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中共情报员沈安娜的潜伏14年

南京丁家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里，蒋介石站在主席台中央，双手撑在台桌上正在讲话。主席台后排右侧，一男一女两位速记员正在埋头记录。这张发表于1948年4月14日南京的《中央日报》的照片，现存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无论是正在慷慨陈词的蒋介石，还是当初拍下这张照片的《中央日报》记者，都不会想到，离蒋介石仅有几人之隔的那位女速记员，竟然是中共派遣的秘密情报员。

人们喜欢称她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她却说自己只是中央特科后期的一名小兵。

她叫沈安娜，凭着速记员的一支素笔，潜伏敌营十四载，从未暴露。她获取的情报，由丈夫华明之整编、密藏，源源不断地传递到中共领导人的案头。夫妻二人紧密配合，流水作业，书写了中共谍战史上的一段传奇。更鲜为人知的是，他们的多位亲人也先后踏上革命之路，将“夫妻情报组”日渐扩展为“情报之家”。

最近，根据沈安娜夫妇的亲笔材料和口述回忆整理而成的《丹心素裹》一书公开出版。在沈安娜的女儿兼该书整理者之一华克放的讲述中，我们终于得以走近这对无名英雄跌宕传奇的人生。

蒋介石的身边

1942年11月，国民党在陪都重庆召开五届十中全会，会上一片反共叫嚣。突然，坐在会场第一排的国民党元老张继站起来，开口就是：“提起共产党，我就汗流浃背！”接着，他话锋一转，手指蒋介石大声嚷嚷：“共产党就在你身边，你还不知道呢！”一句话气得主席台上的蒋介石拂袖而去，只留下尴尬的国民党高官和工作人员。

张继此话原本只是随口发泄，然而，事实却碰巧被他言中。此时，已经打入国民党内部八年的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就安静地坐在会场的速记席上。那时，她对外的名字叫沈琬。

看似平静的她，此刻内心早已是翻江倒海。就在几个月前，沈安娜的上线徐仲航被捕了，刚刚与组织失联的她，警惕的弦本就绷得很紧。突然听到张继此话，不能不心惊：难道张继话有所指？

沈安娜暴露了？

1948年的沈安娜

沈安娜，1915年出生在江苏泰兴县城的一个书香门第、世族大家，从小在私塾念书识字、诵读诗书，后来考上了泰兴初中。这样一位衣食无忧的大家闺秀，最顺理成章的命运本应是嫁人、生子、照顾家庭。只不过，性格倔强的沈安娜打小就是个有主意的人。

1922年秋天，7岁的沈安娜被沈家老宅的当家人大伯母强行裹脚，一家人都不敢吭声，倔强的她却在半夜自己拿剪刀剪开了裹脚布。大伯母生气地叫人再缠，沈安娜又趁半夜“解放”了自己的双脚。几次三番，大伯母竟放弃了，小小的安娜抗议成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受到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同时为了帮姐姐沈珉摆脱包办婚姻的压迫，沈安娜主动陪姐姐离家出走，前往上海。

两姐妹坐着原始的交通工具鸡公车，吱吱呀呀地走了一整天，又乘船走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再换乘火车，终于到了繁华的大上海。姐姐找到了一家“务本女中”（现上海市第二中学的前身）住校，插班读高二，沈安娜却错过了准备报考的南洋商业高级中学招考日期。她不甘心，找到教育主任毛啸岑，现场研墨构思，写成了一篇题为《求学》的作文。字迹娟秀、文风朴实的文章一下子打动了毛先生，沈安娜不仅被破格录取，还被特批减免三分之一学费。

