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新反“犹”主义与新抵抗，《爱乐之城》引争议

新反“犹”主义与新抵抗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三周以来推行的一系列举措，在舆论场上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批评声浪。很多学者、作家都注意到，美国当下正在经历的一系列事件一方面在历史上有迹可循，另一方面又蕴含着新的时代特征。

特朗普政权颁布针对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七国公民的限制入境令在各大机场引发公众抗议。

美国著名公知伊恩⋅布鲁玛近日在Project Syndicate以“新反‘犹’主义（the New Anti-Semitism）”为题撰文，将特朗普政权对伊斯兰的仇视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反犹主义进行了比较。反犹主义对应的英文单词“Anti-Semitism”中的词根“Semitic”，指的是包括了阿拉伯人、犹太人、叙利亚人在内的闪米特人。因此，这一词汇仅从字面来看容易被误读为对所有闪族人的仇视。而事实上在历史上，这个复合词自十九世纪末在德国流行之初就特指对犹太人的偏见。但布鲁玛提问道，特朗普政权是否更新了这一陈旧的偏见，将仇恨的对象换成了闪米特人中的另一支。

布鲁玛的这一指控的一个依据是，特朗普采用的竞选口号“美国第一（America first）”本身就携带有种族主义基因。这个标语最早的使用者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一群美国孤立主义者，其代表人物查尔斯·林德伯格就是一名臭名昭著的反犹主义者和希特勒的支持者。更令人发指的是，特朗普所身处的种族民族主义者圈子中的一号人物，弗兰克•盖夫尼(Frank Gaffney)将穆斯林称作“掏空文明社会和其他机构”的“白蚁”，与纳粹宣传语中随处可见的“犹太人是世界的寄生虫”遥相呼应。上世纪的反犹主义不仅针对虔信的犹太教徒，也针对世俗化了的犹太人群体。反犹主义者认为与西方文明无法相融的犹太政治文化存在于犹太人的血液之中，无论他们声称自己信仰为何，今天的反穆斯林主义者也采用与此相似的论调。

布鲁玛进一步指出，当前的穆斯林仇恨与上世纪的反犹主义存在明显不同。首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犹太人并没有以信仰之名实施暴行掀起革命。其次，纳粹声称犹太人对德国构成生存威胁，对其进行的迫害乃至大屠杀几乎没有遇到抵抗或反击。但在今天，激进伊斯兰主义的暴力不容忽视。发生在西方国家的伊斯兰恐怖主义活动只可能通过过硬的情报和治安工作来预防。但如果所有的穆斯林都被激怒，恐怖主义必将愈演愈烈。在中东和非洲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下，“对伊斯兰的全球战争”将可能使此前仅存在于伊斯兰恐怖主义者及其最激烈的反对者们想象中的“文明冲突”成为现实。

他最后辛辣地指出，暴力升级可能是特朗普愿意见到的，因为极端情况将使专制独裁成为可能，但这绝不是大多数美国人（其中有一些把选票投给了特朗普）所希望见到的未来。

与此同时，美国作家迈克尔·格林伯格在《纽约书评日报》撰写了“新抵抗（the New Resistance）”一文，将特朗普上任之后激起的公众抵抗与美国历史上的类似情形相比照，指出当前正在发生的抵抗运动的新特点在于前所未有地获得了包括州长、市长、法官等在内的高级官员们广泛和快速的支持，这将带来特朗普政权和其他政府部门之间的众多关键性对抗。

格林伯格在文章开头指出，与特朗普上台后出现的相类似的不满情绪的爆发要追溯到半个世纪前的越南战争时期，而当时民众的反战诉求经过了漫长的时期才得到了一些国会议员的支持。另一个类似的事件是美国入侵伊拉克前夕，2003年1月18日，三十万抗议者聚集在华盛顿街头对小布什政权用关于萨达姆军事力量的虚假报告影响民意表达愤怒，并警告入侵一旦发生将引发灾难，但那时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来自民选代表和媒体的支持。

警方对“女性大游行”采取了令人惊讶的温和态度。

而在2017年1月21日，也就是特朗普就任后的第二天，反对新总统及其亲信幕僚的极端观点的“女性大游行”在全国范围内爆发。这一次，维持秩序的警察们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于此前“黑人的命也是命”游行、华尔街运动和反伊拉克战争游行时的温和态度，带来了一种抗议者和当地政府团结一心的氛围。6天后，特朗普政权颁布针对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七国公民的限制入境令激起民愤，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默（Andrew Cuomo）第二天就反转了禁止抗议者搭乘机场捷运前往肯尼迪机场的命令。后一日，纽约市市长、审计官、公共议政员以及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都在巴特里公园紧急召开的公众集会上发表了激情洋溢的反对特朗普限制入境令的演说。

