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麦克法兰谈日本现代化的成败得失

艾伦·麦克法兰（章静 绘）

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现为剑桥大学人类学名誉教授、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他关注现代世界诸起源及特性的比较研究，研究对象覆盖西欧、喜马拉雅地区和日本等三大文化区域，已经出版四十多本著作，在国际学术界有广泛影响。2021年夏天，“日本三部曲”作者马国川先生通过邮件，围绕日本近现代历史的几个重大问题，对麦克法兰先生进行了一次书面采访，麦克法兰先生详细阐述了他对明治维新、战后转型、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关系、国民性等问题的看法。

没有西方，日本的自主起飞是不可能的

日本和英国都是被大海包围的岛国，历史却大不相同。在十九世纪中叶，当英国已经成为富裕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时，日本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假如没有1853年美国准将马修·佩里率领“黑船”舰队驶入东京湾，打开日本的国门，日本是否会一直闭关锁国？还是说，不管怎样，日本最终会像英国一样驶入现代化道路，进入现代世界？

麦克法兰：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的一代人中，日本从一个孤立的、农业的、封建的社会迅速转变为一个先进的、现代的、强大的工业文明，并且能够在战争中打败中国和俄罗斯，成为亚洲第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这是一个真正令人惊叹的事件。日本某些经济史学家和最近的一些社会学家的一种观点是，无论美国是否迫使日本向西方开放，从而引发保守的幕府被推翻和改革的明治新政权的建立，工业化和现代性都会在某个时候在日本发生。

乍一看，这似乎是合理的。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上都与十八世纪初的英国非常相似，那时英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才刚刚起步。在此前的几个世纪里，两个国家通过控制人口，保证了资本积累、财富逐步增长和消费社会的成长。两国农业都非常有效，日本以大米为基础，英国以牲畜和硬壳谷物为基础。两国都有早期的市场体系，而且市场普遍渗透；两国都发展了银行体系，甚至建立期货市场和半股票市场体系；两国都有大型且长期的商业公司和贸易组织；财产基本上是私有的、是受保护的。因此，两个国家的经济在许多方面具备了现代经济的雏形，只是没有工业特征。

同样，这两个国家的社会都有现代特征：家庭制度都通过契约安排将个人与家庭分离，都有独特的单一继承人继承制度，都有一种阶级制度。在日本，以经济为基础的群体享有很高的特殊地位，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都被赋予不同的社会地位。为了获得社会地位，人们高度重视赚钱。

甚至政治制度也非常相似。研究封建主义的史学家马克·布洛赫认为，当时除了西欧外，日本是世界上唯一实行封建体系的国家。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欧洲各国中，英国拥有独特的集中式的封建主义，这种体系至少从十二世纪起就在日本发展起来。在这样一个体系中，有一个强大的统治者及其顾问，但大量的其他权力被逐层下放。那些获得下放的权力的人，英国的绅士和日本的大名和武士，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大的“中等”阶层。在这两个国家，地方政府都很强大，每个国家至少有一个大城市，英国是伦敦，日本是江户（东京）、大阪和京都。这些城市拥有大量的自治权和个人权力。这两个国家都有高度的社会和地理流动性，都有受过良好教育和识字的人口，有许多学校，有很大的图书市场和繁荣的文学文化，从首都一直到地方。

换言之，如果有人来到十八世纪初的英国，然后访问十九世纪初的日本，经过仔细的调查，会惊讶于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相似性，甚至会被位于欧亚大陆两端的两个地方法律发展的相似性所震惊，因为德川幕府的法律出奇地类似于英国普通法。当然，他们会注意到，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在语言、思想、宗教、艺术等方面——两个国家是完全不同的。然而，工业革命的大多数基础都已经存在于这两个国家。

然而，尽管日本当时已经拥有了日本奇迹的大部分基础，这可以解释日本的速度和成功，但我确信，如果没有“西方”来开放日本，或者没有西方科技体系的引进，日本就不会有工业资本主义的革命性发展。

因为在突破前的几十年里，英国和日本有两个基本的区别。日本在这两个方面的欠缺，导致它不可能自主起飞。一个区别是日本人口史学家速水融指出的，日本以“勤业”为基础，即勤奋工作，让农业和工艺制造的效率越来越高，而英国则是以“工业”为基础，这是生产的增量，就是用非人类力量代替人工劳动。

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五百年里，英国的增长是由缓慢、深刻而漫长的技术革命所推动的，它取代了农业和许多手工业、制造业的人力，提高了效率，如布匹和玻璃制造业。这是通过利用风力实现的。