17岁的沈安娜没有想到，一篇作文打通了自己的求学之路。她更没有想到，就在毛啸岑先生的家里，她将遇到改变她一生的革命和爱情伴侣——华明之。

沈安娜与华明之

1934年春节，沈家姐妹没有路费回泰兴老家，留在上海，一日冒着冷雨去给恩师毛啸岑夫妇拜年。一进门，两姐妹便发现毛先生家里还有两位男生，这便是已经毕业的舒曰信（时用名庸之）和比沈安娜高一级的华明之（时用名家骊）。四个年轻人一见面，彼此印象都不错。沈安娜记得第一次见到的舒曰信“一看就是个胸怀大志之人”，华明之“戴一副近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镜片后面的大眼睛炯炯有神”。那时，沈家姐妹并不知道，舒曰信在半年前刚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华明之也在不久后的1934年夏天入了党，随后，他们的关系被转入中央特科，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这时的上海中共地下党，正处于最艰难的时期。1931年，由于顾顺章、向忠发叛变，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受到严重威胁。1933年上半年，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上海被捕的共产党员就有六百人左右。仅1934年，中共地下党组织就被严重破坏了四次，平均每三个月一次。舒曰信和华明之加入了逆境中的中央特科，很快，沈家姐妹也在他们的引导下，为中央特科注入了年轻的新鲜血液。

那是1934年夏天，华明之高三毕业，考进了国民政府交通部上海国际电信局无线电台，作为从事革命工作的伪装职业。而才读完高二的沈安娜因为交不起学费，不得不从南洋高商辍学，为了学一门谋生技术，她报名去了学费较低且只需半年即可毕业的上海炳勋中文速记学校。

所谓“炳勋速记”，是曾留学美国的杨炳勋参照英文速记基本原理，用“以音为主不以字为主”的原则设立的中文速记方法。当时的中国流行好几种速记法，除了“炳勋速记”，还有“张才速记”“汪怡速记”等，各家自成体系，互不相通。

说来也巧，就在沈安娜毕业前一个月，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到炳勋中文速记学校招考一名速记员，校长杨炳勋便挑选了成绩优异的沈安娜和另外两名男生去实习，并告诉他们，一个月后，浙江省政府将从三人中择优录取一人。战争年代，这可是许多同学趋之若鹜的“铁饭碗”，可沈安娜一开始却不大乐意。

在舒曰信和华明之的影响下，她已经偷偷读了不少进步书籍，有了朦胧的革命意识。沈安娜的女儿华克放告诉记者：“母亲想凭技术当一名独立自由的新女性，或者做一名职业革命者，她觉得进省政府是去衙门伺候官老爷，不舒心！”因为南洋高商的同学中有不少早早成名的电影明星，年轻美丽的沈安娜还想过去拍进步电影。

就在这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华明之和已与沈珉结为夫妻的舒曰信请示上级后告诉她：党组织决定派你去应试浙江省政府的速记员职位，打入国民党内部为党做情报工作，你怕死吗？沈安娜大吃一惊，这才知道两位学长都是报纸上常常见到的“共产党”。刚过完19岁生日的她对情报工作完全没有概念，还问了一个看似幼稚的问题：情报工作是不是革命工作？得到舒曰信和华明之的肯定答复后，她当即回答：我要革命，我不怕死！

也是在这次改变命运的谈话中，沈家姐妹在舒曰信的建议下改了名字。当时中国的进步青年都向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所以沈家姐妹都改成了苏联女孩的名字，姐姐叫“伊娜”，妹妹叫“安娜”。为了工作保密，她们对外依然用原来的名字。

1934年冬天，速记专业学生沈琬带着绝密使命，直奔杭州。她没有成为一名电影明星，却成了革命工作中一位演技绝佳的“女主角”。

初入虎穴

1935年1月，经过一个月的试用期，勤奋好学、有备而来的沈安娜在实习中脱颖而出，正式进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秘书处议事科担任速记员。

这时的沈安娜还不到20岁，尚未接受过任何关于情报工作的专业训练，却很快得到了浙江省政府同事和领导的认可。她的绝技是每分钟200字的速记技术和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前者可与今天最厉害的手写速记员媲美，后者则得益于沈安娜从小跟父亲练字的童子功。

一个多月后，沈安娜收到了姐姐伊娜寄来的暗语信，让她回上海汇报工作。想为组织带点“见面礼”的沈安娜向科长薛元燕请了假，靠直觉抽了几份油印的机密文件和高层会议的原始速记稿，与衣物混装在一只小皮箱里，就大模大样地登上火车带回了上海。

