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今天纷纷歌颂的爱情，历史上曾长久不被肯定

情人节的今天，我想起自己误打误撞的另类“做媒”经历。

2015年12月初，我约两位初中同学吃饭。我们相识十八年，彼此信任。他俩均已婚，但都私下向我表示过“自己的生活并不幸福”。

隔了一个礼拜，女同学再次约饭，并强调“有必要叫上那位男同学”。她还向我咨询男同学这几年的境况，我悉数告之。这位男生经历坎坷，自高二父母离异以来，总计搬家约二三十次。他深知家庭不和所带来的痛，非常在乎家庭，也渴望能从家中感受到爱。近年来他比较成功，又买车又买房还当企业高管，但是见到我时，没有丝毫架子。

那年12月31日，我们三人约在杭州城南一家西餐厅，决定一起跨年。然而，晚餐之后，他俩同时表示跨年活动要取消，想提早回家，并明确表示不会送我回家，让我独自一人坐地铁，从城市的一端回到城市的另一端。

你们都猜到了：跨年活动并没有取消，只不过他们私自决定将三人跨年改成两人跨年。

2016年1月初，他俩分别跟我表示“想离婚”。我知道他们想在一起。他们问我怎么看。重要的并不是我怎么看，而在于：在情感关系中如何确定哪种选择是对的？

为什么结婚？为什么离婚？

我问：你们不是有各自的婚姻吗？

他们说：从来没有爱过自己的结婚对象。

我问：既然从没爱过，那你们当初干嘛结婚？

女同学说：当初就是觉得结婚是必须的吧，谈了两年，不结就浪费了。男同学说：是女方强烈要求，他们家催，我想我要负责吧。

我问：你们不是都各自有小孩吗？

他们说：不知道怎么回答，感觉会对不起小孩，也都愿意承担教育子女的义务。

看来，他们都已经想得清楚，行为与意识都正当。于是我说：那你们当然是先离婚，然后再结婚，重新组织新家庭呗！

这次谈话之后的十天，他们进入了情感与理智的“攻坚战”，都认为“不能破坏对方家庭，因为这样不好”，不断问我“该怎么办”。

作为情感主义论者，我深信没有比情感更不会欺骗人的东西。同时作为美德主义者，我坚信人应该对自己真诚，这是一切善的起点。

他们情感上认同我，但理智上又拗不过既有观念的支配。是，如果拗得过，当初也不会进入错误的婚姻了。

我给出两套论证。第一套是：1、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结婚的唯一正当理由，就是这个人爱另一个人，否则结婚就是错；2、因为你们当初的结婚并非出于爱，所以你们的婚姻缺乏正当性，是错；3、人们应当改正错误，所以你们应该推翻过去的婚姻；4、所以，你们应该离婚。

第二套是：1、婚姻是一种合同关系，任何合同都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2、任何合同都有退出机制，并且在制定的时候，就明确了退出方要承担的责任；3、违反契约条款就是打破了正义原则，可一旦承担了相应后果，那么正义就获得了矫正；4、既然你们愿意承担离婚的一切后果，那么离婚就是正当的。

他们又说，离婚会给孩子带来坏影响，为了孩子不该离婚。

我的第一套论证是：1、孩子的心理健康跟父母是否离婚没有关系，而跟周围人的态度有关；2、直接导致孩子心理疾病的不是父母的离异，而是父母的争吵、冷漠、缺少爱；3、所以，只要父母能持续给予孩子爱，离婚后依然履行抚养义务，孩子就不会因为父母离异而受到影响；4、与其让孩子活在缺乏爱的旧家庭，不如生活在一个有爱的新家庭。

我给的第二套论证：1、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自己做的选择对自己负责；2、每一个人只能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子女不能决定父母的，父母也决定不了子女的；3、所以有关离婚的决定与子女无关，只与自己有关。

情感与爱，在人类历史上长久得不到肯定

其实，人类历史中的大部分时期，都在敌视情感与爱。

宙斯将忒提斯嫁给佩琉斯，埃里斯因没被邀请参加婚礼，耿耿于怀。于是她采了一只金苹果，写上“给最美丽的女神”并扔在宴会上。众神之后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以及爱情女神阿芙罗狄忒，都认为自己该得到金苹果，但宙斯拒绝作裁判。三女神带着金苹果找到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的英俊儿子帕里斯，让他作裁决，并纷纷许诺一旦自己获得金苹果，将会赐予奖品。

赫拉承诺的是至高无上的权力，雅典娜承诺的是聪明的头脑，而阿芙罗狄忒承诺的则是世上最漂亮的女子海伦为妻。帕里斯把金苹果交给了阿芙罗狄忒。海伦是斯巴达王墨涅拉奥斯的妻子，帕里斯在阿芙罗狄忒的帮助下，成功拐走了海伦奔赴特洛伊。墨涅拉奥斯震怒，其兄阿伽门农代为出征，讨伐特洛伊，这一打就是十年，最终借奥德修斯的木马之计攻克了特洛伊。