一般认为，世界上第一批有效的大型风车在中世纪被用于英国，使用水力来推动高效的水磨。根据《末日审判书》（诺曼人征服英格兰期间，在征服者威廉命令下，于1086年完成的一次大规模调查的记录）记载，到1086年，几乎每个村庄都有一个磨坊来碾磨玉米，不过都是使用牲畜拉磨。机械功能取代各种畜力的做法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被用于农业的许多方面，包括提供肥料和耕作。考虑到人口规模，英国的马、羊、牛和其他大型牲畜比欧洲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得多。最后，煤不仅用于取暖以代替木材，还用于制造和生产石灰肥料。这种做法至少在八百年前开始发展起来。到了十六世纪，煤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被广泛使用，由海上从北部煤田运来。到1700年，煤炭供应了英国能源的约四分之一。

这些形式的能源在日本都没有开发出来。水车和风车几乎没有。由于各种原因，动物在日本越来越稀少，以至于到十九世纪，从英国到日本的旅行者经常说，日本几乎没有任何动物，连鸡鸭都没有。

换句话说，日本当时正在经历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所说的“农业内卷化”，而英国则经历了我们应该称之为“农业进化”的过程。用马克·埃尔文在《中国过去的模式》一书中的话说，日本已经陷入了一个“高水平均衡陷阱”。在这条道路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在任何意义上，当时日本人所走的道路都不符合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方向。

这并不奇怪，因为除了英国以外，西欧大部分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例如，从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整个东欧，甚至与之相邻的伟大的伊斯兰文明，也陷入了这种“内卷化”的陷阱。即使是主要依靠航运和使用泥炭作为燃料的荷兰，也已经达到了经济的极限。

因此，如果英国没有奇迹般地率先实现突破，工业化在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发生。事实上，即使有了榜样和技术，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南部仍然花了一百年的时间才成为工业社会，而日本人只花了三十年、一代人的时间就模仿了千山万水之外的实践，这显示了日本的情况是多么特殊，也显示了工业化的道路是多么不同寻常，而且是基于偶然的巧合。

所以，对于你的问题，答案就是 “不”。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的“黑船”到达之后发生的事件是至关重要的。以蒸汽驱动的铁甲舰带来了一种新文明的愿景。如果我们把它想象成一场大火，那么燃烧所用的大部分木材在日本都已经存在了。然而，如果没有英国人和美国人的火柴，伟大的突破也不会发生。日本将继续作为一个勤劳、高效、美学和工艺智慧惊人的文明而存在。然而，它不可能自主发展成为现代工业国家，它将朝着完全错误的方向前进。

为什么明治维新成功了，晚清改革却失败了？

您怎么评价明治维新的历史意义？为什么明治维新成功了，中国晚清的改革（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却以失败告终？

麦克法兰：前面我已经给出了部分答案。日本不仅更加统一，像英国一样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不是像中国一样是一个庞大的帝国，这使得改革更加容易，而且几乎一切都准备就绪，可以起飞。如果我们用W.W.罗斯托（Rostow）的比喻来分析，四分之三的先决条件都在那里——跑道已修好，飞机已加油，准备就绪，只需要一个飞行员就可以起飞了。

如果我们转向清朝，情况就完全不同了。1850年的中国与英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特征有诸多不同。

中国没有任何现代工业转型的要素，事实上，这方面存在许多障碍。它还受到许多其他困难的困扰。十七世纪中叶清朝建立之后的两百年里，中国人口增长五倍，耕地过载，大量饥荒，使内卷化进一步加剧。西方侵略特别是两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的破坏，使中国陷入了不可能的境地。在一片瓦砾、砖块、小墙和深沟的原野上，沿着跑道“起飞”是不可能的。当然，奇迹是一个世纪后，在几乎完全相同的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中国发生的惊人变化——在规模和效果上甚至远远超过日本。

因此，答案是日本在明治时代已经把大部分牌捏在手中了，而清朝官员一无所有——除了广大人民的巨大才能、勤劳、聪明才智和对财富的热爱。只有当一切条件改变时，这些力量才会像溃坝一样释放出来。

日本为什么走上歧路？

日本和德国都是追赶型国家，在1930年代都曾走上错误的发展道路。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有共同的历史原因？