到了上海姐姐姐夫住的亭子间，沈安娜得意地对姐姐展示带回的文件，姐姐却被吓了一跳：“你这个冒失鬼呀，这么重要的东西，包都不包一下，一点掩饰都没有，就跟着衣服卷到一起带回来了……”这时，沈安娜才意识到自己太大意了。

谁料，舒曰信挑了几份涉及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策划“清剿”的材料送给中央特科的直接领导王学文后，王学文竟然很高兴：“安娜第一炮就打响了！”听说沈安娜还带了几份原始速记稿正在整理翻译，他决定到亭子间亲自见她一面。

这是沈安娜14年的情报生涯中唯一一次见到王学文，而她对王学文所知的全部信息，只是代号“老李”和称呼“舅舅”。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她不知道“王学文”这个名字，也不知道自己所属的是中央特科，但这丝毫不影响她对“舅舅”指令的绝对信任。

直至晚年，沈安娜仍清晰地记得此次见面中“舅舅”讲述的党的秘密情报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注意事项。比如严守机密，遵守纪律，除非领导指定的同志，一概不对任何人讲与秘密工作有关的事；心里革命，但不能暴露进步思想，表面上要说国民党的话，做国民党的事等。

她还从姐姐姐夫那里学会了用“隐形药水”把情报写在家信的背面或空行之间，对方收到后，用碘酒一抹，字迹就显影了。这样最简单而原始的密写技术，当然是有风险的，而化解风险，就只能靠沈安娜的随机应变了。

这天，回到杭州的沈安娜正在集体宿舍里趁没人密写情报，突然，门外响起了脚步声。她连忙把药水和家信收好，然后才慢慢地拉开窗帘、打开房门。进门的是喜欢涂脂抹粉不太安分的室友，沈安娜心里偷偷称呼她“江湖小姐”。只见“江湖小姐”用警觉的目光在屋里四下搜寻，仿佛要找出什么蛛丝马迹，嘴上还盛气凌人地吆喝：“干什么，神神秘秘的？”沈安娜也装作生气的样子，故意回击：“你这是什么意思？好像我在床底下藏了个人似的！”“江湖小姐”明知床下不可能藏人，便不再纠缠扬长而去。沈安娜暗自庆幸，没想到，这件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第二天，沈安娜下班回到宿舍，发现平时装着药水和密信的小皮箱被撬开了。她急忙掀开小皮箱，一看药水还在，钱也没丢，但那封没写完的密信不见了！她顿时吓出一身冷汗，坐在床边苦思冥想，半天才想起昨天情况紧急，处于防范本能，密信并没有收进小皮箱，而是在自己身上。这一紧张，竟把这事儿给忘了。

刚要松一口气，走廊上又传来了“江湖小姐”噔噔的脚步声。沈安娜决定先声夺人，气愤地迎上去：“我锁着的箱子被人撬开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那“江湖小姐”也干脆承认：“是我撬的。”随后便直截了当地说：“我看见你有一瓶白色药水，怀疑你是共党特务！”沈安娜吃了一惊，但马上意识到对方很可能没有确认，否则现在就不是两人站在这里对话了，她反击道：“你说什么？共党特务？笑话！那是一瓶脚气药水。”紧接着又假装不依不饶，声称要向上级禀告“江湖小姐”盗窃私人财物，还要诬陷同事是共党。这边沈安娜气势一足，那边“江湖小姐”便软了下来，连声道歉。沈安娜也就顺台阶而下，表示东西如果没少，就不向上级报告了。说着她一边佯装检查小皮箱里的物件，一边故意拿出那瓶药水对“江湖小姐”说：“这脚气水很灵的，你要不要试试？”

药水风波最终不了了之，沈安娜很快把药水处理掉了。她意识到，在集体宿舍做秘密工作太不方便了，必须改变工作方式和条件。此后，她待人处事更加谨慎小心，同时更加留心观察周围的各色人等。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沈安娜发现自己的顶头上司薛元燕是个待人厚道的好人。他一副文人模样，尤其是对生活困难的下属特别关照，有一个科员一家老小没地方住，他就把自家楼下的住房以象征性的低租金给这个科员。沈安娜决定主动接近这位科长。

