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照片中回溯商务印书馆的120年，抗战中坚持日出一书

2017年2月11日是老牌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成立120周年纪念日。即使对出版社不太了解的人，家中多少也会备着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字典》或《现代汉语词典》。在跨越三个世纪的漫长生涯中，商务印书馆从上海的三间民房起步，历经战乱，辗转迁往长沙、香港、重庆等地。但在每一个艰难的时期，都有重要的书籍出版。

著名作家巴金曾感慨，“我是五四的产儿，我通过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走上文坛。”胡适更是如此肯定商务印书馆的成就，“得着一个商务，比得着一个什么学校更重要。”陈云也曾在商务印书馆“当过学徒、店员，也进行过阶级斗争”，他曾说：“商务印书馆在解放前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

2月11日，以商务印书馆历史为主题的“起步——中国现代出版”专题展在上海天通庵路190号商务印书馆第五印刷所旧址开幕。澎湃新闻记者整理了部分展览照片，从这些珍贵的历史照片中，或许能找到商务印书馆何以被称为“中国现代出版起点”的答案。

由三间民居起步，以扶助教育为己任

1897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初十），商务印书馆创业于上海。四位创始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都是教会主办的美华书馆的排字工人，他们集资不足4000银元，租借上海江西路德昌里的三间民居开业，代印一些图书、宣传品和教会机构的印刷品。

1897年商务印书馆创业时，初设在江西路德昌里的厂屋。

此后，商务印书馆盘入日本人经营的修文印刷局，更新了设备，经过两次搬迁，自建了厂房，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1902年，夏瑞芳邀请时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的张元济入馆，二人相约“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奠定了方向。

夏瑞芳

张元济

1902年初张元济入职后协助创设编译所，筹划并编纂中小学教科书，直至1918年由高梦旦接任。这一时期，商务印书馆编印了多种教科书、参考书、工具书、翻译书，使商务成为当时全中国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出版企业。其中，1904年开始推出的《最新国文教科书》等新式教科书盛行十余年，行销数百万册，曾经占全国教科书供应量的80%。

此外，还有三方面的成就使商务印书馆远远走在同行前列。一是推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纾翻译的《茶花女》等大批外国学术、文学名著，将西方社会科学、文学大规模引入中国；二是主持影印《四部丛刊》、校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三是出版大量工具词典，其中包括中国第一部大型现代语文辞书《词源》。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

1903年，中国的第一份正式版税合同，是近代著名翻译家严复与商务印书馆签定的。

1907年4月，商务印书馆印刷所、编译所在宝山路新厦落成。地基2亩，厂屋用洋式，依据最新建筑法造成。此时，印刷所分设17个部，职员职工1330余人，在外印刷装订约千人。

经过这次搬迁，商务印书馆规模更加壮大。

宝山路商务印书馆总厂内的编译所大楼（摄于1926年）。

1915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全体同仁合影。

1912年商务印书馆在棋盘街（今河南路211号）建造的总发行所新楼。

1923年，商务印书馆在闸北天通庵路设立第五印刷所。（摄于1926年）。

华文排字部工人按稿取字排版（Francis E. Stafford摄于民国初）。

1930年代宝山路商务印书馆总公司及印刷制造厂全景（占地80亩）。

亚洲最大的图书馆被焚，30年珍贵收藏毁于一旦

商务印书馆另一项蜚声海内外的成就是创办了东方图书馆。

1924年，商务印书馆在宝山路建成五层钢筋水泥图书馆大楼，编译所迁入，取名“涵芬楼”。1925年在涵芬楼设立东方图书馆，1926年5月3日开放民众阅览，由王云五兼任馆长。

涵芬楼是商务收藏珍贵古籍和外国新书的场所。自1902年张元济进馆之后，在夏瑞芳支持下，由高梦旦、蔡元培等相助进行收藏。1909年由编译所图书室改名为涵芬楼。藏有宋刊本129种、2514册，地方志2000余种、6万余册，以及各类参考图书等共计51.8万余册，图片照片5000余种。这个收藏量，比当时的北平图书馆还多，是亚洲规模最大的图书馆。