麦克法兰：一方面，在现代化进程中德国和日本因挫折感和侵略性而右转，是我们应该引以为鉴的。可能的共同情况是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他的《注定一战》一书中描述的“修昔底德陷阱”。这是一种趋势，即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大国，试图粉碎不断上升的国家的挑战，导致战争。最早的案例就是斯巴达受到雅典的威胁，最终爆发伯罗奔尼撒战争。艾利森研究了十二个案例，发现其中八个发生了战争，四个没有发生战争。

就现代德国而言，冲突可以进一步追溯到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外部压力积累，崛起中的德国感受到当时的主导国法国和大英帝国的阻挠，这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部分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试图以1919年《凡尔赛条约》中的巨额惩罚性赔偿和条件进一步压垮德国，导致德国遭受巨大痛苦，引发愤怒，这些事件都是后来德国再次挑战主导国的原因。

日本同样如此。它的崛起对西方构成了威胁，这种紧张关系正是法西斯主义兴起和日本反西方战争爆发的因素之一。例如，1940年美国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这让许多日本人深感愤怒，认为必须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因为当时日本自认为已经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大国，而被迫退出国际联盟的日本人认为，种族态度和西方的傲慢意味着他们从未真正被接受为西方高级文明俱乐部的平等的正式一员。自尊心和自我认知导致他们寻求补偿。在这种补偿心理驱动下，他们把政治权力与精神权威统一在一起，把天皇变成“神”（在德国希特勒也变成了类似的东西）。

然而，虽然我们可以看到“修昔底德陷阱”是一种模式，但它不是一种必然规律，只是一种强烈的趋势。艾利森自己也表明，在十二个案例中，有四个案例中，主导文明被另一个文明所超越并没有导致明显的战争。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美国和大英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尽管美国的经济远比英国强大，但因为庞大的大英帝国的存在，英美实力旗鼓相当。这导致美国人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制定了入侵加拿大的秘密计划（“红色战争计划”），以将英国海军吸引到加拿大，然后在英国海军兵力分散的情况下接管大英帝国的部分地区。这个场景并没有发生。该计划一直被放在抽屉里，直到1939年。但该计划的存在显示，即使是在如此密切的文明之间也有潜在的战争可能性。1945年之后，美国在财富和军事实力的各项指标上都明显地遥遥领先于英国，但两个国家并没有发生冲突。

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可以解释这一点。双方有共同的文化、语言、根源、宗教，使他们的关系就像是一个日渐衰老的父亲和一个变得更强壮的儿子；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乔纳森（美国人的绰号）是‘约翰牛’的儿子。”另一个因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掩盖了从英到美的天平倾斜，同时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然而，这个案例和其他案例确实给了我们希望，这个世界能够和平地实现大国权力的转移。尽管在焦虑和恐惧的驱动下，可能出现煽动者，煽动者可能试图通过仇恨“他者”来团结相对衰落的本国，但冲突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尤其重要的是，中国不要为了对欺凌和威胁做出反应，而抛开其古老的智慧、和平与和谐的哲学，抛弃与西方军国主义掠夺帝国截然不同的“天下”概念。中国可以借鉴《孙子兵法》的古老教训，避免以牙还牙的陷阱。中国可以在不动用任何武器的情况下实现自身的目标。

如果没有美国，日本会成为现代民主国家吗？

1945年以后，日本走上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如果没有美国的占领，这种变化会发生吗？如果没有美国的推动，日本会成为现代民主国家吗？

麦克法兰：1945年日本被西方打败，对日本人来说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尽管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至少日本的许多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打败美国的可能性很小。对珍珠港的袭击几乎是一种“民族剖腹”，是日本人悠久的为荣誉而自杀的传统在国家层面的一次演绎。在个人层面，自杀往往发生在一个人的荣誉受到损害的时候，而这次“民族剖腹”则是缘于日本人认为民族尊严受到了种族主义和西方经济禁运的损害。

二战不仅重创了日本的经济和政治，也撼动了日本的道德内核、文化确定性和精神特质。事实上，最近的研究表明，尽管日本战后看起来一片废墟，很多工业基础被核弹和轰炸摧毁，但事实上，更深层次的经济基础大部分仍然保留了下来。这些牢固的根基使得日本得以很快重新崛起，就像1978年的中国一样。

因此，美国的占领和经济援助看起来帮助了日本，加速了它的经济复苏，但其实日本无论怎样也能重建起来。这甚至可以视作熊彼特（Schumpeter ）所说的“建设性破坏”。这场战争带给日本的影响，与日本古时的一种现象类似：日本大城市的房子多是竹子和纸造的，每过十年甚至更短时间，就会发生一些意外的火灾，把它们一片片烧毁。每当大火过后，人们就会投入繁忙的重建工作，后者又会刺激其他许多经济活动和社会变革。

