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缘势力到跨国联盟：欧洲的极右翼联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编者按：在过去几年内，欧洲的极右翼势力不断增强，以强硬的姿态反对司法独立，并且在移民、妇女和性少数群体权利等问题上与欧盟对抗。欧洲左翼议员米格尔·乌尔班（Miguel Urbán）指出，即将在2022年1月召开的“爱国主义领袖和欧洲保守派”峰会将成为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和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án）以及其他欧洲极右翼与强硬右翼领导人建立欧洲极右翼联盟的契机。据统计，极右翼联盟中各个党派总计有149名欧洲议会议员；一旦极右翼与强硬右派达成联盟，它将成为欧洲议会中的第二大力量。此外，如果极右翼的“合纵连横”成为现实，那么它将从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发起与欧盟的对抗，为欧洲的未来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本文原载于《雅各宾》，作者安吉尔·费雷罗（Àngel Ferrero），本文略有删减。

2021年9月初，西班牙极右翼政党呼声党（Vox）的主席圣地亚哥·阿巴斯卡尔（Santiago Abascal）宣布西班牙已被选为将在2022年1月举行的“爱国主义领袖和欧洲保守派”峰会的主办国。据悉，这次会议很可能在马德里举行。目前，极右翼势力正在争取成为欧洲政治中的主流“保守”集团，从而获得更广泛的右翼民众的认可。因此本次会议被赋予了较为深远的政治意义。

圣地亚哥·阿巴斯卡尔

事实上，极右翼势力联盟已经不再是边缘反对力量的联合，该联盟已经在几个欧洲国家首都掌握了权力。2021年12月4日，在波兰华沙举行的上一届峰会上，波兰执政党法律与正义党（Law and Justice party）主席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Jarosław Kaczyński）主持了该会议。在这场于丽晶酒店举行的会议上，波兰总理、与卡钦斯基同属法律与正义党的马特乌斯·莫拉维茨基（Mateusz Morawiecki）、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呼声党主席圣地亚哥·阿巴斯卡尔，以及来自比利时法兰德斯地区和爱沙尼亚的极右翼领导人汇聚一堂。

峰会发表了一份简短的声明谴责欧盟的现状。它抨击了欧洲“由自封的精英统治”这一“令人不安的想法”。声明强调了这些精英阶层如何肆意地使用“任意适用的欧洲法律”，并在全欧洲境内推行一项“将人们从他们的文化和遗产中分离出来”的“社会工程”计划。

这次峰会的措辞最多算是“粗陋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峰会是首次让“比欧洲人民党（EPP）更为保守的右翼团体代表”汇聚一堂的正式会议；在欧洲议会中，欧洲人民党是基督教民主的主要力量。虽然一些主要的极右势力，如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的北方联盟和德国选择党（AfD）缺席了会议，但峰会指出，之前曾涵盖了英国保守党的欧洲保守派和改革党（European Conservatives and Reformists）与更明显的极右政党认同与民主党（Identity and Democracy）以及欧尔班所属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Fidesz）之间的关系正在加强。自2021年三月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退出欧洲人民党党团后，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尚未加入任何欧洲层面的政治集团。

参与这些团体的政党来自不同的政治传统，在某些情况下，其中一些政党甚至会在国内选举上相互竞争。但是，如果这些力量之间的长期紧张关系，则证明了欧洲议会中一直存在着两个对立的势力。在2022年1月的峰会之后，这一切都可能成为历史，因为他们计划将欧洲政界的强硬右派与极右派联合起来，创建一个“超级集团”。

“超级集团”

在2021年12月的华沙峰会宣言中，签署国承诺“在欧洲议会展开更密切的合作，包括组织联席会议和协调投票。”

勒庞表示，她坚信这一前所未有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这位国民联盟的领导人评论说：“我们可以对在未来几个月内建立这一政治力量感到乐观。”在会议前，欧尔班对媒体表示，他也有同样的目标：“我们已经为创建一个强大的政党家庭努力了数月。我希望我们能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一步。”

正如左翼反资本主义组织的欧洲议会成员米格尔·乌尔班（Miguel Urbán）在推特上解释的那样，欧尔班是促成这个“超级集团”的关键。鉴于欧尔班与波兰执政党法律与正义党和意大利前内政部长马泰奥·萨尔维尼的亲密关系，他为中东欧的强硬右翼政府与地中海的极右翼架起了桥梁。然而，这也要归功于这位匈牙利总理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声望，以及他在认同与民主党与欧洲保守派和改革党打下的基础，他受到了诸如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等人的称赞。如果说萨尔维尼在为2019年欧洲大选做准备的过程中，已经试图建立一个类似的极右翼联盟，那么政治环境的改变则促使了这些力量最终实现飞跃。

机不可失，把握现在？

这一看似协调的协议中实际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尽管在许多将所有这些势力视为同质的“民粹主义右派”的观察家看来，这些障碍可能微不足道；这些政党在政治和宗教传统上有不同的侧重点，在外交政策上也存在分歧，尤其是在与俄罗斯以及某些大国的关系上难以达成一致。

新冠疫情也引发了分歧，这些势力中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公开地接受反疫苗运动及其阴谋论，比如勒庞和意大利的乔尔吉亚·梅洛尼（Giorgia Meloni），他们的立场更为模糊，专注于批评封锁措施。