与布鲁玛的文章呼应的是，格林伯格特别指出特朗普引起最大反对的限制入境令与1924年时任总统卡尔文·柯立芝颁布的移民法案异曲同工。这一法案规定了东欧移民的限额并将犹太人排除在外，严格限制非洲移民，完全排斥印度、中国为主的亚洲移民，同时鼓励德国、英国的非犹太移民。而这个法案中的大部分限额一直使用到1965年。然而，今天与1924年不同的地方在于，特朗普行政令的反对者遍布于政客、官僚、法官及公民之中。拥有自主行政权的美国最大的几个城市的市长领导了这场抵制。

国会成员的电话被打爆，不仅是因为限制入境令，民众们还在公共教育、环境问题、公民权利等方面对民选代表们施压。民众的强烈抗议给了官员行动的胆量。美国华盛顿州１月３０日在西雅图联邦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指认特朗普行政令违反宪法。２月３日，华盛顿州西区联邦地方法院法官詹姆斯·罗巴特作出裁决，在全美范围内暂停实施特朗普入境限制令，即刻生效。５日，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发布通告否决美国司法部在上诉期间紧急暂停执行“罗巴特裁决”的要求，意味着特朗普入境限制令目前不会被恢复执行，而这一诉讼将前往美国最高法院。

格林伯格在文章结尾措辞谨慎地总结道，这位总统还将带来很多损害，但正在成型的反对力量显示出了有效的迹象。至少到目前为止，市长、州长们都在以一种美国近代史上罕见的方式，和街头以及公共空间中的民众结成强大联盟。

《爱乐之城》中不可承受之“白”？

该文作者杰夫⋅尼尔森（Geoff Nelson）认为，这部影片之所以受到来自影评人和观众的盛赞，是因为它作为一部流行艺术作品在糟心的2016年末尾给人们带来了片刻休憩，这本身就是逃避主义。在他看来，白人自由主义者们在被充斥着“白人至上”的怀旧情绪的大选季挫败之后，跑去看同样充满怀旧色彩的《爱乐之城》疗伤，这本身就是深刻的讽刺。影片中，男主角塞巴斯蒂安希望拯救衰落的爵士乐，女主角米娅则希望回到旧日的好莱坞。他不无尖刻地评论称，这部影片的副标题甚至可以叫做——“让好莱坞再次伟大”。而《纽约时报》对沙泽勒的访谈标题就是“《爱乐之城》让歌舞片再次重要”。

尼尔森指出，对于一个群体而言意味着自由的过去，可能是另一各群体的恐怖秀。白人关于过去的幻想不是无伤大雅的，而是和具体的经济、政治政策联系在一起。大选前夕的麦克拉奇民调显示，56%的美国白人认为五十年代之前的生活比现在要好。同一份民调还表明，72%的潜在川普支持者同意这一观点。与此同时，62％的黑人选民认为现在的生活更好。《爱乐之城》的白人观众们或许认为怀旧的逃避主义是任何人都能够认同的，但渴望回到过去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

令人深思的是，《卫报》近日的一篇题为“美国人可能没你想的那么爱民主”的报道引用了本周最新的一项全国性政治政策民调中的数据，指出法治和民主准则在2017年的特朗普政权下面临危险：参与调查的美国人中只有53%表示“相信法官比特朗普总统更能为美国做出正确的决定”。

尼尔森进一步分析道，《爱乐之城》讲述的是年轻人和他们身处的现实之间的冲突，影片采用的是一种讲述“失落”的文化语言。和那些渴望理想化的、神秘的过去的特朗普支持者一样，这部影片讲述的也是一种错置的怀旧情绪。尼尔森列举了沙泽勒致敬的二十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的歌舞片指出，在美国文化史上，以浪漫的眼光回望会导致现实政治的危险，并且沙泽勒没能注意到那些影片反应的历史的阴暗面。沙泽勒和他的支持者们可能会抗议说这类分析是对影片的过度阐释，但在尼尔森看来，这种抗议本身也是一种只属于未被文化迫害过的人们的奢侈的特权。

尼尔森强调，《爱乐之城》的逃避主义不是现在的美国所需要的，它展现的是一种对于美国历史上犯下的罪行没有丝毫羞耻感的、倒退的穿越时空尝试。沙泽勒参与了一种最危险的文化生产：让观众感受而不思考。尽管浪漫化自己的青春并非某一种族的专属，但渴望历史上的过去已经成为了美国白人的一个危险的文化习惯，这在英国退欧的当下也适用于更广泛的白人群体。因此，像《爱乐之城》这样的作品应该被谨慎地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