就民主制而言，天皇的领导在很大程度上因为战败而失去了民心。日本的法西斯中央集权被唾弃，就像在德国和意大利（但不包括西班牙）在欧洲一样。然而，如果没有美国的干预（干预的主要目的就是重建日本民主），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有可能发生在日本。换言之，日本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存在的强大的共产党可能兴盛起来，日本可能成为一个共产党治下的社会。这只是一种推断，但人们普遍认为，是美国的干预使得日本走向了西方式民主。

这种论调——以及问题本身的提出——都假设日本确实已经成为了一个民主国家。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说法。诚然，日本有着真正的地方民主，有着选举产生的议会，也存在党派竞争。然而，这是一种奇怪的政党制度——有时甚至可以说这是个一党制国家。例如，自民党从1955年到1993年几乎一直统治着日本，从1996年起的十五年间，在大部分时间里，日本再次处于自民党治下，这看起来不像是英美的政党交替式的民主。同样，在日本，政治的日常运作显然是通过背后操纵、关系网、派系间的政治交易来完成的，与我们在英美文化圈所看到的截然不同。所以很明显，日本采纳的既不是停战二十年前的天皇制度，也不是西方民主。这再次表明，一国政府的形式，必须符合这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历史。试图让所有国家都像西方经常倡导的那样采用同一种“普世化”制度的做法，注定要失败。

战后日本成功的秘密是什么？

战后日本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一个奇迹吗？在您看来，战后日本成功的秘密是什么？

麦克法兰：日本的第一个奇迹发生在1868年之后，我来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以及它是如何发生的。到1868年，日本几乎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它只需要一些微小的政治、社会和教育改革，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就可以开始快速转型。日本人的辛勤劳作和娴熟合作，已经让日本实现了九世纪到十九世纪之间世界上最成功的高水平的农业经济，现在则可以用来实现新的使命。日本人的传统工匠技艺，特别是他们复制和小型化的能力，非常适合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兴起的微型技术。日本人是完美主义者，能够制造出优美雅致的艺术品，所以他们的汽车、电脑、随身听等产品让世界目眩。

日本发生的第二个奇迹，是第一个奇迹的重演和复兴。它发生时，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精力正被其他事务所牵扯。美国先在朝鲜、然后在东南亚、再（秘密地）在南美洲卷入长期而昂贵的战争。冷战期间，苏联军费开支过度，逐渐式微。当英国不再以一个帝国的姿态面对外部世界时，陷入了内部经济和政治困境。只有德国与日本一样，经过战争的洗礼，从废墟中重新繁荣起来。

日本和德国一样，以奇迹般的速度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世界格局中的空白。日本能一跃而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恰是因为包括印度在内的所有其他经济体当时都陷入了困境。这并不能抹煞日本的发展奇迹，但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在一个多岩石和贫瘠的岛国，为什么一度甚至有超越美国之势。这也预言了中国——实际面积是日本二十倍、人口是日本十二倍——的发展前景。中国的发展势头甚至比日本还要强大，部分原因是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科技的效率已经比五十年代高出许多倍。依据摩尔定律（该定律预测每十八个月或两年计算能力就会翻一番），那么中国可利用的技术要比那时的日本强很多倍。

现代化是否只有一条道路？

在二十世纪，日本、德国都曾探索不同于美国和英国的现代化道路，导致了与西方的冲突（包括价值观冲突和文化冲突），但是它们最终都认同了英美的现代化道路，认同了英美代表的价值观。这是否意味着现代化只有一条路？

麦克法兰：“现代化”一词，以及它的词源“现代性”一词，有两个主要含义。在有关问题的讨论过程中，我接受了一个普遍的观点，即当我们谈论“现代”社会时，我们主要谈论的是外在的物质世界。我们谈论的是现代的通信方式，不仅仅是汽车和飞机，还有电报、电话和电视，现在则是互联网。我们谈论的是现代能源——煤、天然气、电力、现今的核能及可再生能源。我们谈论的是广泛而有效的教育，普遍的医疗保健，充分的养老金保障。我们谈论的是工厂里的分工、有效的市场体系和私有财产。这是大多数人认为的“现代”。

从各种国家的实验来看，要首次取得上述现代性，看来确实需要一定程度的自由度和流动性。私有财产、激励措施、政府支持（而非无情统治）、现代技术等等，都是需要的。然而，这套规则被英国发明之后，是可以被独立地复制和仿制的，产生出不同于西方的“修订版本”，就像日本、中国所采纳的那样。