乔尔吉亚·梅洛尼

虽然这些政党可能会为了团结而掩盖这些分歧，但这一集团内部也存在着一些实际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欧洲保守派和改革党被视作认同与民主党的替代品；然而近年来，认同与民主党内部极其不稳定，其内部曾多次爆发争吵。那么，如果这些力量现在聚集在一起，又会发生什么变化？

一方面，在经历了多年的选举增长后，这些政党中多数似乎已经停滞不前，需要政治和媒体的推动。从团结了强硬右派的“超级团体”中获益最多的人物似乎是玛丽娜·勒庞。虽然她渴望再次进入2022年4月的第二轮法国总统选举，但她需要面对来自埃里克·泽穆尔（Éric Zemmour）的强势竞争。而泽穆尔的“再夺取”党（Reconquête）极有可能分散极右翼选民的选票，让其他候选人“趁虚而入”。

与此同时，在西班牙，呼声党正在寻求与巴布洛·卡萨多（Pablo Casado）的人民党（Partido Popular, PP）共同执政的可能。在过去四十年内，人民党一直是该国的主要保守派政党。虽然这些势力仍然是竞争对手，极右翼政党试图从更大的人民党手中抢走选民，但呼声党的投票已经表明了其对于人民党在马德里和安达卢西亚领导的地区政府的支持。此外，伊莎贝尔·迪亚斯·阿尤索在首都地区的政府，也被视为在2023年组成全国右翼政府的重要部分。呼声党的领导人阿巴斯卡尔还为欧洲的极右势力提供了一个在拉丁美洲施加影响的特殊渠道。通过他古怪的“伊比利亚文化圈”理论，他已开始与西班牙语和葡语国家的极右翼政党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其中就包括巴西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

这一联盟也试图在当前极右翼与欧盟层面的冲突中，对欧洲右翼进行新的组织。在匈牙利和波兰执政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和法律与正义党，分别在司法独立、庇护和移民政策以及反对妇女和性少数群体权利的行为等问题上都与欧盟方面存在公开冲突。

从这些政党的角度来看，德国新联合政府的出现使得这些冲突变得尤为尖锐。联合政府由奥拉夫·肖尔茨（Olaf Scholz）的社会民主党、绿党和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党组成。极右翼势力担心，柏林可能会对布达佩斯和华沙采取强硬立场，尤其是在绿党（Green party）联合主席安娜莱娜·贝尔伯克（Annalena Baerbock）成为外交部长的情况下。尽管如此，在最近对波兰的访问中，贝尔伯克明显淡化了她在竞选期间对法律与公正党的批评，含糊地谈到了需要解决两国之间的“差异”，并在波兰政府与白俄罗斯的边境难民争端中表示了对波兰政府的支持。

尽管如此，欧尔班还是从极右派的角度强调了冲突的利害关系：在2021年12月，德国新联合政府尚未组建时，他已经将其描述为“支持移民、性别政策（一种描述支持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友好政策的狗哨措辞）、将致力于建立一个倾向德国的欧联邦行政机构”。这位匈牙利总理挑衅地坚持表示：“不要抱着双臂表示反对，让我们准备战斗。”

德国的软实力

如果说与柏林新政府的“斗争”，加上某些民意调查的困难，可能会促使欧洲极右势力抱团取暖，那么最近德国选举的另一个进展也有利于极右翼达成协议。据悉，连续两次进入德国联邦议院的政党可以为其政党基金会争取联邦资金。在2021年9月的选举中保留了大部分席位后，德国选择党（AfD）的西德里厄斯·伊拉斯谟基金会（Desiderius Erasmus Stiftung）现在有资格获得国家资助，并由该党自行决定如何使用这些资金。据一些媒体报道，该党已经决定使用部分资金雇用900多名工作人员。

史蒂夫·班农

如果德国选择党的基金会和其他政治光谱上的同行，比如基督教民主党的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甚至是规模小得多的德国左翼联盟的罗莎·卢森堡基金会采取相似的行动，那么它可以选择在其他几十个国家设立办事处。因此，新选择党的基金会可以避免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前顾问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的失败，为欧洲创建一个跨境的极右翼智库。

这项协议背后的潜在力量是不容忽视的。将欧洲议会中认同与民主党与欧洲保守派和改革党集团的现有成员加起来，再加上欧尔班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共计有149个欧洲议会议员，这足以超过社会民主党进步联盟（S&D），成为欧洲议会中的第二大力量。即使有些党派仍在“超级集团”之外，或者中左集团能尝试整合像意大利反复无常的“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这样的力量，极右派仍将成为第三大集团，并且远远超过自由派的“复兴欧洲”（101名议员），更不用提绿党和盟友（73名）或左派（39名）。

但这仅仅是欧洲议会的情况，左翼欧洲议会成员米格尔·乌尔班提醒我们，“我们不应该仅仅从欧洲议会的角度来解读这场运动，而应该从更广泛的政治文化反革命的角度来解读它。”这些政党的发展，使他们能够将保守派和自由派政党进一步推向右翼，在移民或福利等问题上使得欧盟的官方政策和公共话语趋于保守，并且围绕移民和安全等话题设定对手政党和媒体的议程。

正如乌尔班所强调的那样，极右势力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表明，他们已经准备好为改变政治辩论条件而战斗。现在，轮到左派对此做好准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