向姐夫舒曰信汇报后，姐夫提醒她可以用拜干亲的办法进一步取得科长的信任。正好，科长家里只有两个男孩，有一次沈安娜去科长家串门儿，科长太太看着两个调皮捣蛋的儿子叹气：没办法，要是女孩就好了。沈安娜见状就接过话茬，笑呵呵地说，既然薛太太喜欢女孩，我给你做干女儿好不好？科长太太当即就答应了。从那以后，沈安娜就成了科长家的熟客。

不久，她又找了个机会从集体宿舍搬进了科长家的一间堆放杂物的小房子，与科长一家同吃住，还常帮两个男孩辅导功课。如此，沈安娜不仅可以在单独的房间里摘抄和密藏情报，而且有了无形的保护伞。

千里寻党

药水风波后，组织上也觉得沈安娜同时负责拿情报、送情报不够安全，王学文决定由沈伊娜兼跑交通，去杭州取情报，沈安娜只当情报员。伊娜在沪杭之间跑了几个来回后，实在忙不过来，加上一个女子常在外奔波有所不便，便换了华明之指导、联络安娜的工作。

这时，华明之正在国民政府交通部上海国际无线电台当业务员。根据中央特科王学文的指示，他暗中从外国通讯社的新闻电讯中获取了不少红军长征的相关动向，还利用电台员工众多、私人信件放在信插箱自取的便利条件，以假姓名为中共地下组织收取外地寄来的秘密信件。

接到新的任务后，华明之就常常在节假日清早乘火车去杭州，晚上再乘夜车回上海。杭州街头的咖啡馆，西子湖畔的春色里，都有他和沈安娜的身影。在旁人眼中，俨然是一表人才的华明之正在热烈追求沈安娜。谁也想不到，浪漫的“约会”其实是传递情报的掩护，而一次次充满风险的秘密情报工作，也成了他们爱情之花的催化剂。

1935年秋天，经过组织批准，沈安娜与华明之在上海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婚后，华明之辞去了上海的工作，考取了浙赣铁路局的会计。继沈伊娜和舒曰信之后，另一对夫妻情报组诞生了。

华克放将父母的默契配合称为“流水作业法”。母亲沈安娜在前台，白天负责取得文件、速记稿等情报，回到家里夜深人静时，就把原始速记稿翻译成文字。父亲华明之在后台，常常在后半夜负责整编、浓缩、密写、密藏和传递情报。

一年后，沈安娜生下了大儿子庆来，华明之的母亲来到杭州照顾孙子。紧张的情报工作之余，一家老小四口难得地过上了外人眼里再平常不过的温馨生活。

可惜，好景不长，“七七事变”后，战争的阴云越来越浓地积聚在上海、杭州一带。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沈安娜和华明之要跟着各自的工作单位转移，等待组织的联系。战火纷飞，夫妻俩不可能带着不满两岁的庆来和年迈的老人长途奔波，只好与亲人别离。1937年年底，杭州沦陷前，浙江省政府搬到了金华，接下来，省政府还计划往深山撤离，浙赣铁路局也有继续西撤的打算。此时，沈安娜和华明之工作中接触的多是紧急撤退电文，已经没有太多具有情报价值的内容了，更糟糕的是，他们同中共上级组织完全失去了联系。

眼看与组织断了线，两人实在不甘心。终于，他们从报纸上看到，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等都到了武汉，并成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公开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夫妻二人马上决定：到武汉去找党！

他们进行了默契的分工，工资稍高的华明之留在工作岗位，维持两人的基本生活，沈安娜请长病假，只身踏上千里找党的艰难路程。

1938年5月，经过江西上饶、南昌、湖南醴陵、长沙，沈安娜终于抵达武汉。可是，那时的武汉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人口多达100多万，茫茫人海中寻找党组织，谈何容易？沈安娜从事的是秘密情报工作，也不能贸然前往公开的“八办”去寻人。无奈，沈安娜只好一边参加读书会、歌咏会、演剧队等爱国青年运动，一边在街头徘徊。

