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非洲文明起源，当古埃及与中西非“相遇”

当今学界多承认人类的共同祖先来自非洲，但1974年，塞内加尔学者谢克·安塔·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在其开创性著作《非洲文明的起源：神话或现实》中断言古代非洲文明对世界的影响时，几乎震惊和挑战了历史研究。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撒哈拉以南非洲艺术展厅”因“洛克菲勒翼楼”的翻新而关闭。近日，21组（42件）相隔千年的、来自古埃及和中西非的雕塑首次汇聚在主楼，组成展览“非洲文明的起源”，这也是大都会博物馆历史上首次向迪奥普致敬。

埃及金字塔

“非洲文明的起源”展览现场。（摄影：Seth Caplan）

对殖民文化的反思，在当下不时可见，尤其针对西方博物馆中对非洲大量艺术品的掠夺性收藏。比利时、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已经开始兑现归还文物的承诺，大都会博物馆最近也将其馆藏众多贝宁雕塑中的两件归还给了尼日利亚，但展览却没有刻意涉及这一方面。相反，两位策展人（来自非洲、大洋洲和美洲艺术部的艾丽莎·拉加玛和埃及艺术部的戴安娜·克雷格·帕奇）给公众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大都会博物馆自身的收藏历史，以及文物中所蕴涵的文化和审美观念的变化。

众所周知，古希腊人钦佩埃及王朝的艺术，并从中学习。因为这层原因大都会博物馆的发起人对古埃及艺术也颇具好感。与此同时，他们又认为，几乎所有来自非洲其他时期的文物都不是“艺术”，属于中央公园对面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但这一认识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转变，当时大都会博物馆开始收购洛克菲勒的原始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Primitive Art)藏品，并在1982年建造了“洛克菲勒翼楼”来容纳它们。

“前进的动力”部分展出的一对艺术品。左：大理石的青年雕像，希腊，约公元前590 - 580年；右：力量塑像，中非地区（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19世纪中期。（摄影：Seth Caplan）

通过展签，观众可以了解文物入藏大都会博物馆的时间，继而追溯博物馆在展示和推广非洲艺术方面的进展。但展览的特别之处是策展人将这段历史嵌入了一个老式的“杰作展”之中，并从不同时期的非洲馆藏中精选作品构建展览叙事。

比如，在“最初配对”的标签下，是两个大小大致相同、却相隔数千年的雕塑。其中一尊名为“梅米和萨布”（约公元前2575-2465年），在这座埃及石灰石高浮雕中，一男一女僵硬地面对前方，仿佛在凝神照相。他们年轻、健壮、机警、且男性很有统治力，他的左臂环绕着她的肩膀。与之相对的是，19世纪初由西非马里的多贡艺术家用整块木头雕刻而成的“坐着的情侣”，这件雕塑中人物身高几乎相等，捆绑在男人背上的箭袋和女人背上的婴儿大小也相似，由此大约可以定义他们生活中平等的角色属性。

大都会博物馆对雕塑之美的标准来自“西方古典”的传统，一些来自非洲的作品仍被包装成“原始艺术”。但在这两件雕塑案例中，以美丑作比较似乎并不适用。

19世纪初，马里的“坐着的情侣”（右）和来自埃及的“梅米和萨布”（约公元前2575-2465年）在同一个展柜中。 摄影：Seth Caplan

同时，以文明的延续或“跨文化”为基础的比较也不太可靠，因此策展人并没有试图证明十九和二十世纪加纳、马里或苏丹艺术直接来源于古埃及，而是以“纪念美”“令人敬畏的力量”“掌握金属”等松散的关键词，诠释两件雕塑并置的缘由，但更直接的配对理由或者就是形态、形式和视觉主题。

左： 19 世纪刚果艺术家作品“权力人物 (Nkisi)”；右：“跪着的人物”，埃及（约公元前 380-246 年），（摄影：Seth Caplan）

一个用混合了酒精和血液的泥土制成的河马形物体来自20世纪的马里，与它放在一起的是河马彩陶俑，这头被亲切地称为“威廉”的小河马是古埃及第12王朝总督森比（Senbi II）墓葬出土的一对河马彩陶俑的其中之一。古埃及河马型陶俑出土众多，唯独这只河马身上有着完整的莲花花纹，这也展现了古埃及人眼中的大自然。

虽然这件河马陶俑有着温驯的表象，但古埃及人认为，河马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动物之一，它是渔船和其他河上交通工具的不速之客。从展签中可以了解到，出于对墓主人的保护，河马陶俑的腿在埋葬前被折断，以免它在来世伤害主人。如今之所以可以看到完整的小河马，得益于现代修复技术。

上：20世纪来自马里河马形状的物体；下：来自埃及的河马彩陶俑，约公元前1961—1878年。

同时展出的还包括古埃及王朝早期拳头大小的幼狮雕像，贝宁（现尼日利亚）宫廷铸造的一只光滑的黄铜豹子（公元1550-1680年）；为永恒睡眠而设计的埃及石膏头枕和旨在保护女性发型19世纪的木制头枕（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

然而，最引人注目的图像还是面孔和躯干——两个高大的木雕男性裸体，一个来自古埃及王国，另一个来自19世纪的苏丹，他们应该都是重要的、值得被纪念的人物，一位如君主般高贵，另一位如舞者般轻盈。某些雕塑可能被认为是肖像，尽管其身份已经丢失，例如用蜜黄色碧玉雕刻而成的埃及女王头像的残片；也有一些肖像和其身份均被完整保存，比如一个16世纪的象牙面具（洛克菲勒翼的象征），描绘了贝宁国王的母亲，她也是一位摄政太后。

“杰出的女性”部分：来自埃及的“女人脸的碎片”，约公元前1353-1336 年和 16 世纪来自贝宁的“太后吊坠面具”。

展览还延伸至博物馆其他空间，比如，一个圆睁双目的刚果人物似乎扰乱了希腊和罗马展厅的和平。一列埃塞俄比亚游行队伍漂浮在中世纪大厅中。在欧洲展厅，一尊被人们尊称为“关丹苏”（gandansu）的马里母亲木雕正望向朱斯佩·德·里贝拉创作于1648年的不朽画作。

跨文化和跨时代的联系在欧洲展厅继续，欧洲古典油画与马里木雕对话。

随着博物馆新受众的发展，“熟悉”和“陌生”开始转化，建立跨文化的交流变得越来越重要，由此“美”可以兼收并蓄、保持差异。也许有朝一日，博物馆的观众会像熟悉希腊雕塑一般了解刚果人物。这对目前正在改建的洛克菲勒翼也是一种提示，或许仅仅更新硬件和布置是不够的，还需要从概念上重新考虑，比如将古埃及纳入“非洲艺术”的故事之中。同时大都会博物馆有关非洲等地文物的收藏间接涉及殖民的历史，对于这些艺术品是如何被移出原生地，过去的叙述也一直讳莫如深，如今也需要正视。

再看撒哈拉以南非洲所诞生的大部分艺术品，他们的表达往往是直截了当的，讲述着正义与道德、正确的生活、个人的精神，也述说着如何在自然世界中寻求平衡。其实早在西方现代艺术萌芽阶段，艺术家们的目光就开始望向非洲，以非洲艺术激发灵感，而在当下，非洲依然有着众多让人瞩目的艺术之美。

注：本文编译自《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