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120年｜被日军炸毁的“黄金时代”

对于走过120个春秋的商务印书馆而言，以所在地时间早晚，可以大略分成“上海时代”与“北京时代”。而在诞生地上海度过的几十个春秋之中，战争的劫难，可以说是商务印书馆遭遇的最大挫折。

盛极一时

时间回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后的第二年，上海公共租界江西路北京路南首的德昌里末弄3号，一爿只有数架印刷机的手工印刷作坊悄然开张了。作坊的主人叫夏瑞芳，青浦人。与他合股的，有他在清心书院读书时结识的知友鲍咸恩、鲍咸昌兄弟（宁波人）。鲍家的大小姐还仿照当时上海滩上有名的美华印书馆的名称，给这月新开张的小印刷作坊取了个相当气派的名字——商务印书馆。

几十年后，这间起家时只有3750块大洋资本的印刷作坊，竟一跃而为上海乃至全国重要文化教育事业单位和最大出版印刷企业。1904 年，商务印书馆在闸北（今并入静安区）宝山路东面购置了 80 余亩土地，开始大规模扩建，到 1932年，已是一个具有四个印刷所、一个东方图书馆、一个编译所、一所尚公小学，以及杂志社，函授学社和若干书店在内的大型印刷、文化和图书发行企业，在全国各大城市和香港部设有分馆，其资本总额从最初的40万元增至500万元。

全盛时期的商务印书馆有各类机器 1200余台，印刷机的种类和质量在远东首屈一指，滚动机、胶版机、米利机、铝班机、大号自动装订机和自动切书机应有尽有，还有世界第二大的照相机。至于各种铅字、铜模、制版、油墨、胶棍、机械，以及教育用品如仪器、标本、文具等都能自行制造，并供给各地。

因此，民国时期的商务印书馆所印刷之图书, 无论是数量或质量都是全国首屈一指，尤以中外名著和各类丛书、辞书的系统印行而闻名海内外。这段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型中国古籍有：《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续藏》、《道藏》、《百纳本二十四史》等；还有艺术类的《宋人画册》、《石渠宝镒》、《宋柘淳化阁帖》等，其印刷无不精美绝伦。最值得夸耀的是三十年代初出版的风行全国的《万有文库》， 这部丛书是当时中国出版界的长篇巨制。此外还有辞书和工具书方面出版的如《辞源》、《学生字典》、《教育大辞书》，以及人名、地名、动植物、矿物、医学等辞典数十种；甚至当时全国大中小学教科书也有百分之七十五由该馆印刷和发行。到30年代，商务印书馆的各类出版物己达八千余种，几百万册。

上世纪20年代时，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张元济认为有必要建立一所公共图书馆，遂在上海著名的“涵芳楼”藏书馆基础之上，由商务印书馆出资11万余两，在其总厂对面的宝山路新建一座五层的铜骨水泥大厦，取名东方图书馆。从1926年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后很快便受到了读者的青睐，1929 年全年阅览人数近3万，1930 年已突破 3.6万人。这时的东方图书馆已成为国内藏书量最大的图书馆，“实藏普通中文书268000余册，外国文书东西文本计80000余册，凡古今中外学科学术上必需参考书籍无不大致粗备”。其中经史子集四部之善本书 达3745 种、35083 册，另外还还藏有全国各省整套省志，总计 22 省 2641种、25682 册，其中有元本 2 种，明本 139 种。除省志齐全外，全国府厅州县志藏有 1753 种，占总量 2081 种的百分之八十四，其搜罗之赅备，国内罕见。

东方图书馆的毁灭

正当商务印书馆的事业走向鼎盛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强加的灾难带走了它的黄金时代。1932年“一二八”抗战爆发，商务印书馆所在的闸北成为中日两军争夺的焦点，1 月 29 日凌晨 4 时 20 分，日本轰炸机多架由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本第三舰队航空母舰上起飞，向上海闸北一带俯冲空袭。上午 10 时许，日机向位于闸北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总厂房投弹数枚， 引起猛烈爆炸，由于厂房内纸制品堆积甚多， 燃烧极快，到下午 5 时许，全厂尽毁，其中整个印刷所，占地80余亩的商务印书馆计有长房两大排， 3层大厦、 4层大厦各1幢，以及栈房，连同机器均焚毁一空，变成了一片瓦砾。由于处在战地，无法救火，火焰冲过宝山路，燃着四周民房。到2月1日上午8时许，更是蔓延到商务印书馆所属之东方图书馆，顿时火势很猛，浓烟滚滚，至傍晚，该馆的五层大厦被焚毁一空，30 余年来苦心搜罗的中外图书杂志，包括大量的孤本、珍本、善本图书，全部化为灰烬，十里开外的法租界竟也飘落下焦黄的《辞源》、《廿四史》等书籍的残页……

这场大火使商务印书馆“三十余年来致力我国文化事业之基础尽付一炬，物资上精神上之损失均极重大”。据估计战争给商务印书馆造成的损失达 1633万元，而它更是自 1860 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以后，中华文化宝库的一次空前的大浩劫。张元济眼看从东方图书馆废墟飘来的纸灰落入自家宅中，不禁为之泪下，“工厂机器、设备都可重建，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搜集所得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是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

