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王琪的五十年归途：84岁大哥摸摸他的头说“你回来了”

再过一个月，陕西乾县薛宅村的土地上，将被果树的花朵铺满，粉红的，白的，是王琪记忆里已被淡忘的模样。

2017年元宵节前一天，他和儿子一家从印度中央邦蒂罗迪村出发，到新德里乘机飞往目的地咸阳——这是他滞留印度54年后首次回国。

1962年，高中毕业后参军的王琪跟随兰州军区第55师从青海驻地前往印度，参加中印边境的战斗。次年初，工程兵王琪在中印边界的树林中迷路，此后被印度军方以“间谍罪”羁押7年。

在荒僻的山村生活多年，他从未放弃回国的努力。“从当地警察局长到印度总统”，儿子维什努说，父亲给印度政府写了许多信件请求回中国。

在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印大使馆的努力下，经与印方交涉，年近八旬的王琪在半个世纪后踏上归途。

从印度到中国

飞机上，王琪望着舷窗外，沉默不语。只需几小时，飞机将从印度上空穿过，进入中国境内。

2月11日早上，王琪的大哥王致远六点半起床，准备坐车到咸阳国际机场接机。

“家里所有人都跑出来迎接他，能来的人全来了。”王琪的堂侄王嘉耿说。人流汇聚在机场候机室，停车场，贵宾室门口。

薛宅村的书记王瑞清西装革履，手捧一束鲜花站在通道出口迎接王琪；王琪小时候的伙伴、初高中同学不断打电话询问王琪的情况。

咸阳市的出租车司机在数天前已经看过王琪的新闻，主动和乘客讲起他的故事，“他是在印度以间谍罪被判刑，几十年了还没忘记自己的家在哪儿。”

下午两点左右，王琪曾经所在部队的排长王祖国围着一条红色围巾出现在机场咖啡厅，他随身带了一本部队的纪念册。“书里没有收录王琪的信息，但他可以看看其他战友”。

飞机延误，下午六点左右，王琪缓慢走出机场。

媒体的镜头，家人或陌生人的鲜花涌到他面前，咸阳当天的气温只有几度。小儿子一家外表看起来和印度当地人无异，年幼的孙女还穿着从印度带来的轻薄单衣，周围人给她递上红色的御寒外套。

贵宾室里，王琪见到了84岁的大哥王致远，两人紧紧拥抱，“你终于回来了。”王致远摸着弟弟的头说，两人的眼泪都掉了下来。

家人重逢

王琪没有立即回到四十公里外的乾县薛录镇薛宅村。第二天，他住在村里的家人一早出发到咸阳市的酒店和他见面。

王氏家族成员一百三十人左右，离家时间太久，王琪一时不能认全所有人。家人一一走到他面前自我介绍。

74岁的王顺走到他面前问：“你还认得我不？”王琪摇头。“我是你四弟王顺呀。”“记得记得。”眼泪顺着脸颊皱纹流下来，两兄弟抱在一起。

兄弟几人聊起了彼此的生活状况：刚从监狱出来没多久，王琪在村里做起了生意，生意火旺，引起旁人嫉妒，一次争执中他被五人围殴，一条腿被打折。后来年纪太大，没人愿意用他干活，只能在家中圈养两头奶牛。

从和三哥的交谈中，王顺判定他在印度的日子清贫。“他过得苦。”王顺摇着头说。

五十多年后，82岁的二哥王瑜在酒店房间里见到了弟弟王琪，他一眼就认出了弟弟，一样的鼻子，嘴巴，眼睛。只是左眼上方添了一条伤疤，多了些耄耋老人的特征——头发花白，皱纹深陷。