而有些国家的实验表明，注定失败的做法，是将所有阶级、私有财产、家庭、信仰体系和传统政府形式一扫而光。这类实验在整个二十世纪导致了数不清的灾难。

然而，“现代性”还有另一个更深层次的含义，从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到福泽谕吉、马克斯·韦伯，许多伟大的思想家都对它有过深刻探寻。它将真正的现代性定义为，将人类生活中的四个领域——权力（政治）、财富（经济）、个人关系（社会）和信仰（意识形态）——尽可能地分离开来。在大多数社会中，在直到过去一两百年前的漫长时间里，这四者都是纠缠不分的。即使到现在，我们也做不到将它们完全分离。如法国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我们从未现代过》一书中所说，西方大部分地区，例如欧洲大陆，都是如此。四个领域之间的分离仍然远未完成，而且不断受到挑战。然而，英国用了好几百年时间实现了最高程度的分离，并将这一模式植入到了新英格兰、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其他帝国触角所及之地。

这种深层现代性——也即四个领域的分离，对于首次实现上文所述的物质世界的现代性，看起来也是有必要的。然而现在，它们间的分离并不需要被推向极端。欧洲大陆，尤其是其天主教地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建立在政治、宗教和家庭的某种深层结合上。日本当然也没有实现四者的完全分离，尽管福泽谕吉的伟大著作《文明论概略》中提出了这样的愿景蓝图。他通过观察和阅读托克维尔和J.S.密尔等西方思想家，相信四者分离是西方充满活力的基础。 

在做到四者的部分分离、又继续保持它们间的一些传统结合方面，中国提供了一个伟大的案例。中国已经做到了相当程度的分离，但政治仍然是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或“基础设施”，正如宗教在印度、经济在美国、法律在英国、美在日本的地位一般。在中国，信仰体系在许多方面仍然是非现代的。这里混合了道教、佛教、儒教、祖先崇拜和其他特征，韦伯将其恰当地描述为一个“魅术之园”（magic garden）。这个古老的、合一的体系成功地与极度高效的现代科学、技术、教育和经济生产并存，就像日本在其物质现代化以来的一百五十年里一样。一边是文化，另一边是社会/经济，两者捆绑在一起的紧密程度，似乎并不像我们曾经认为的那样深。

文化传统与现代化是否兼容

日本既实现了现代化国，同时也保持着浓厚的传统文化。但是也有人认为，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障碍，必须排除。那么，在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国家独特的文化传统是否必然与现代化相矛盾，能否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其独特的文化传统？

麦克法兰：从我对上一个问题的回答，已经能部分推测出我对现在这个问题的回答。曾经有人认为，“西化”意味着全盘接受西方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体系。然而历史从来不是这样的。看待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是比较西方曾经出现过的两种帝国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导致了这两种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不同扩张模式。

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这些欧洲大陆帝国建立在一种非现代的、四者不分的观念之上，这种观念认为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必然是融合一体的。所以当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到南美，或者法国人到北非和印度支那时，他们相信，他们在那里通过军事征服得到的一切，都必须成为他们自己的一部分。如果你当时住在越南，你就立刻变成了一个法国人，有权作为正式的法国公民去到法国。你在越南的法国学校学法语，吃法国食物，喝葡萄酒，你最好是个天主教徒，很可能和一个法国殖民者结婚，生育几个混血儿。

而在英国传统中，早在英国人在北美和加勒比海建立第一批殖民地之前，文化与社会就已经实现了分离。例如，大英帝国在印度的统治疆域如此之庞大，土著人口如此之众多，即使英国人有这个意愿，他们也不可能把治下的数百万印度人吸纳到他们的小岛上。但实际上，无论如何，英国人长期以来享有一种传统，即政治、法律和经济、社会、文化，包括生活方式、信仰和其他一切，都是分离的。所以在印度，你必须遵守英国法律，允许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渗透进日常生活，保持和平，成为英国政治组织的一部分。然而，你的信仰、饮食、衣着以及你的大部分习俗和宗教（除了某些陋习，如烧死寡妇或童婚），都由你自己决定。

这证明了一种可能性，就是在今天，我们可以遵守一套全球普及的法治观念、一套普遍和公认的经济规则，甚至可以设立一个维护世界和平的世界政府，但与此同时，又允许并高度重视地方文化传统和特性。