这是一则古典隐喻。在希腊人眼中，激情、情感，这些东西看来很美好，其实都是一种诱惑人的毒药，最终会带来厄运。

希腊哲人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终日在大街小巷与人思辨，共同设想如何构建理想城邦。苏格拉底以为，好城邦的前提是好公民，好公民的前提是有好的教育体系以便教化公民。在辩论过程中，苏格拉底主张将诗人率先驱逐出境，因为诗人总让情感主导自己，但情感不可控制。苏格拉底以为，情感会剥夺人的理性，剔除诗人就能剔除情感，剔除情感就是剔除厄运。

在价值谱系上，直到16、17世纪，情感与爱仍算不上一种值得肯定的价值。当爱与等级秩序下的道德秩序发生冲撞的时候，爱是需要被牺牲的。

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和朱丽叶，是两大世仇家族子女，他们在不知对方身份的情况下偶然邂逅。但是，双方的世仇关系迫使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堂兄提伯尔特决斗，尽管罗密欧不愿意，但几经周转，还是杀死了提伯尔特。罗密欧遭到驱逐，尽管他不愿离开朱丽叶。等罗密欧离开之后，朱丽叶就收到其他人的求婚，其父要求朱丽叶迅速完婚。

朱丽叶求助神父希望躲开婚约。神父设了“假死人”一计，通过喝药水佯装死亡，等药水效力一过，就能神不知鬼不觉以“活死人”身份与罗密欧远走高飞。然而阴差阳错，罗密欧收到消息，误以为朱丽叶真死了，结果在朱丽叶的“尸体”边喝下毒药自杀。待朱丽叶醒来发现罗密欧已死，于是也拔刀殉情，共赴黄泉。等两家世仇知道真相之后，幡然醒悟。尽管最后化解了恩仇，但为时已晚。

这则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告诉我们，在16世纪，自由恋爱的文化还没有出现，个人情感必须服从于家庭伦理这一现实。如果不服从，那么爱就必须离场。

其实，这种观念在现代中国依然存在。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回家过年，因为每次回家过年都会遭受长辈压力，要么被逼结婚，要么被逼生孩子。按照现代观念，恋爱也好，结婚也好，生孩子也好，本来都是个人私事。所谓私事，就是只和当事人有关，与他人无关的事务。无论父母怎么不满意，子女的私事都与父母无关。换句话说，父母永远无权干涉子女。

但是在中国不一样，中国没有公私之间、个体之间的明确界限，而秉持新旧观念的父母和子女关系更是冲突频发的领域。在中国父母看来，自己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子女好；而在子女看来，自己受到了父母无限的干涉。

父母的权力在无限渗透，已经对子女造成了一种绝对的压迫。他们以“为你好”名义即便干出一系列伤害子女的事，也被认为是可以原谅的。然而，在本质上，他们是在敌视子女的私人情感，是将自己所谓的“理性计算”强加于子女。

当我们肯定情感与爱的时候，是在肯定什么？

然而，情感真的这么不堪吗？

当看到一个人挨打的时候，我们会直觉性地感到愤怒，以至出手相助；当看到一个人挨饿的时候，我们会直觉性地感到不忍，为他买两个馒头；当看到一个人哭泣的时候，我们也会直觉性地感到忧伤，从而送上安慰；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在欢呼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到兴奋，从而呈上祝贺。

之所以我们会做出以上种种反应，并不是因为我们也遭遇了当事人遭遇的现实，而是因为当我们看到他人的幸与不幸时，我们自然生发的情感在指导我们行动。

“我愤怒”、“我难过”、“我不忍”的意思是：我觉得这不公平。当这种不公平感出现的时候，人有自然倾向去平息这种不公平感，转化为行动就是去矫正不公平。我们的感受促使我们去行动。而情感的意义就在于，它激发我们的道德能力（moral capability）。

同样的道理，当我们说“我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说：我愿意为这个人付出，我希望对他／她好，我愿意让他／她感到愉悦。这是在推进责任感、平等与善，在更为广阔的意义上，是在推进自发性的公共秩序。

爱是一种平等的价值，当爱滋生的时候，社会就会显得扁平；而服从（或者说忠诚、孝顺）是一种等级性价值，当服从滋生的时候，社会就会变得垂直。两者之间，此消彼长，前者推进合作，后者导致压迫。当我们肯定爱这一价值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肯定自发式的秩序；而当我们肯定服从的时候，我们是在肯定规训式的秩序。

爱情与婚姻，在当下社会，之所以会发生强烈的冲突，是因为两者被分离在了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中。为什么有些人的婚姻会破裂？为什么婚姻中没有幸福感？是因为在婚姻的实现中，不少人是以算计得失的方式来达成的，但情感却是直觉性的、不容算计的。只有当爱情与婚姻之间形成无缝对接的时候，婚姻的破裂才会减少。也就是说，当我们充分肯定情感的价值的时候，婚姻和爱情之间的冲突才会减少。

我以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是每个人处在放松状态的社会，而要建立这样一种社会，我们就必须肯定以爱和情感为前提，或者说，重回以情感为价值依据的生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