东方图书馆于1924年建成，当时号称东亚第一的图书馆。

1932年1月28日晚上，日军陆战队多架飞机侵犯闸北，29日再次从闸北上空商务印书馆总厂投掷6枚炸弹，第一枚击中印刷部，第二枚击中栈房，当即爆裂起火。日军继续掷弹，全厂浓烟弥漫，场中各种印刷机器全部烧毁，焚余纸灰飞达十多里外。

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数十年精心打拼的家产被焚殆尽。

三天之后，2月1日早上8点，商务印书馆宝山路东方图书馆及编译所又遭日本浪人潜入纵火焚烧，烟火冲天直至傍晚。炮火中，除移藏在银行保险库中的574 种约5000 余册善本精品得以幸免外，东方图书馆30年来搜罗得之巨量中外图书、及大部分之四部各善本图书，积累多年之全部中外杂志报章，全套各省厅州县志以及编译所所藏各项参考书籍及文稿，全部化为灰烬。

在这场劫难中，商务印书馆损失16,330,504元，约80%资产毁于一旦。

大火焚烧后的东方图书馆。

以出版支持大后方文化建设

1932年2月1日，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决定上海总管、总务处、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一律停业，所有总管同人全体停职，成立特别委员会，由张元济任委员长办理善后。

董事会随即作出决定，由主要负责人组成复兴委员会。以“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开始一系列的复兴活动。同年8月1日复业，公开向社会承诺1932年10月1日起，实行日出新书一种。

这一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黎锦熙著《国语运动史纲》、吴半侬译《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金岳霖著《逻辑》、傅抱石著《中日美术年表》、阿英著《明清小说史》等富有学术厚度的佳作。

商务印书馆内挂着“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条幅。

1932年，在胡愈之的策划下，中国第一大刊——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组织了一场面向社会各界人士征集“新年梦想”的征文活动。1933年初，杂志刊出题为“新年的梦想”的特辑，发表了一百多位名人撰写的关于中国和个人生活的梦的文章，梦想一个自由、平等、幸福的新中国，轰动一时。

《东方杂志》新年特刊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9月，商务印书馆决定往内地疏散机器设备，同时扩大香港分馆生产规模。

1937年12月14日，商务印书馆宣布总管理处暂迁长沙，上海设立总管理处驻沪办事处。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上海租界。26日，日军部查封商务上海发行所及各工厂没收图书462万余册，致使商务印书馆在上海的机构陷于瘫痪。

此后，长沙也遭日军空袭，香港成为商务印书馆的总管理处和编印中心。在香港印刷的书籍，经由越南海防运到昆明供应大后方。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商务的印刷设备及书籍全部落入日军手中。商务时任总经理王云五当时在重庆，便在重庆设立商务印书馆驻渝办事处及编审处。1943年，商务生产上了轨道，恢复日出一书的传统，还设立了东方图书馆重庆分馆，承担战时大后方文化建设的重要责任。

直至1946年，商务印书馆才回迁上海。

建国后合营迁往北京，出版《新华字典》《汉译世界名著丛书》

1949年9月6日，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作为特邀代表赴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0月1日下午，在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成立大典。

其间，张元济应毛泽东邀请同游天坛，同游者有陈毅、刘伯承、粟裕。张元济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约见张元济共进晚餐，在座者有陈毅、粟裕。

1949年9月19日，张元济（右）应毛泽东主席邀请同游天坛。

1950年12月9日，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和联营书店联合组成公私合营性质的中国图书发行公司。

1953年，商务印书馆将东方图书馆全部藏书献给国家。

1954年，商务印书馆并入新华书店，改组为高等教育出版社，总管理处迁至北京，实行公私合营。

1953年，商务印书馆将东方图书馆全部藏书献给国家。

195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新华辞书社编写的《新华字典》，这是新中国第一步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字典。迄今已经发行近6亿本。参与本字典编纂的名家先后有魏建功、叶圣陶、刘庆隆、陈原、吕叔湘、金克木、丁树声等。2016年被吉尼斯确认为“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

1958年，商务印书馆恢复独立建制，确立方向为翻译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学术著作，并出版中外文的语文辞书。1958至1966年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数百种外国学术名著。这为商务印书馆后来的著名学术名片《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的出版打下了坚实基础。

如今，在新时期出版了《现代汉语词典》《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商务印书馆依然是国内最为重要的出版社之一。

不同版本的《新华字典》

商务印书馆第五印刷所旧址(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摄于2007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