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在全世界寻找乔治·奥威尔

“又买了这么多书！有什么用呢？”每次看见弟弟递给我由他代收的包裹是书，母亲都忍不住要说我一句，我一般不作声，默默地抱书上楼，好在不像以前上学时买书的钱都是直接或间接由家里给的，不用心虚。

春节前某一天，我在房里读书，突然有人不敲门不换拖鞋就大大咧咧闯了进来，原来是多年未见的堂姐夫，是亲戚就总要问收入、婚恋之类的问题。聊完这些，他见我那把躺椅上堆满了书，拿起几本韩、日文的朴正熙传记，问：你还懂韩文啊？不得了！这个话题没那么讨厌，他在东北打工，自然见过韩文招牌。

豆瓣网聚集了一大批爱书人：有人爱买，尤其传出有书下架必设法多方搜购；有人爱读，一天能标注读过数本乃至十几本；有人爱晒，逢电商促销必下单并拍照；有人爱散，且有大批豆友捧场。春节中有位友邻代一位身在美国纽约的好友散书，广播里贴图为证并给出大致价格标准，豆友纷纷转发。突然跳出一名质疑者：这些书看起来有两千五百本，书主都看过了吗？都标了价这还叫散书吗？这么问最遭人憎，自然被多数豆友驳斥。我也转发了这条广播，底下突然有人连发两问：“请教楼主先生，这位藏书者真的拥有博士学位吗？”“据说这位前辈的阅读速度极强，是这样吗？”散书的这位友邻以前也有豆瓣帐号，后来可能是想专心于学术就注销了（我的揣测），我曾托他在美国亚马逊买过《奥威尔全集》中的一卷。

我没有理会这两个提问。但是，类似于“你买的书都看过了吗？”这种经常出现的问题，简单回答都看过或没看过，并不能让问答双方满意，不如就书论书。

1998版《奥威尔全集》精装版六本

我最喜欢的作家是乔治•奥威尔，因此收集了《1984》和《动物农庄》的大陆简体字各主要译本、台湾繁体字译本、英文精装、平装版，韩文版，其中那一套四册的The Essential Orwell是在韩国首尔教保文库门外促销架上见到的，有个店员居然会说中文，结算时这书不在电脑系统中，一番周折到手，虽然回国后发现和中国亚马逊价格相仿。

《奥威尔全集》平装本六本及复印的第十六卷

2014年的时候，我还将Peter Davison主编、英国Secker&Warburg出版社出版的二十卷《奥威尔全集》的搜罗范围放到全球：由于一整套已不可得（前几天才发现有一套完整的精装版全集在网上出售，书主还是英国工党前领袖Michael Foot），于是，除在中国本土网店买了六卷外，我还在爱尔兰网络书店购得三卷（后来发现第十四卷keeping our little corner clean和在京东买的重了），在美国、日本亚马逊各网购一卷，在英国亚马逊网购一卷托刚好回国的网友带回，后来又从一家英国书店网购了1986-1987年版全集前九卷（即奥威尔的六部小说和三部非虚构作品，其中《牧师的女儿》和在中国亚马逊买的1998年版又重了），最后只剩下第十六卷I have tried to tell the truth不敢下手：英国亚马逊倒是有本当时全网唯一的，开价九百九十九英镑！查到北京国家图书馆有全套，只好设法去复印了一本；最近才发现，这卷在2015年重印了！

《CIA与1954年版〈动物农场〉动画电影的拍摄》及《奥威尔全集拾遗》

后来，我海淘了英国1984年出版的精装版《1984》手稿及对照本及2006年出版的《奥威尔全集拾遗》（the Lost Orwell），后者收录新发现的奥威尔相关信件、明信片、长文，以及新增的所谓“奥威尔黑名单”——此名单在1998年版全集最后一卷就曾公开过一部分（声称自己最早发现这一名单的英国学者蒂摩西•加顿•艾什显然没有看过这卷书），而这本全集的补遗本则公布了之前因当事人尚在世而未公布的名单。

去年逛日本东京神保町书店街，在专卖西洋外文书的大岛书店淘得三册研究奥威尔及《1984》的英文书，虽然分别出版于1975、1983和2008年，但品相不错，价格也适宜。这些书当然不可能一次看完，而是随时备查备用，如同去年趁电商促销买的《哈佛中国史》和《中国历史研究手册》。

美国学者杰弗里•迈耶斯的研究文集《奥威尔：生活与艺术》于2013年奥威尔诞辰一百周年被译成中文出版，可能是译者和出版社不出名，鲜有人注意到此书，但正是读完它才坚定了我在全球收集《奥威尔全集》的决心。迈耶斯的另一本《奥威尔传：冷峻的良心》在去年再版，则要归功于已故知名译者孙仲旭。我手上有他十三年前翻译的旧版书，新版书只是换了个封面，内容并无增加，所以我没买。与之对比强烈的是，张思之先生的《我的辩词与梦想》和《我们律师》两本书去年出了新版，各增加了七八十页篇幅的内容，虽然书价比2013年的平装本涨了五成以上，但我还是买了，更何况这次的精装本便于收藏。

但并非所有与奥威尔有关的书我都会买，有一本《伦理诉求和政治伦理批判——奥威尔小说研究》，可能是中国大陆第一本研究奥威尔的专著，但一看书名和目录便觉索然无味。正如苏俄作家格罗斯曼《一切都在流动》的译者、南京大学教授董晓在后记中说的：“我们这些治外国文学的学者与其为‘稻粱谋’而写一些不疼不痒的拾人牙慧抑或生搬硬套、隔靴搔痒的所谓学术论文或学术专著，倒不如多花些精力好生翻译一些有价值的经典著作。”

不过，近期看过的《陈映真现象》却是这类研究著作中的例外，作者陈明成是台湾成功大学的文学博士，这部博士论文的出版一改堆砌学术名词、不厌其烦地援引各种理论、套用时髦的流派结构来论述等大而空的论文毛病，用挖掘的新史料解构或者说爆破了陈映真自造或他人僭建的偶像神话。这方面的反面教材则有去年翻译成中文的齐慕实《邓拓：毛时代的中国文人》，这部主要面向西方学术圈的中国研究著作，材料陈旧，还不如前年出版的《书生邓拓》；统率全书的理论方法也是简单二分，失之草率。泛读完全书，没有得到新史料、新思考。

而最近在读的两套《西班牙内战》，也是因为当年这场战争吸引了奥威尔前去参战才买的。但西班牙内战经历使奥威尔跟当时蔚为主流的左派分道扬镳，不仅以纪实作品《向加泰隆尼亚致敬》为历史作证，也给后来的传世小说《1984》做了预热。这两套《西班牙内战》中由伯内特•博洛滕撰写的那三卷本，副标题叫《革命与反革命》，他不仅与奥威尔几乎同时目击并以记者身份报道西班牙内战，此后五十年更是全力搜罗内战史料，最终成就足以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媲美的皇皇巨著。但由于此书主要是写西班牙内战时共和派（左派）内讧内幕，曾经至少被美国五家大学出版社退稿，他们认为这只是一部“反共宣传品”。但博洛滕把个人收集的几十万份资料捐给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为包括写就另一本《西班牙内战》的斯坦利•佩恩在内的历史学家提供了极大便利。由于博洛滕无法独力完成最后一章，佩恩帮助撰写了结尾的部分内容，且复审了原稿并作序，也算是一段学林佳话。

至于去年底出版的《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简体中文版我还没有买，台湾繁体版给我的印象是作者在缅甸走马观花寻访奥威尔当年遗迹，但并无多少新发现，更多地是在过去与现实间穿越，作一番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