域有时也向内收缩，收缩便使得原本一些“中国”区域以及族群，渐渐变成“外国”或“外国人”——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拿了空间最大的时代，当作中国的必然疆域，也没有理由“倒写历史”，把现代中国版图上所有发生过的事件、出现过的人物、存在过的政权，统统都写在那个叫做“中国”的历史里面。

我觉得，“历史过程”是在追溯“中国”的时候，始终应当关注的问题，抽离了“历史过程”，不仅不是追求真实和客观的历史学，恐怕只是为现代中国寻求合法性解释的政治学。当然，在政治与学术总是互相纠缠的时代，很多学者都面临尴尬。可是，如果我们稍稍能够改变一下我们的历史观，不再按照现代国族理念倒着进行历史追叙，历史论述就能够超越现代国境。因为只有一个圆心一条直线的历史叙述，会使得历史书写有中心有边缘，中心往往清晰而边缘常常朦胧，如果历史仅仅聚焦中心，边缘总是会被舍弃；可是，如果有若干个圆心，划出多个历史圈，在这些历史圈边缘的彼此交错中，就会有很多重叠，在这些彼此交叉的周边地区重新观看历史，也许我们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历史风景。

澎湃新闻：我注意到您在这部书中，特别讨论了“汉化”等问题，国际学界在讨论“中国”的时候，这个概念常常被使用，也引起很多争论，我们应该怎样理解？

葛兆光：现在的国际学界讨论中国，往往涉及三个概念。首先，是所谓“汉化”；其次，说到“汉化”又涉及“殖民”；再次，讨论“殖民”则不能不讨论，中国是否与近代以来的各种帝国一样，也是一个“帝国”？这三个概念互相关联，确实争议纷纷，但我希望可以理性和客观，跳出自己的立场，来讨论这三个中外有异议的问题。我觉得，历史上的这个“中国”是五方杂糅而来的，在战争、贸易、文化传播或人口迁移过程中，在国家、官吏与士绅推动的“归流”或“教化”等努力下，往往出现文化甚至族群上的杂糅与融合。我们不必特别忌讳“汉化”这个词汇，就像我们同样不必忌讳中国（尤其是清帝国）也曾是一个推动“殖民事业”的帝国一样，中国确实曾经推动这种以汉族文化为普遍的、高级的文化的“文明化”，也曾经作为一个帝国“开疆拓土”，只是后来这个“文明化”在近代被西方的“文明化”替代了，这个“帝国”被其他“帝国”打败了而已。

清代版图

其实，古代中国历史上，往往是北方胡人南下，使得中原“胡化”，但是他们在中原又逐渐“汉化”，汉族在历史上逐渐南下，使得南方各族逐渐“汉化”，但是在汉化同时，汉人也在逐渐“夷化”，这种“胡化”、“汉化”，“汉化”、“夷化”交错的过程，贯穿了整个历史，没有必要避讳这种历史现象呀。

澎湃新闻：那么能不能用几句简单的话，来说明您写这本书的用意呢？

葛兆光：总的来说，我这本书想说明的是，第一，你不能用现代国家（如“领土”、“统一”）来想象古代帝国，也不能用古代帝国（如“大一统”）来理解现代国家。有关“内”与“外”，从传统的“宗主权”到现代的“主权”，从传统的“边疆”到现代的“边界”，从传统的“臣民”到现代的“国民”，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第二，如果仍然沿袭传统帝国意识处理现代内外事务，或者固守现代国家的观念来想象古代帝国的历史，也许会“雾里看花”或者“坐井观天”。现代世界上，很多民族矛盾、宗教冲突和领土纠纷，往往来自这种不合适的“顺说”或“倒推”。第三，在现代经由条约建立独立主权、推行平等外交的时代，传统对外的朝贡体系已经崩溃；在承认民族自决权力的时代，对内的羁縻 / 自治策略也往往遭遇挑战；那么，“中国”应当如何适应（或者改变）这一现实世界？

我总觉得，因为如今的“中国”兼有现代国家与传统帝国的复杂性，所以，它在以近代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现代国际秩序中，无论“内”与“外”都会遭遇一些麻烦。

澎湃新闻：最后问一个问题，您如何评价“新清史”在中国引起的论争？

葛兆光：我总觉得，现在国内讨论“新清史”，情况变得有点儿怪，有点儿好像不归杨则归墨，搞得像两军对垒，非得你死我活似的。我大概在十几年前就批评过“新清史”，虽然我并不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也觉得他们有偏颇，但是我也要说，学术讨论，不必过度政治化。他们有一些想法也有启发性，也可以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换一种眼光看待中国历史。就像本田实信、杉山正明、冈田英弘他们强调蒙古时代史不是元史，而是世界史一样，你不同意没关系，但听听也有一些启迪嘛。有人说，他们那些玩意儿只不过是日本明治、大正时代满蒙之学的翻版，这话就有点儿过了。其实，你要看到两者的不同，现在新清史的基础，一是超越民族国家从全球史角度看中国，二是站在多元文化的立场上强调各族认同的存在，三是借用满蒙文资料质疑汉文史料的历史叙述，颠覆传统历史叙事的固定性。这些基础或者预设，可能和一百年前日本学界兴起的满蒙之学，还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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