这场灾难并不是意外的“误炸”。表面上，日本人轰炸商务印书馆的理由是它成为了“闸北中国军队主要防御地”，于是“商务印书馆之被毁，在文化上因甚觉可惜，而在战略上观之，则在当时固绝对必要者也”。但是这个借口连当时中立的西方国家都觉得过于拙劣，《密勒氏评论报》就指出，“凡沿租界边疆十余处以观察闸北战事之各中立国军事观察者均能出而证明该馆厂屋并未被华军用为堡垒”。实际上，日本侵略者的真实用心，正如其上海派遣军司令盐泽幸一在事后所表示的那样，“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当时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王云五也意识到，“日本帝国主义认为商务印书馆是中国人自办比较有点规模的企业，觉得有些讨厌，便首先把它炸毁”。

日本式的焚书

“一二八”战争的浩劫使得商务印书馆元气大伤，因而被迫于1932年3月16日宣布暂时停业，解雇总馆厂全体职工。 幸而商务印书馆在香港、北平的两家工厂尚能利用，尽量扩大生产规模 ,重点印行中小学教科书和赢利较大的图书，各地分支馆则汇交近半年的收入，作为复兴总馆之用，才勉强度过难关。但在日军继续占领上海华界大部分地区的严峻形势下，商务印书馆不但不能在宝山路旧址重建总馆厂，而且在上海华界任何地点都不可能冒风险再兴建大型馆厂。战前商务的印刷技术领先全国，但经此一战，为了避免再遭日军破坏，商务印书馆决定不再大力发展印刷业，只得将大量印刷业务交给技术水平较低的小厂家承包。东方图书馆被焚前，从事编译工作的专家曾达300人，之后仅剩十名负责审理外稿的编译人员。为此，在 1932年3月日本退兵后，对废墟详加查勘，并将全部财产损失造具清册，呈报国民政府，以求来日向日本政府交涉赔偿——等来的却是更大的劫难。

1934至1936年，苦苦支撑的商务印书馆出版新书 1. 2024万种，仍占全国新书出版量一半。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刚恢复了些元气的商务印书馆再度遭受劫难。北平的商务印刷厂即京华书局很快与上海总馆失去了联系。接着“八一三”战役在上海打响，商务印书馆上层被迫分为两部分，王云五为首的总管理处离开上海，统筹抗战后方的业务，张元济为首的董事会留守上海租界内，维持上海等地的业务。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华界的机器，除少量运入租界外，大多随总管理处运抵长沙。不久，日军向华中地区大举进兵，部分机器又迁往重庆。长沙失守之际 ，未及运出的机器设备焚毁殆尽。

留守上海租界的商务印书馆勉强支撑到了1941年4月终于宣告倒闭。但期间并不是毫无作为，在人称“孤岛”的上海租界，商务印书馆修订《辞源》，编辑《丛书集成》，还组织编写了弘扬民族正气的《文天祥传》、《史可法传》、《岳飞传》与《戚继光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940年汪精卫投日建立所谓“国民政府”后，与其私交甚笃的张元济立即决定重印《中华民族的人格》，这本书的前言疾言厉色地指责汉奸们“只要拾得到富贵青，免得掉贫贱，倘然再有些外来的威武加在他身上，那更什么都可以不管了”。此时重印，意图自然是不言而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孤岛”终告沦陷。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公共租界与法租界，12月19日就迫不及待地对商务印书馆等五家书局进行地毯式“检查”，规定凡是重庆国民政府允许发行的教科书、涉及反日反满和宣传抗日的书籍一概没收。结果，根本识不得几个汉字的日本宪兵只要看到“苏联”、“日本”、“国难”等词汇，不论具体内容是什么，就一律抄没。商务印书馆因此再遭劫难，多达462万册图书被日本占领当局没收。这是因为在1932年“一二八”战役中，商务印书馆出版部的出版记录卡片全部被毁，致使复业后重印书的印次无法同以前的印次衔接，于是用“国难后第一次”重新开始记录印次。凡是在“一二八” 后重印的书版权页上都印有“国难后第几次”字样，因此几乎所有图书都被日本宪兵认定为抗日排日的读物，统统遭殃。连日本人事后都承认，真正的抗日书籍“只占极少的比例”，但大多数书籍仍然没有归还商务印书馆，反而“胡乱投放在同一仓库，计划将其中一部分化为纸浆”……至于商务印书馆在沪残留的仓库也没有幸免于日本侵略者的掠夺，机械和各类器具被无偿征用，计有印刷机 34台，照片制版机 4台，切割机 5台，铸字机 5台及附属器械 1套，压书机 4台，制本机 2台，铅字 50余吨，以及铜板和各种各样的印刷材料不计其数，终于使得商务印书馆“在上海的印刷出版陷于瘫痪”，直到抗战胜利之后，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业务仍处于停顿状态，足见战争的劫难，对其的创伤至深至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