这天，她正在马路上走，远远瞧见对面走来一个熟悉的高大身影，仔细一瞧，竟然是华明之入党介绍人之一的鲁自诚。沈安娜顿时喜出望外，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在鲁自诚的帮助下，她很快在“八办”见到了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而更让她惊喜的是，董必武和周恩来交给了她一个更加重要的秘密任务——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原来，沈安娜在浙江省政府时的“老领导”、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现在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秘书长。

第二天，沈安娜特意换上一件见客人时才穿的旗袍，按照董必武的吩咐找到了朱家骅。朱家骅本来就对这位工作勤恳的“老部下”印象不错，见她千里迢迢找来武汉要“为党国效劳”，马上表示中央党部正缺速记员。随后，他又问道：“你是不是国民党员？中央党部秘书处的人，尤其是机要处，必须是国民党员才行。”这可把沈安娜难住了，能自作主张加入国民党吗？她略一思索，想起董必武、周恩来交代的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非常重要，立即回答：“我在浙江时还年轻，没有参加，现在我要求参加，可以吗？”朱家骅一听，痛快地吩咐秘书，给沈小姐办特别入党。

后来，沈安娜才知道，所谓“特别入党”，就是由三个国民党中央委员介绍加入国民党，手续简单，批准时间快，党证上有个“特”字。在国民党内部，但凡持有带“特”字的党证，就会被认为是有后台、有来头的。这样一张党证，无疑又为沈安娜的潜伏增加了一个护身符。

如此顺利地“打入”，沈安娜倒是没想到，单纯的她还为“特别入党”的事情别扭不已，还是董必武开导她，国民党员的身份是为了取得信任，是忍辱负重，她才如释重负。

等待“特别入党”手续期间，华明之也来到了武汉。没几天，根据董必武的指示，沈安娜和华明之搭乘国民党的轮船驶向了重庆。在山城重庆，夫妻二人开启了最艰难也是收获最多的一段战斗征程。

情报富矿

1938年10月，沈安娜的“特别入党”手续一办下来，朱家骅就亲自指示机要处长张寿贤，安排她成为了机要处的机要速记员。到了办公室，沈安娜惊喜地发现，机要处除她之外，只有另一名年长的速记员徐漂萍，并且，徐漂萍用的速记方法是“张才速记”，跟她自己使用的“炳勋速记”互不相通。这就意味着，沈安娜的速记稿在整个国民党中央党部，只有自己看得懂。

不过，她并不满足于此，为了更加保密，她又自创了一种速联符号。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国民党中央党部”这个词组，原本需要几个符号表示，而用她独创的速联符号就只需一个符号。这样一来，即使别人找到炳勋速记教科书对照，也无法识别她的速记。

有了独一无二的“密码”，沈安娜的工作很快步入正轨。与很多人误以为她是蒋介石的速记员不同，沈安娜其实只是机要处一个级别不高的普通速记员，放在今天，大概相当于一个不起眼的小公务员。不过，职位级别虽不高，位置重要，沈安娜通过各种办法挖到了不少情报富矿。

华克放告诉记者，悄悄把会议速记稿带回家、到印刷股待销毁的废弃文件里“顺手牵羊”，都是母亲获取情报的常用办法。

比如，1939年初蒋介石秘密颁发的《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是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纲领性文件。这份秘密文件就是沈安娜从废弃文件中挖出来的。

1941年12月，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召开，沈安娜的第三个孩子华庆新刚刚出生，还没出月子的她虚弱得体重不足一百斤，但为了获取情报，她主动要求协助整理会议材料，并时不时到印刷股溜达。这一次，她获得的情报得到了远在延安的毛主席的重要批示：“九中全会表现了国民党的极大动摇性……”

再比如，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在政协会议开会期间，国民党政协委员为了准备次日和共产党政协委员在会议上“舌战”，每晚都要举行只有十人左右参加的小型秘密会议“党团会”，一向被倚重的沈安娜是指定的速记员。每天晚上，国民党委员都认真地就一些两党间争议的问题商议谁攻谁守，谁唱红脸，谁唱白脸，如何讨价还价，以及最后的方案由谁提出等。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沈安娜每晚十点多开完会回到家，真正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她每晚整理的会议记录都是一式两份，一份在第二天交给机要处处长，另一份早在凌晨时分已由华明之浓缩、摘要、密藏，经交通员之手，连夜送到了周恩来等人的住处，中共领导人甚至比国民党委员们还要早看到他们精心密谋的底牌。

