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风云︱没有政治腐败，却有宗教腐败的诡异时代

爱收礼物的上帝

公元十一世纪的欧洲与其东边的东罗马、中东相比，算是贫穷落后的地区。它还没有从新大陆获得金银，也没有后来文艺复兴时期创作的精美艺术作品，甚至都没有多少商品与货币的流通。不过欧洲虽然贫穷，天主教会却相当富有，其财富主要体现在拥有田产的之上，教会名下的土地可以占到欧洲总数的五分之一。

在当时，土地是最为重要的经济资源。王公贵族南征北战抢地盘，自然是最大的地主，而教会的土地则多半来自王公贵族的捐赠。在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的农业社会，礼尚往来是人情的基础，连神灵都不例外：上帝也喜欢收到信众的礼品，多一份厚礼多一份照顾。送给上帝的礼物得经过教堂或是修道院，王公贵族将土地捐给教会，一方面表达对上帝的感谢，另一方面更是希望上帝开恩，为他们死后进天堂求得方便。时常有不熟悉西方历史与社会的论者，批评中国的民间信仰与基督教相比甚为功利。其实不管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不管是烧香拜佛的人还是念经祷告的人，宗教信仰都有其功利的一面。

对中世纪的王公贵族来说，功利方面还要算得更为深入一些，毕竟土地在封建时代是财富与权力的根基，哪能轻易捐出去。如果是捐地建一座修道院，那其中的院长由谁来担任，捐赠者理所当然有发言权。他所要的不单是修士们每天数次专门为他家祷告，还想给他的亲属安排一个去处。封建的欧洲实行长子继承制，爵位与田产只能交给一个孩子，将别的孩子安排去当主教或是修道院长，一方面是一条好的出路，另一方面也为家族保住对捐出的土地的控制权。

在庄园之中兴建教堂是王公贵族另一件乐意解囊相助的善举。教堂建成之后可以向信众收取教区税（约收成的十分之一）来维持其运作，奉养其中的神父。相应的，神父的职位、教堂的收入、也都落入庄园主的掌控。许多修道院与教堂因此变成王公贵族控制的私有财产，成为投资的工具。如果说欧洲的封建制度将权力变成王公贵族世袭的特权，算是政治的“私有化”，与其相随的还有一个“宗教私有化”的过程：贵族将土地捐给教会表示的是他的虔诚，实际效果却是加强他对当地教会的控制[ 参见Richard Abels, The Gregorian Reform and the Growth of Papal Supremacy, 1049-1159 http://www.usna.edu/Users/history/abels/hh315/invest.htm last accessed 8/10/2015]。

能文能武的主教

天主教在罗马帝国晚期成为国教时，按照帝国的行省架构划分教区。每个教区推举出一位主教，作为当地神职人员的首领，负有领导监督区内大小教堂运作的责任。这一组织办法为后世所沿用，主教是各地教会的负责人，他亲自主持的教堂时常被称为“大教堂”，坐落在地处交通要道的城镇之中，建筑宏伟，圣物的收藏丰富。与乡村的神父相比，主教的声望更高，法力更大，吸引更多的捐赠，名下也拥有更多的田产。

在主持教堂礼拜仪式之外，主教还要管理许多世俗事物：他手下的田产要租给农户耕种，他的大教堂需要打理；作为城里的头面人物，他还要过问当地的法庭、集市、收费等等事项。就政治地位来说，他与贵族不相上下，算是国王的属臣。他的收入足以在教堂里养起一帮骑士。这可不是传说之中的“少林寺武僧”，而是实实在在主教手下的“私家军”。国王有需要的时候，主教可以起兵勤王，甚至有不少主教战死沙场的例子。尽管教规之中很早就有主教的双手不可以沾血的规定，但即便如此也约束不了他们的斗志，罗马主教都曾经身披盔甲，亲自带兵上阵。

与贵族属臣相比，主教有两点特别之处。首先，中世纪的文化水准低下，国王手下的贵族基本上是目不识丁的武士，在当时也就只有在教会之中可以找到几位读书识字的人。没有官僚机构辅佐的国王，在行政上多半依靠各地主教的协助，帮忙起草敕令，保存记录，制定相关法规，因此主教时常为国王担起文臣的工作。

