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睿评｜“阿拉伯之春”反思之三：身份政治与中东民主化

身份政治并不是一个非常严格、准确的概念，并没有明确、公认的内涵，它在广义上是将某些群体身份引入政治或政治化的行动或做法。身份政治日趋突出是当今世界政治的主要现象，但它在中东地区更有其独特性。在西方，身份政治更多是在民主体制下种族、语言、文化、宗教等少数群体围绕自身权利进行抗争，当然也有走向极端化的社会冲突，但它基本不会涉及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但在中东地区，身份政治则主要表现为与国家构建相联系的严重的族群、教派、部落冲突及其外溢导致的跨国和地区性问题，它们也是“阿拉伯之春”以来许多中东国家政治转型和民主化受挫或遭遇失败的重要原因。

一、身份政治与中东的族群和教派冲突

在中东地区，基于身份政治的困境既影响民族国家构建，同时又由于民族、宗教、教派的身份认同具有跨国性，使其不断外溢以致影响地区国家间关系，甚至酿成国际冲突。“阿拉伯之春”以来，沙特与伊朗的民族和教派对抗，土耳其内政外交中“双泛”（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复苏，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的教派冲突等，均是中东身份政治困境的表现。

阿拉伯世界的知识分子在对“阿拉伯之春”进行反思的过程中也已经认识到，阿拉伯传统社会结构中的宗族、教派和部落因素，成为这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制约因素，突出表现为部落忠诚与国家忠诚对立，成为国家认同缺失、政治分裂和社会碎片化加剧的重要原因。

从阿拉伯国家内部来看，由宗教和族群矛盾诱发的政治冲突主要有四种类型。

其一是权力分割族裔化而引发的国内冲突，如黎巴嫩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垮台后）的族裔和教派分权结构；

其二是权力垄断族裔化而引发的国内冲突，地位处于边缘化和弱势的教派和族群往往通过民主抗争的方式改变现有权力结构，如中东变局中占巴林人口多数的伊斯兰教什叶派反对逊尼派王室的政治抗争；

其三是主体民族与少数族裔群体的冲突，突出表现为民主转型进程中少数群体的权利保障问题，如埃及基督徒科普特人问题；

其四是跨界族群寻求自治与独立引发的冲突，如长期困扰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和伊朗四国的库尔德人问题。

在“阿拉伯之春”中，上述四种类型基于族群和教派的身份政治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从整个阿拉伯世界和中东地区来看，族群和教派冲突外溢、意识形态竞争和地区领导权争夺，使阿拉伯国家政治具有密切联动的特点，并对民主转型产生消极影响。这种情况在中东变局中表现得更加复杂，其突出表现是地区国家从身份政治角度对其他国家的政治进程施加影响。例如，在“阿拉伯之春”中，沙特阿拉伯积极支持叙利亚伊斯兰教逊尼派反对派颠覆叙利亚政府，但在巴林民众抗议浪潮中，沙特阿拉伯则选择支持逊尼派王室镇压什叶派抗议。沙特在叙利亚和巴林两国的政府和民众之间站队不同，但其中的共性则是沙特都站在了与沙特教派相同的逊尼派一边。

又如，逊尼派内部争夺伊斯兰世界领导权以及围绕支持和反对伊斯兰主义的斗争，也是身份政治影响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的体现，其突出表现是在埃及政治转型过程中，土耳其和沙特围绕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竞争。土耳其坚定支持穆兄会，而沙特则反对穆兄会，并配合塞西政府把穆兄会定性为恐怖组织。有研究认为，这背后既是围绕伊斯兰主义的斗争，也是争夺泛伊斯兰主义领导权的斗争。

基于阿拉伯世界的身份政治突出表现为族群、部落和教派问题，并在国内政治、地区政治两个层面产生影响。篇幅所限，本文无法对阿拉伯国家政治转型过程中的身份政治问题进行全面研究，仅通过以下两个案例，揭示族群和教派的身份政治在国内和地区两个层面对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的影响。

二、巴林：教派问题对民主化的消极影响

在历史上，尽管伊斯兰教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冲突由来已久，但它在本质上始终是权力斗争和利益争夺在宗教领域的反映。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伴随中东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世俗化进程加深一度使教派矛盾走向相对沉寂，甚至出现教派对话趋势。但是，伴随1970年代以来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尤其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2003年伊拉克战争、2010年以来的中东变局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中东政治中的教派矛盾不断被激活，并成为影响中东地区格局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