来到中国以后，王琪的儿子维什努注册了微信，王嘉耿和维什努互加了微信，维什努用英语，王嘉耿不会英语，只能用汉语回复，两人只得借助软件的翻译功能简单聊天。

前一天下午，侄子王战军到达机场接机，只看到了老人头顶的白发。“那家伙，一下子那么多人，哪里见得到人。”他只能回到酒店，几十个亲人，两人一起轮流进去见见王琪。“哎呀，我没见过他，因为他走的时候没我，我是见到人了，抱着他时真的高兴。”没有来得及多说什么，“眼泪直流”。

19岁的侄孙王松也第一次见到王琪。他跑过去，紧紧抱住爷爷，“感觉并没有我想的那么生疏，那么遥远。”晚饭时候，桌子上摆着几碗浇汤面，“爷爷吃得很香，一碗接一碗，他的笑容看起来复杂难懂。”王松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2月11日晚上，西安的程杰从新闻上得知王琪将回村，第二天一早，他和朋友驾车两小时，带着两瓶陕西本地特产西凤酒出现在薛宅南村，但并没见到老人。他又开着车去咸阳，在咸阳的酒店见到了王琪和他家人，并把酒亲手送给他。“他的精神很好，陕西话说得也很好。”

但王琪已经记不起年轻时陕西有什么白酒，他不喝酒，只记得自己年轻时给父亲买过一种葡萄酒。“估计是陕西当时一个叫丹凤葡萄酒厂吧，很有名。”

回到咸阳第二天，王琪理好了头发，按照他们乡里的习俗，“洗一下，理一下”，等待回家。

“失踪”的弟弟

离家去国五十年了。

在王顺的印象中，三哥王琪年轻时高大强壮，高中时爱打篮球，直到进入体校依然坚持这一爱好，后被陕西省体委招去打篮球。

1960年，王琪报名到青海参军，被分到兰州军区第55师工兵营。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打响了。这场战争发生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不少大规模的冲突都发生在超过4250米的海拔上，中印双方均存在物流和补给不易问题。

王琪是工程兵，负责修路、修桥和去除路障，以便让后续部队顺利通过。

他的排长王祖国回忆，部队开始在兰州施工，后来到了青海湖边，此后直接开进西藏。进藏时，“全体从西宁坐敞篷车到达零下20多度的唐古拉山，很多战士出现了高原反应。”

1962年11月14日，“军队发起总攻”，他们当时驻扎在喜马拉雅山南麓距离前线战场近百里地的原始森林里，就在要把他们连队派上前线排雷的前夕，忽然传来停战的消息。

战争结束了，部队准备撤离。但王琪不见了。元旦前一天，部队的人发现宿舍里只剩下他的被子褥子、衣物、牙刷等生活用品。

王祖国和营队三百多人在达旺地区的山上、森林、附近村庄，河流边找了一个星期，一无所获，最后无奈撤离。

王祖国让人把王琪的物品保存下来，以免人回来了，物品遗失。昔日的战友几乎每年聚会一次，每次见面，都不免提起“失踪”的王琪。

二十年家书

1986年的一天，在薛宅南村的王瑜第一个收到王琪寄来的信，上面写着他看不懂的“外文”。他只能让家人到咸阳找大哥王致远想办法。王致远通过外贸局的熟人辗转找到一个懂外语的朋友，像破译密码一样解开信中内容：弟弟王琪已娶妻生子，正生活在印度中央邦的一个偏僻的村落里。

多年之后，王琪向红星新闻讲述了那段“失踪”经历：1963年元旦放假，他离开部队去外面转，走了很远以至忘记回去的路。2号还在森林里，3号他听到了汽车的声音。那是印度红十字会的车，没想到对方把他拉到印度军队的一个防区，送进监狱。

监狱一待便是六七年。“每天就是吃饭、休息，只是（住的地方）没有光线。吃完饭，就去监狱的广场上待着，晚上再被关回去了。大家都用手抓着吃饭，我一开始不习惯，就用勺子。”