另一点则是主教的位置不同于贵族的爵位，无法通过世袭传给后代。按照基督教对《旧约·创世记》的理解，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偷吃禁果，暗喻的其实是俩人初尝男女。果子没什么特别，性才是原罪的根源。每个人都有的原罪，其实是在受精过程之中身不由己一定会染上的[ 参见Elaine Pagels, Adam, Eve and the Serpen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8) p. 3-31 ]。因此天主教会早有明文规定，神职人员不可结婚娶妻，终生未婚的耶稣是他们的榜样，不碰男女才可以避开罪恶，将自己全心全意奉献给神灵。这当然只是一个理想，中世纪的现实是许多神父、主教私下养情人，而且时常处于半公开状态，大家见怪不怪。但是，他的情人却没有妻子的名分，他的孩子是婚姻之外的私生子，肯定没有财产继承权。从国王的角度来说，不能以世袭形成自己小王朝的主教，反倒比贵族容易驾驭。

罗马主教成为家族私产

照理说，主教不是上级派来的官员，而是由在地的信众与神职人员推举德高望重者。实际来说，国王不可能不过问主教的人选。这一来是因为主教职位的重要，国王理应选自己信得过的人。二来则是国王自认为在登基受膏之后，他是以上帝代理人的身份管理人间事物，由他来选定主教也是理所当然。相关的任命还牵扯到利益关系，主教掌握许多田产，争取提名的人知恩图报会向国王献上大礼，反正上任之后不愁赚不回本。宗教私有化之后，这样的交易算是礼尚往来的一部分。能当上主教者多半是贵族家的孩子，至少要与国王有特殊的关系。

在山高皇帝远的意大利半岛上，情形要更为特殊一些。以罗马为例，主教是城内当家的人物，几家大贵族之间必定要争抢这一位置，教士与罗马市民也时常卷入纷争。每一次主教的选举都吵得不亦乐乎，下边有暗盘交易，行贿舞弊，搞得不好更是大打出手，最为严重的时候新当选的罗马主教被反对者流放、囚禁、甚至谋杀的例子都曾有过[ 参见 Duffy E. “Saints and sinners : a history of the Popes.” 4th 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07-108]。号称是全教会之首的罗马主教，却时常产生于罗马地方势力的勾心斗角之中。

这其中最为传奇的故事发生在公元10世纪，一位名为玛洛齐娅的罗马女贵族，凭借她的美貌与家族的财富，操控各派之间的纷争，在她有生之年将罗马主教的位置变成她的私家财产，使用手段让先后让她的情夫，私生子，两位孙子，两位重孙，及一位重孙的儿子成为圣彼得的继承人，以至她自己后来也被人说成是“女教皇”。

中世纪没有政治腐败，却有宗教腐败

中国人读历史喜欢采用的是道德角度，贪官对清官，忠臣对奸臣，许多大众历史学家将“腐败”当作王朝兴衰的根本原因。带着这样的习惯去读西方不免会有奇怪的感觉，至少在西方中世纪历史之中很少会遇到有关“政治腐败”的讨论。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西方封建制度之下的政治是王公与贵族之间的私人安排，爵位的继承讲究的是血统，那庄园、家奴、军队、甚至法庭，本来都是贵族家的，里边没有多少“公权力”的考虑，腐败也就无从谈起。

只有当话题转到教会的时候，才会看到关于腐败的批评与指责。基督徒相信的是一位普世的上帝，每个人死后都要受到公正的审判，决定他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这样的理解之中包含着一层“公权力”的概念，也包含着一套伦理道德标准。教会是上帝与人世之间的中介，主持圣礼的神父与主教照看信众的灵魂，对上帝负责，应该是品德的楷模。贵族可以吃喝玩乐不受谴责，主教也这么玩，轻则引起成何体统的质疑，重则可以算得上是教会的腐败。

中世纪欧洲的现实是：封建制度在带来政治私有化的同时，也带来基督教的私有化。主教担当国王的属臣，属于富贵与权势的一部分，在生活方式上向贵族看齐，平日里玩的就是驯鹰，打猎，丢骰子，饮酒作乐。而且，王公贵族控制下的教会，在组织上与欧洲的政治版图一样，也是四分五裂，各自为政，教规得不到严格的执行。这其中最为流行的是两项弊病：一是主教与神父普遍养情人，明显违反教规，也违反他们入职时献身教会的誓言；二是主教职位涉及金钱交易，而不是根据候选人的声望与品德来挑选，同样是为人诟病。

这些大道理说来大家都知道。教会内外，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主教、修道院主持，也基本都认同改革的必要。只是在一个政治分裂，教会被私有化的欧洲，如何实行相应的改革？改革的过程之中，又该树立哪一方的权威？相应的答案难免涉及王公贵族与教会之间权力的消长，并且要引发罗马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的严重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