常规的办法之外，沈安娜和华明之也从未放过偶然的机会。

1939年上半年，兼任中统局局长的朱家骅要去中央训练团做报告，实际是讲中统局的特务组织概况、特务活动方法等。通常，朱家骅的讲稿均由心腹秘书杨公达亲自起草。这一次，杨公达想取巧找个人代劳。大概是看沈安娜可靠，于是，杨公达从中统局掌握实权的副局长徐恩曾那里要来一大堆绝密资料，然后挑选素材口授讲稿内容，由沈安娜整理成文，他再修改上交。

沈安娜使用的速记符号。

殊不知，杨公达的偷懒之举，却给了沈安娜天赐良机。尤其是那堆原始的绝密资料，比成文的讲稿价值可大多了。沈安娜悄悄留心，在办公室用速记符号将原始资料中的内容都记录下来。晚上回到家，再将速记符号翻译成文字给华明之整理。华明之的综合思辨和分析能力与沈安娜的机敏恰恰互补，他可以很快识别出重要却不够完整的情报。第二天，沈安娜就借口整理讲稿需要核实信息，告诉杨公达某份资料还要再看看。杨公达还以为沈安娜工作认真，精益求精，很快就把需要的原始资料调了出来。

几天下来，沈安娜赢得了杨公达更多的信任。有时，他甚至让沈安娜独自一人在他的办公室翻阅中统局的绝密材料。不久，杨公达没费多大力气就完成了朱家骅的讲稿，而沈安娜和华明之也悄无声息地获得了一份反映中统局特务机构组织状况和活动手段的完整情报。

还有一次，华明之在自己工作的军委会政治部电讯总队文件中发现了一份绝密文件，厚厚的一大本，载有国民党各军、师驻地和番号，以及军长、师长、政治部主任姓名编号等详细内容。这份文件的分量不轻，可是，当时获取情报的手段还很原始，没有照相机，也没有复印机，只能手抄，而华明之一人短时间内显然抄不完这么一大本文件。经过向上级密报，这一次他竟然在周六晚上悄悄把绝密文件带回了家，然后由上线取走送至“八办”，组织人力抄写，到了周一早上，绝密文件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了办公室……

1949年2月，华明之、沈安娜一家五口团聚在南京。

上线被捕

“嗒、嗒嗒、嗒”，这是上线与沈安娜夫妇约定的敲门暗号，每次暗号响起，便是情报被取走的日子。1942年秋天的一个星期天，又是约定取情报的日子。可这一次，他们的上线徐仲航却迟迟没有出现。

按照情报工作的保密规定，上线与下线都是单线联系，上线知道下线的住处，下线沈安娜夫妇却不知道徐仲航的地址，他们无法联系他，更不准擅自去找他，唯一能做的只有按捺下焦虑不安，静静等待。

一连几天过去，没有等到徐仲航的回音，沈安娜却在中央党部等来了两个身份不明的小特务，他们在楼下指名道姓要找沈琬。

此时的沈安娜已经不是初入虎穴时的小丫头了，她听说对方身份不高，故意摆出国民党官场“资深职员”的架子请收发员传话，不认识这两个人，如有公干，请他们找机要处长。两个小特务一听，态度客气了许多，再三请收发员传话务必请沈小姐见面一谈。沈安娜料想对方没有可靠证据，便决定见一下，趁机摸一摸情况。

果然，两个小特务见到她，马上拿出一封信，问道：这信是沈小姐写的？沈安娜看了一眼，的确是她前几天写给徐仲航所在的“正中书局”的试探信。不过，若只在信上做文章，倒也难不倒她，对外，她和徐仲航都是国民党机关职员，在信中也只提了借钱给孩子买药的私事儿，这并不是什么要紧把柄。