他走失时身边没有带任何证明文件。出狱后，警察把他押送到印度中央邦的矿区蒂罗迪村，当年那是一片被湖泊和森林包围的荒僻之地。

在那个村子里，他在面粉厂打工谋生，后来又自己零售些粮食和调料。在监狱里他和警察笔划着学会了英文，出去后又艰难地学会了印度语。

1975年，王琪和村子里的一位印度女性苏希拉（Sushila）结婚。此后十年间，他们生养了两儿两女，但大儿子因为疾病不幸离世。

在热带的他国印度，王琪习惯了穿单衣拖鞋，手抓饭，很少吃到家乡的手擀面，只有碰到在印度做小买卖的中国人，才有机会说几句中文——他曾问他们要些中文的书本，以便不忘记中国话。

王松的印象中，自己的家族中有四位爷爷，分别是居住在咸阳的“咸阳爷”，苹果大户“苹果爷”，身体孱弱的“碎爷”，以及从未见过的排第三的“印度爷”王琪。王松从小对王琪的故事耳濡目染，“他的有关消息陪伴着我的童年，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王战军说，小时候家里一直挂着“革命军属”的牌子，直到自己上小学的时候，家里才收到那封从印度寄来的英文信。

二十多年间的家书往来，王琪最挂念的是母亲和“回家”：

“敬爱的母亲大人，亲爱的兄弟姐妹：几十年过去了……我是很好的，我也有了爱人，生了男孩和两个女孩，他们都很快乐，现在我做生意养活家。我很是痛苦得不到您的消息……”

“哥哥您好：七月一日这里的学校开学了，孩子们都到学校去了，现在我的生意也好转了，都很好，您告诉妈妈她老人家，叫她高兴起来，不要担心，等我的回国证办好了，我马上回到您的怀抱……”

“亲爱的哥哥：咱们全家大小都很好？我4月27日得到您的回信，我万分激动，看了一遍，更是高兴极了……您又叫我不要挂念，保重身体……我最担心的是妈妈……叫妈妈一定不要担心我，我会想办法回来看她，我一定要回来……我黑夜时时梦想着她老人家，有说不完的话，等相会以后再慢谈……”

“哥哥：您好，全家大小都好吗 ？很长时间没有通信，家那里的情况怎样？……请您告诉我一切情况，主要是妈妈怎样？……哥哥告诉妈妈，我一定会见咱们全家大小……”

王琪不知道，在他和家人通上第一封信之前，母亲李氏已经抱憾离世。

家中兄弟几人，李氏最疼王琪，“他聪明，学习好。” 大哥王致远曾向媒体回忆，1961年，他返程工作后，母亲想念在青海服兵役的儿子王琪，他便请假带着母亲去了青海，到了西宁才知道部队换防到青海湖。部队首长体恤老人，打电话让王琪来西宁见家人。那次见面，母子三人特地合影留念，两个儿子左右拥着母亲，一脸幸福。

但那次见面后，王琪就和家人中断了联系。

六十年代，和王琪同住在薛宅南村的杨广新退伍返乡。一天，他走在村子里，碰到了李氏。李氏迎上去问他在部队是否见到过自己的儿子，杨广新告诉她，自己和王琪不在同一部队，而且距离很远，听到这，老人闷声离去。

王瑜回忆，经过三哥王琪失联事件后，李氏再不允许家里的其他孩子去当兵。

她郁郁而终。通信持续了二十余年后，直到2008年，家人才忍痛告诉王琪母亲故去的消息。

在距离王家400米左右的墓园里，老人的青冢掩映在一片果树林里。

回家的路

过去的许多个春节，陕西的家人聚在一起，总会提起王琪，“像压在心里的石头。”

一直到2009年，王琪的侄子王英军以游客身份前往印度，两人相约在首都新德里的一家酒店见面。

王英军出生在王琪“失踪”的1963年，他从未见过这位叔叔。第一次见面，他形容王琪的境况“很糟糕”，并不像信中说的那样好——甚至因为穿着落魄，王琪在进入酒店时还被保安拦下。王英军不得不向朋友借衣服给他换上，才让他顺利进了酒店。