如果我们看看日本的情况，在日本现代化开始一百五十年后，其深层结构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思想家丸山真男称之为“执拗的低音”，就像一曲延续了几千年的古老萨满文明在今天仍在回响，我在我的书《日本镜中行》中也描述过。自1868年以来，日本的家庭制度和文化制度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变化不大。我相信这也是中国可能将要发生的事情。

中国人不会放弃他们的哲学传统——它混合了道教、佛教、儒家和祖先崇拜。他们不会变成一神教，也不会相信有“宗教”这样的东西（这个词在中文里其实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对应），也不会相信存在着造物主——一位全知全能的、如上帝般有着个人形象的至高无上的神。他们不会放弃自己的饮食、书画风格、文学特别是诗歌传统、音乐风格、审美趣味，他们也不会停止将群体置于个人之上，这是一种古老的“机械团结”——而不是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的“有机团结”——在这种团结中，重要的是关系而不是个人。他们不会放弃他们的阴阳思维方式，而转向衍生自希腊的二元逻辑。他们将是世界公民，但在核心上，中国人就是中国人，就像日本人就是日本人一样。

世界存在“国民性”吗？

在中国，有些人习惯用“国民性”来分析历史或现实问题。您在研究日本时，有没有总结过日本人的特点，它们是日本独有的“国民性”吗？在您看来，“国民性”是否存在，如何对待“国民性”问题？

麦克法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让两个明显矛盾的想法并存。一方面，自二十世纪初以来，人类学家已经证明，以生物学为基础的民族性格是不存在的。基因中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一个人喜欢中国菜或英国菜，也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他更喜欢用文字而不是字母。如果你把一个英国婴儿在刚出生时就带到中国的一个中国家庭抚养，他或她将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是中国人，把一个中国婴儿带到美国同样如此。所以，并不存在天生的“国民性”。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观察每一种文明，就像我在我的书《中国、日本、欧洲和盎格鲁世界》中试着对四种文明进行比较研究那样，你会发现，每一种文明都展示出一些相互关联的特征，这些特征在一瞬间就能告诉你，某个人是英国人、中国人、日本人或其他什么人。例如，我遇到的所有日本人，正如我在《日本镜中行》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不同地区的日本人有些细微不同，但所有日本人都有着一些家族相似性。

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很有礼貌，对上很恭敬，但对下却往往很霸道，正如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Chie Nakane）在她那本极富洞察力的《纵式社会的人际关系》中所说的那样，日本是一个纵向社会。他们都比较害羞，往往喜欢沉默而不是说话。人与人之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就是所谓的“纳豆社会”。正如思想家丸山真男所描述的那样，日本是一个“章鱼壶型社会”——人们联系在一起，但每个人又都是独立而孤独的。他们不相信合同是有约束力的，除非是那些基于个人关系的合同。他们相信人类与生俱来的善良。他们热爱美，这体现在他们的园艺、陶器、仪式和其他许多事物上。他们的共同特征还有很多。

所以，各民族是存在特色的。然而，当我们谈到英国人和中国人时，我们必须加上限定条件。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明智地指出，英国人似乎根本就没有民族性，因为他们的来源非常不同：“因此较之普天之下的任何民族，英国人拥有的民族性是最少的，除非这个特点本身可以被视为一种民族性。”

如果在十八世纪中叶这是真的，今天更是如此。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大量不同民族背景的人涌入英国，使得这一点更加明显。除了许多（但非所有）人对足球充满热情，喜爱讨论天气、吃炸鱼薯条和喝温啤酒，具备一定的幽默感，普遍爱排队之外，英国人还有什么特点是普遍的呢？一个苏格兰北部人和一个南部康沃尔郡人之间、北部城镇的一个穆斯林商人和南部海岸的一个白人基督徒农民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也是如此。在过去的两千年里，将中国统一起来的因素很简单。一方面是书面语言和教育，另一方面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但在此之外，庞大的少数民族群体（今天有超过一亿人，分属五十五个少数民族，有些民族还有许多亚群体），南北之间、东西之间、满族/蒙古族聚集的华北地区和广东人居多的华东和华南之间，都有着巨大的差异，因此，休谟的话也适用于此。

因此，英国和中国提供了一个人类未来的可能缩影。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体化的世界文明，在这里，我们都承认我们共有的人性——平等、博爱和一定程度的自由——但每个部分和子群体都可以自由地维护自己的身份和传统，不会被迫成为美国人或者中国人。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马啸女士对本采访提供的无私帮助，感谢刘波先生、王昉女士审校翻译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