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创新｜付不起高房租，荷兰青年和难民进行了一场社区实验

荷兰阿姆斯特丹高速公路的支路边，有一片看起来并不大的白色预制房住宅区。这个被称为Starblok Riekerhaven的项目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创新型住宅兼社会实验。2016年7月以来，超过550个28岁以下年轻人来到这里居住。他们中有一半是荷兰人，包括了学生和负担不起阿姆斯特丹高房租的人。另一半是最近从中东和非洲等来到这里的难民，他们渴望在一块新的地方开始新生活。

这两群人不仅被鼓励混居，而且要自觉地意识到他们正在共同建设一个新社区。他们组织社区活动，比如观摩电影之夜和足球比赛。经过搭伙结对子的方式，他们学习到彼此的文化。他们还分享维护建筑和场地的责任，这种“自我管理”方式通过维护生活空间的共同目标，把居民团结起来。

这个项目在方法上很有特色，要求参与市政府官员、公租房的物业管理者、还有住户本身提供众多创造性的点子。在短短九个月中，他们把一个看似异想天开的想法，发展成一个极具潜力的让难民融入社会的欧洲模型。

异想天开的欧洲模型

2015年，里昂·鲍勃（Leon Bobbe），社会住宅企业（social housing corporation）De Key的CEO正在寻找一处新地块，可以安置数百个空的集装箱公寓，这些集装箱不久前刚为永久性住宅的建设让出了地方。这种低成本的可移动住宅是阿姆斯特丹学生住房的流行选择。 而荷兰的社会住宅企业有为中低收入人群提供可支付住房的义务。De Key的专精领域就是服务年轻人，尤其是学生和刚开始工作的人。

何处安置临时公寓的问题也传到了阿姆斯特丹住房事务委员劳伦斯·伊文斯（Laurens Ivens）那里。伊文斯已经为如何给2400名难民（这是荷兰内政部确定的年度目标）提供住房忙得焦头烂额。他于是联系了自己的同事艾哈迈德·巴阿杜德（Achmed Baâdoud），他是阿姆斯特丹西区当地议会的主席，这个片区有大量的摩洛哥和土耳其人社区。

巴阿杜德建议公寓可以短期内安置在他负责选区的运动场地上。伊文斯提出，这些公寓能否安置合法难民（status holder），即政府许可的在荷兰停留、学习与工作的难民。巴阿杜德同意了，但附加了一个条件。

“我需要的可不只是合法难民，我对自己选区也有义务，也要向这个区的年轻人提供住房，”巴阿杜德回忆道，“此外，十年前我们已经犯了让移民聚集居住的错误。现在，他们仍然不会说我们国家的语言，也没有充分参与。我们的目标是把新来的人转变成阿姆斯特丹的公民，如果他们和当地居民混居可能效果会好得多。所以我说：把这两个群体结合起来。”

给年轻人和难民一个未来

阿姆斯特丹市政府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把地块卖给De Key，使用期为9年。此后，这个区域开始规划新型的居民社区。这对鲍勃是好消息，他说：“租户收到的租约最高年限是五年，我们称为校园合同，我们所有的学生住房都采用这种合同。”

所有的实践细节都研究过后，鲍勃还想精益求精。他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功能性的住房项目，他希望可以建设一个居民能建立持久社交联系的社区。他展望的是像哥本哈根的克里斯蒂娜区（Christiania）那样充满自由精神的寮屋村（squatter village）。鲍勃说：“但凡事不会自动成形，而是我们如何来组织的问题。”

De Key找到了另一个参与的组织：Socius，一个专精将商务楼改造成年轻人住房的住房组织。Socius的历史上曾采用了各种非同寻常的策略使住户融入社区建设的过程中。“我们所有的项目都包含了某种程度的自我管理，”皮姆·昆特（Pim Koot），Socius的商务经理说，“所以我们对这种组织活动有经验，而混合居住的租户让这个项目变得十分独特。”

在Starblok Riekerhaven项目中，Socius负责选择280位荷兰租户。“很多年轻人在寻找负担得起的住房，但在这个项目上，我们要让他们明白究竟会遭遇什么情况。我们期望年轻人能作出积极的贡献，”昆特说。

任何28岁以下的人都可以申请：除了通常的书面申请，申请者还要填写问卷，解释他们加入这个特别项目的动机。没想打，收到的申请是住房数量的三倍多。“我们还要根据个人动机进行挑选，”昆特解释。

而选择适合居住的难民是市政府的责任。除了决定待在荷兰，他们还必须是28岁以下的单身人群，这个项目不面向情侣和家庭。

“这些合法难民大部分来自叙利亚和厄立特里亚等国家。对于难民来说，这个项目是迈向新生活的踏脚石，”巴阿杜德说，“对于荷兰年轻人同样如此。我们不介意阿姆斯特丹之外的年轻人加入，尤其是那些来自富裕社区的年轻人。因为在这里他们能了解这座城市的多样性。”

22岁的阿努克·杜巴（Anouk Duba）就是来自阿姆斯特丹外的荷兰人。她说Starblok Riekerhaven的多元文化是吸引她的原因。“我想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接触，希望外国人觉得这里满意，”杜巴说，尽管她承认外界对这个项目有所怀疑。“当我告诉我的朋友这个项目时，他们还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要来这里。他们有时会觉得害怕，因为他们觉得这里不安全。”

阿努克·兹万（Anouk Zwaan），另一个来自阿姆斯特丹外的年轻人说她听说了类似的事情。但希望她在这个社区的正面经验能改变公众对难民的态度。兹万说，“我来自相当纯粹的白人社区，我的朋友和父母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我爸爸很担心，但我在这里真的一点也不害怕。”