那次，王英军从印度带回了叔叔的一张照片。家人见到照片后，才吃了“定心丸。”

在印度生活的五十多年里，王琪保持每天五点起床锻炼身体的习惯，“他把身体练好，就是一直在等待回国这天。”王顺说。

在核实王琪的中国公民身份后，中国驻印度使馆于2013年为王琪颁发了为期10年的中国护照，并每年向其提供生活资助。

2017年初，经媒体报道后，中国驻印度使馆第一时间派人慰问王琪，并同印高层接触，敦促印方特事特办，尽快发放出境许可，满足老人晚年的返乡愿望。据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陆旭介绍，在外交部和中国驻印度使馆不懈努力之下，王琪于2月10日获发印度出境许可，并可随时返回印度。中国驻印度使馆也为其印籍家属免费颁发了中国签证。

距离咸阳45公里开外的薛录镇薛宅村，房屋排列整整齐齐，一条水泥路穿过村子，一直延伸到果树林里。

20多年前的薛宅村是一片绿油油的麦地，后被成片的桃树，梨树，苹果树取代。如今的薛宅村分为东村，南村和西村，一共有八个生产小组，被数亩乾种红仙桃林包围，2200人口分散其中。王琪家属于南村。

1990年，当时的薛宅南村由于洪水灌进防空地道，几十户村民集体迁移到“原上（地势更高的地方）”，土墙房变成了牢实的砖瓦房。曾经的南村距离新村一公里左右。

现今77岁的薛宅村村民王新是王琪小时的玩伴，他记得，当年他们一起在村头的老槐树下玩耍，四五个人手牵手才能绕槐树一圈，如今，老槐树已被砍倒，立在原地的只有孤零零的一截。

王琪在初中的时候被大哥王致远带到咸阳的中学上学。1960年代后出生的人对他感到陌生，一些人几乎没有听过他的故事。

这几天，村里来了不少外地人，不断有人从宝鸡、西安、咸阳、乾县等地自驾到薛宅村，在他家门口拍照，家人第一天关着门不让进，后来县里宣传部的人来了，他们只能把门打开；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在薛宅南村待了两天，干脆在村里设置了媒体咨询服务处；同一天，中国电信的人开车进了村，一两个小时之后，替王琪家免费网线拉好，安上路由器。

村子打扫一新，薛宅村天主堂乐队12名平均年龄40岁的队员聚集在天主教堂门口，练习准备迎接老人回村的歌曲。排练从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从下午3点到6点。为迎接王琪回村，乐队特地准备了《圆舞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走进新时代》三支曲目。

王生换第一次指挥乐队，兼顾吹号，他心理有压力，“那么多记者，那么多人，放出去弄不好麻烦。”晚上乐队解散以后，他回家独自练习，等着王战军电话通知老人何时回村。

而王战军则在村里等着堂哥王英军的电话，“村上镇上县上有啥事情他会告诉我，”他再通知下去，让村上的锣鼓队，腰鼓队和乐队准备表演。

当天，王琪没有回村，有人说是他身体不适，需要调整，有人说他还在补办一些证件，但与他相关的新闻不断在村民间流传。“明天还要来，把老人家看一看，老人家辛苦了。”从薛梅村过来的60岁老人李向珍举着一份报纸，向围在四周的老人大声念起关于王琪的报道。

她旁边的一辆三轮车上，载着从隔壁习村过来的五个六旬老人，他们专门跑过来看王琪。中午过后，村里的人群逐渐散去，“这边习俗，祭祖会在上午12点前回来，现在没回来应该不回来了。”一个从乾县过来的人说。

2月11日是中国人团圆的元宵节，王琪心心念念的乾县手擀浇汤面已经备好了。王琪的妹妹王桂玲给他买来了棉衣，棉裤。她说，咸阳这边春寒，老人刚从印度回来还不适应，给他添衣保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