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几个具体问题的争议

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已有共识，同时在共同富裕的具体目标认定上，在合理收入差距的确定上，在分配机制的确定上，在缩小区域差距上，在具体着力点上，还存在争议。这些争议本身并不妨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但认识和把握争议的相关内容，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具体目标怎么定？

共同富裕社会是橄榄型社会，即中等收入群体大，极高收入群体和极低收入群体占比均较小的社会。这有共识。但是，橄榄型社会中的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应该多少以及收入水平如何界定存在争议。

关于共同富裕具体目标的设定，从经济学视角来看，这可以理解为具体的社会福利函数的选择问题。不同的社会福利函数，对应不同的社会福利目标。共同富裕决定了简单加总个人福利的总福利大小为目标的社会福利函数，不适合作为具体设定的目标。

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收入与幸福密切相关。个人收入增长的过程，一开始一般伴随着幸福的提升，但是当个人在收入达到较高水平之后，收入给个人带来的幸福程度并不一定同步提升。共同富裕具体目标的设定，应需要充分考虑个人收入因素，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福利函数的设定可以参考考虑更加重视最低收入群体的罗尔斯社会福利函数（核心思想是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提出的，一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取决于这个社会生活处境最差的那个人的福利状况）。仅此是不够的，实现共同富裕还需要在此基础上，考虑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因素。

关于社会福利函数的设定，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认识。中等收入群体的认定是个难题。中等收入群体顾名思义，是一个社会中收入居于中等水平的群体。橄榄型社会需要中等收入群体的占比高，但这个比例具体是多少，可能存在争议。是70%，80%，90%，还是其他？不同的个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

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的设定是静态地看，还是动态地看，也有不同的理解。从相关研究成果来看，中等收入群体有以绝对值来加以衡量的，也有用相对值表示的。有人倾向于静态地设定中等收入群体目标，有人则认为需要结合共同富裕目标来理解中等收入群体，只有目标实现下的中等收入群体才是有意义的。显然，不同的理解会直接影响具体目标的设定。

合理的收入差距怎么定？

实现共同富裕，不允许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这样的政策目标容易理解，但收入差距怎么定，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是低收入群体的多少倍才是合理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与高收入群体的差距应又应该多大，这都是富有争议的问题。

收入差距太小，不足以激励市场主体，市场经济赖以发挥作用的资源配置机制可能失去作用；收入差距太大，又会偏离共同富裕的目标方向。已经实现富裕目标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可谓大相径庭，其中既有较为平等的北欧国家，也有较不平等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同一发达国家（地区）在进入发达状态之后的不同的阶段，不平等状况也经历了演变的过程。例如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48年，艾德礼首相宣布英国建成社会福利国家，尔后收入平等状况总体较好，但自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后，收入不平等程度又继续扩大。实践的多样性，增加了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经验比较和借鉴的难度。

理解不同国家（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不平等状况演变的因素，有助于中国的比较和借鉴，但不同国家（地区）的不同发展道路，又决定了中国的问题需要充分考虑自己的因素。

分配机制怎么选择？

不同的共同富裕具体目标会影响分配机制的选择。即使共同富裕具体目标有共识，分配机制的选择还可能有分歧。不同的分配机制，会产生不同的分配效果。

分配机制包括收入分配机制和财富分配机制。不同的收入分配机制，形成不同的收入差距。不同的财富分配机制，会形成社会的不同预期。

理解不同分配机制可能的不同结果，对于分配机制的选择至关重要。但是，理论研究往往存在分歧，支持不同的分配机制。

分配机制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实践问题。分配机制的选择是重大利益机制调整问题，实践往往不允许较多的试错。分配机制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一个路径依赖的问题，起点对分配机制选择有直接影响。

分配机制选择还与对市场、社会、政府作用的不同理解有关。在认同市场、社会、政府都应该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具体分配机制的选择还会因为对市场、社会、政府作用的有效性以及三者之间关系的认识不同，而有不同的主张。