于是，沈安娜爽快地承认，两个特务却按捺不住了，唬道：徐仲航是共党，已经抓起来了，你跟他借钱，难道是他要收买你？持有“特别党证”的沈安娜也算是国民党机关的骨干速记员了，她当即装作更加气愤的样子：我孩子生病向朋友借钱算得了什么？凭这几个钱就想收买我吗？

两个小特务果然被镇住了，一时答不上话。沈安娜反守为攻：人家堂堂正中书局的处长，你们有什么证据说人家是共党？这么一激，其中一个特务马上露了底，说徐仲航抽屉里全是反动书籍。沈安娜一听心里反而踏实了，这就好办了，书局里有各种书籍太正常了。

下班后，她与华明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藏在竹竿里等待徐仲航取走的情报烧掉，清理家里所有的速记资料、进步书籍甚至可能引起麻烦的个人信件。

尽管如此，沈安娜还是没能完全躲过国民党的怀疑。从未私下往来的同事会突然到她家里“看孩子”，有一天，一个新来不久的同事还特意走到沈安娜办公桌前大声喊“徐仲航被枪毙了！”还好，她知道对方没有确凿证据，一直处变不惊。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煎熬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沈安娜夫妇最终没有暴露，但他们内心的煎熬却一点不少。他们不知道对自己工作和生活都关爱有加的徐仲航大哥是否还活着，他们与党组织再次失去了联系，而文章开头那惊险的一幕，就发生在这段最艰难的日子里。

在很多热播的谍战剧中，情报员尤其是所谓的“美女情报员”，从来都是光鲜亮丽地周旋在舞厅、高级餐厅和豪华套房中，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然而，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类似沈安娜和华明之这样的“小职员”，在物价飞涨、物资匮乏的战时，常常连饭都吃不饱。

徐仲航被捕的这一年，沈安娜和华明之的女儿华克放两岁多，小儿子华庆新不到1岁。华明之在给好友哈泽民的信中写道：“个人、家庭正和国家民族一样，要我们尝试一个更艰苦的磨练……安娜失眠，半夜之后不能醒，一醒就得看天亮……月前又发胃病、便血……奶水不够，母子俩的泪汇流在一起……”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46年，在重庆长到6岁的华克放，儿时最深刻的印象是每天充饥的“藤藤菜”，还有遍地乱跑饿得跟人抢食的大老鼠。

物质上的艰苦对于沈安娜和华明之并不是最难熬的，他们最痛苦的是大量的情报无法传递出去。反反复复地获取情报、密藏起来、等待时机，情报失去时效后又无奈地销毁，眼睁睁地看着数不清的情报在自己手中化为灰烬……

其实，沈安娜夫妇的住处与当时驻重庆的“八办”并不远。他们住在上清寺街，距离“八办”所在的红岩村，只需步行半个多小时。可是，他们却不敢贸然前去。徐仲航还没有消息，万一敌人在“放长线钓大鱼”，冒失地找到“八办”，不仅会暴露自己，还会使“八办”领导机关受到牵连。

他们只能远远地眺望“红岩”，四口人挤在不到10平方米的房子里，耐心等待，就连国民党中央机关为他们换个大房间的提议也不敢接受，生怕组织派来的人找不到他们。

晚年的沈安娜曾经回忆这段岁月，她说，1942年秋至1945年10月，“这三年是我和老华一生中最痛苦、最难熬的岁月。”

所幸，随着抗战胜利，沈安娜夫妇终于盼来了组织的声音。1945年10月的一个晚上，久违的敲门暗号响起，沈安娜和华明之几乎不敢相信，辨别许久才打开家门。门开处闪进一个人，居然是他们曾经的老领导吴克坚，盼了三年的沈安娜哽咽着喊了一声“老吴啊”，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无名英雄

沈安娜和华明之很快投入了新的战斗，就连周恩来也口头嘉奖他们送来的情报“迅速、准确”。而再次听到令他们牵肠挂肚的徐仲航的消息，已是上世纪80年代。那时，徐仲航已经去世，从有关部门披露的文件里他们才得知，当年徐仲航被捕后在狱中受尽酷刑，却从未吐露半点自己和战友的身份，与他一起被捕的两人一个病死，一个叛变，只有徐仲航熬到了1944年，由当时在国统区的知名人士、中共秘密党员阎宝航保释出狱，安全送离重庆。