无须语言的交流

住户入住几个月后，Socius组织了荷兰人租户和难民相互了解的见面会。杜巴回忆：“当时有点尴尬，我们就玩了不少游戏来增进了解。”Socius还有另外的安排。他们希望发掘荷兰居民和难民之中自然涌现的领袖。“通过这些集体活动的练习，我们希望发现谁是团体的组织者，谁是能集结社群的人，”昆特说，“为了组织自我管理，我们正寻找社群中能够托付特别任务的人。”

有一个破冰性质的游戏要求居民在不能相互说话的前提下抬起一块巨大的木条。来自叙利亚阿勒颇的阿卜杜拉·扎克拉特（Abdullah Zakrat）参与了那个活动。他回忆道：“这是一个学习如何作为社群运作的练习，而不是突出个人。” 之后，扎克拉特被选为管理Starblok Riekerhaven的五个项目管理者之一。这是一个官方职位，他和其他人可以从Socius那里领取薪酬。“我一个月工作30到70小时，”他说，“作为项目管理者，我们负责安全和卫生，保持这个地方有条不紊。”

除了项目管理者，Socius还选择了其他租户从事有薪的兼职工作，担任关键的管理角色。社区有一个技术队伍：两人维护建筑和场地，一人负责财务，还有个两人的沟通小组。Socius在Starblok Riekerhaven留下了一个项目协调员来支持这些人员，但日常的工作始终由租户处理。De Key也从Socius学习了如何组织租户进行自我管理，并将最终接过监督的角色。

昆特和鲍勃十分乐意见到租户自我管理系统生效。他们相信一个活跃主动的社群远好于被动的租户，有助于实现难民融合的目标。他们也希望打破难民难以胜任工作的观点，让所有的居民看到他们自身的贡献。鲍勃对处理媒体问题的沟通小组热情最高，“如果记者接近了我们，我们就把他交给媒体协调员，让他们处理所有的事情。这对我们来说，也是新的工作方式。”

包容性的倡导者

从住宅单元上看，Starblok Riekerhaven以配有公用房间和大型厨房的单人间为主，也有带浴室和两人共用厨房的双人间。小单元和大单元经过精心分配，以确保住宅群中文化背景、性别和语言的多样性。单人间的月租金是510欧元，包含了水费、电费、暖气费和网费。双人间的租金更少些。荷兰租户和难民支付同样的租金。

建设一个超过500人的社区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所以这个项目的想法是自下而上，以建立每一处廊道的社会联系为先。经过见面会，在每个廊道选出两个组织者（一个荷兰人和一个难民），一个廊道大约有20个人。他们称为gangmaker，这是一个双关含义的荷兰词，gang是走廊的意思，而gangmaker是发起派对的人。

Gangmaker负责带领人们参与社会活动，比如集体聚餐和看电影。他们还要保证日常事务的平稳进行，比如居民照规定处理垃圾，不发出噪音等等。纳洪·博哈涅（Nahom Berhane）是一个24岁的厄立特里亚人，一处走廊的gangmaker。他说道：“当然你不能强迫所有人加入，但遇到有些比较害羞的人，你就需要找到方法帮他们客服焦虑。”

有如此多的文化，在交流上难免有些困难。尽管很多难民在上语言课，走廊里讲英语的人还是超过了讲荷兰语的。Socius也提供了跨文化沟通的培训。博哈涅觉得很有用。“如果你发现有些事情只对某些人来说正常，但对另一些人不正常，那该怎么办？”博哈涅引用了几个月前的发生一段插曲：一群厄立特里亚人在外面点火，这是他们称为Hoye的传统习俗。一些人害怕火而感到恐慌。“但大家都很感兴趣，要亲自去看一看。”阿努克·杜巴就是一个去看火的人，她说，“最后的结局以我们一道跳舞告终。”

租户还可以参与结对子。比如，有共同艺术或体育兴趣的难民和荷兰居民可以互相帮助。杜巴和她的室友都有叙利亚的对子。“一天我们去他们家，他们为我们烹饪了一道丰盛大餐。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十分有趣。他们中有一位之想成为记者，正好我朋友就是一名记者，于是她就讲了如何写好一篇文章。”

“参与”并非对所有人都是容易的。阿努克·兹万比其他人来的晚。她最满意的是获得了自己能负担起的住房。“在学习和超市工作之外，我没有太多时间社交,”兹万说，“但到了某个时候我或许也要结一个对子。”

过去一年参与Starblok Riekerhaven项目的每个人都学到了很多东西。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组织团体要灵活地思考。艾哈迈德·巴阿杜德自豪于市政府能够在部门的惯例之外行动。“看待问题时，我们要采取不同角度，比如让Socius这样的组织来引导行动。”他说。

对于De Key的里昂·鲍勃来说，这个项目包含了一整套新方法。“我们的问题是如何给予年轻人一个未来，而不是作包办的家长”他说。阿勒颇租户阿卜杜拉·扎克拉特（Abdullah Zakrat）赞同这点：“我们可以自己来做。能认识到这点，对大家很重要。”

这个项目依然在演进，时间会证明它能否成功。巴阿杜德称它为“欧洲实验室”。他认为当地领袖很重要，“我们感受和倾听人们的真正需要。那些背井离乡的人不是来荷兰滑雪的。他们希望被看到、被听到、被认同。我想给更多的人展示，这种新的多样性会有益于我们，而不是威胁我们。”

(本文由徐东东编译自citisco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