缩小区域差距的路径怎么选？

中国区域差距较大，不仅有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差距，而且就是在同一省份内部，即使是发达省份，也有区域差距。

区域差距最主要的表现是经济差距。经济差距衍生社会差距、文化差距以及其他相关差距。国家在缩小区域差距上采取了多种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同时，区域差距缩小的压力仍然很大。

不解决区域差距问题，就不可能有全国层面的共同富裕。同样地，不解决省域内部的区域差距问题，也不可能有一省之内的共同富裕。省域和全国的共同富裕问题是关联的。省域内部的区域差距问题的解决，也应该基于全国统一市场的背景。

区域差距的成因是综合的，有自然因素，有历史因素，有政策因素，有文化因素，还有其他因素。国家的对口支援政策促进了西部地区的发展，但这距离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还有较大差距。如何实现共同富裕，除了已有政策的优化之外，还需要其他更有针对性的体制机制安排。无论是具体政策的制定，还是政策出台时机的选择，都有不小的分歧。

具体着力点在哪里？

实现共同富裕的不同公共政策主张，有的强调经济增长，有的强调分配机制。显然更有效的做法是二者兼顾。但在现实中，二者兼顾仍然必须有合适的具体制度安排。

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是富裕，这必须依靠经济增长，但增长不会自动转化为平等，需要分配机制来促进平等目标的实现。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毫无疑问仍然需要经济增长，而且要以快于发达国家的速度增长，才可能赶上发达国家，才有可能实现共同富裕。

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分配机制，都需要转化为具体的着力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高质量发展。

关于经济增长的具体路径选择，并不容易确定。经济增长表现为产业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发展，不仅有一般意义上的市场风险，而且有国际经贸风险。国际经贸风险的形成有国际市场因素，也有市场以外的因素。新冠疫情的爆发，又增加了疫情风险。疫情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又强化了市场风险，强化了国际经贸风险。

各种风险或直接表现为国际贸易不能进行或进行不畅，或间接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严重者甚至危及产业安全。疫情风险的消除从根本上需要靠科技进步，靠生物科技的进步，靠医疗科技的进步，这需要时间。在疫情风险未解除的条件下，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发展，显然不同于一般背景中的抓经济发展，这也让经济发展的压力变得更大。

2020年中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2021年中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速，但经济增长压力未消除，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需要面对。疫情变化的不确定性，呼唤更加合适的经济增长模式。疫情催生或促进了一些新产业的发展，但疫情带来的更多是经济增长压力。

如何在适应经济增长的条件下选择合适的分配机制，需要深入研究分配机制的影响。理论上经常将效率与公平视为一对矛盾，但在历史上，效率和公平问题同向与不同向的情况均有发生。实现共同富裕，关键是如何抓住机遇，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竞争因素让分配机制的选择变得更加复杂，国际竞争是不是意味着一个国家（地区）的分配机制失效呢？这是个问题，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阐释，需要实践给出新的回答。

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必须建立在正确的公共政策制定的基础上。公共政策的制定，又必须充分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规律，同时对相应的市场和社会条件有充分的认识并加以利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目标对象应该主要是哪些人？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还是其他群体？显然，橄榄型社会的形成，最终肯定要包括这些群体，但当前最主要的着力点应该是在哪里，还有争议。没有产业，就不会有充分的就业岗位。高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就业生态。仅仅关注某一个群体的就业问题，可能是不够的。关键的是让这样的生态能够真正可持续，并得到更好的发展。而且，关于直接关系中等收入群体构成的橄榄型的具体形状，也存在争议。

（作者杨志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财贸经济》《财经智库》副主编，著有《新中国财政政策70年》《大国轻税》等，本文是“实现共同富裕”系列文章之一，系在作者发表于2021年第6期《财经智库》的《财富观、共同财富与公共政策》一文的基础之上修改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