1946年，按照组织的指示，沈安娜和华明之随国民党还都南京。夫妻俩在上海见到了一别九年的华母和大儿子庆来。安娜还想见姐姐伊娜一面，得到的消息却是姐姐早在1942年因病去世。和绝大多数的情报工作人员一样，她在战火纷飞中出生入死，积劳成疾，牺牲多年后也几乎无人知晓她的名字。

即便如此，在沈安娜和华明之的影响下，他们更多的亲属还是陆续加入了这条特殊的革命战线。华明之的妹妹华韵三早在抗战时期就与鲁自诚一起，结成了另一对夫妻情报组；六弟华藻在解放战争后期化装成“跑单帮”的小老板，担负起了沈安娜夫妇与上海地下情报战线的专职交通员；沈安娜的二哥沈勤，则在1948年确定了情工关系。

就连沈安娜的母亲和跟随母亲多年的小伙计，也在家乡一直为新四军的地下工作人员做掩护，帮助藏匿文件和武器。抗战期间，泰兴的沈家差不多成了新四军的一个交通站。抗战结束后，沈安娜和母亲在南京重聚，刚开始彼此都不清楚对方的底细，一家人还常常神神秘秘地互相保密。

1949年农历新年过后，解放的曙光就在眼前，沈安娜和华明之收到了吴克坚的指示：在适当的时候由南京撤至上海，不必跟随国民党机关南行。这一对在国民党权力核心潜伏了14年的地下情报伉俪，终于可以回到光明之中。1949年2月，华明之先随其工作单位撤到了上海。4月，沈安娜以回上海安排家务事为由，安全回到了上海。

1950年，沈安娜换上了军装。

这一年的5月1日，经周恩来批准，中央情报部对吴克坚领导的地下情报系统的无名英雄们给予通电嘉奖。

换上军装的沈安娜和华明之，就像翻书一样，把过去十多年的惊心动魄轻轻翻了过去。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们的故事，就像从未发生过一样，被尘封在历史档案中。就连他们的女儿华克放，也只晓得父母早年参加过革命，具体做了些什么却一无所知。

晚年的华明之和沈安娜，摄于1985年。

2008年，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在对红岩文物资料收集、整理、研究的基础上，正式出版了《红岩档案解密》一书，沈安娜秘密往事的许多细节第一次为外界所知。也是在这本书中，她第一次被称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第二年恰逢谍战剧《潜伏》热播，“按住蒋介石脉搏的美女情报员”沈安娜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听说，就连台湾的《中国时报》也用这个称呼向读者介绍沈安娜。

然而，当时还在世的老人对于这样的称赞却始终不认可，甚至发脾气，固执地让华克放打电话给编辑纠正，她说：“不要把我拔高了，只有党中央能按住蒋介石的脉搏，我们单个人怎么可能？”提起过去的事情，沈安娜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情报人员不是孤胆英雄，只是情报大机器中的一颗颗螺丝钉。”

华克放说，如果不是后来帮父母整理回忆录，她也很难把眼前的两个老人与传奇的谍报人员联系起来。她形容父母的晚年生活，用得最多的词是“阳光”：父亲喜欢音乐、绘画，母亲喜欢摄影、书法，两人共同的爱好是捐钱捐被子。有一次家里的被子捐完了，居然让保姆去买崭新的被子捐赠，弄得保姆哭笑不得。说到这儿，华克放也笑了：“这也算我们家祖传的家训了，我爷爷在世时，家里就有捐‘义田’建‘义庄’的传统。”

如今，沈安娜和华明之都已离开人世。去年年底，随着他们的自传《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公开出版，这对夫妻情报组的故事再次在网上热传。网友最热衷传播的，依然是“按住蒋介石脉搏”的沈安娜，而这位豁达长寿的老人早已为自己和丈夫的潜伏14年下了定论：“我们是中央特科最后播下的几颗小种子，在党的领导和培养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我们只是践行了对党的承诺。”

（原题为《素笔丹心——中共情报员沈安娜的潜伏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