具体来说，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导致的教派矛盾源于什叶派大国伊朗“输出革命”，导致海湾阿拉伯国家内部什叶派骚乱，逊尼派阿拉伯国家抵制伊朗“输出革命”，这些都具有教派斗争色彩。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的教派矛盾源于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伊拉克什叶派地位上升，以及伊朗影响的增强，被沙特等海湾国家视为什叶派扩张。

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教派政治作为身份政治的表现，主要在于国内和地区两个层次，国内层次表现为巴林、叙利亚、也门等存在教派问题的国家当政者都利用教派认同进行政治动员，使政府与反对派的斗争被建构为教派斗争；国际层次在于部分国家从教派异同出发决定对他国的政策，甚至进行干预。如沙特支持巴林逊尼派王室镇压什叶派抗议、组建阿拉伯联军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美国甚至也从自身利益出发对教派矛盾进行利用。

在“阿拉伯之春”中，基于教派问题的身份政治在巴林、也门、叙利亚和伊拉克都有主要影响，这里仅以巴林教派问题引发的身份政治的逻辑进行说明。

巴林是海湾地区小国，其120多万人口中本国公民约55万人，其余为外来劳工；在巴林公民中，约70%为什叶派，但政权却长期掌握在占人口30%的逊尼派手中。1979年，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影响，巴林出现了以伊斯兰解放阵线（the Islamic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Bahrain，IFLB）为典型代表的什叶派政治反对派组织。

1990年代，巴林什叶派反对派发起了一系列抗议活动，反对王室政府对什叶派的歧视，其主要诉求是呼吁政府解决公民政治权利缺失和经济停滞问题。逊尼派王室政府则对什叶派进行了严厉镇压，甚至把部分反对派领导人驱逐出境。

21世纪初，巴林王室许诺进行包括增加什叶派权利的改革，但并未兑现，导致什叶派的反政府抗议和教派冲突此起彼伏。什叶派的诉求仍是要求取消教派歧视，改善什叶派的社会处境，这种抗议一直持续到“阿拉伯之春”。

2011年2月14日，受“阿拉伯之春”影响，巴林麦纳麦珍珠广场爆发了以什叶派为主体的抗议示威，逊尼派王室政府随即对抗议进行了严厉镇压，但一直难以控制局面。2011年3月14日，沙特领导军队以海湾合作委员会名义出兵巴林，帮助巴林王室镇压了民众抗议浪潮，巴林也成为“阿拉伯之春”首先枯萎的国家，其实质是巴林逊尼派王室、沙特等海湾逊尼派国家在美国默许下联手镇压了什叶派为主体的民众抗议浪潮。

巴林民主化进程遭扼杀表现出的基于教派矛盾的身份政治主要包括国内和地区两个层次。

首先，在国内层面，教派认同是巴林逊尼派王室和什叶派反对派进行政治动员的工具。一方面，逊尼派王室、政治组织和官方控制的媒体积极利用教派因素进行政治动员，不断将民众抗议浪潮定性为“伊朗支持下的什叶派叛乱”，甚至渲染伊朗“入侵巴林”的危险，以获取对什叶派进行镇压的政治合法性；另一方面，什叶派长期所处的边缘处境以及政府的严厉镇压，进一步强化了什叶派的受害者心理和教派认同，这一切都强化了巴林冲突的教派色彩，加剧了教派对立和宗教情绪的极端化，并为外部势力介入创造了条件。

其次，沙特以教派矛盾为由介入巴林事务，教派矛盾沦为沙特抗衡伊朗的重要工具。为防止巴林逊尼派政权倒台，避免巴林建立什叶派政权并倒向伊朗，同时避免什叶派抗议波及海合会国家，沙特主导的海合会国家不断从伊朗威胁的角度强调巴林的教派冲突，并以海合会的名义出兵对巴林的抗议浪潮进行镇压。而伊朗尽管并未直接介入巴林事务，但也从舆论和外交上对巴林什叶派抗议浪潮予以支持，其结果是巴林的教派斗争演变为沙特和伊朗的“代理人斗争”。

总之，在巴林政治转型中，基于教派认同的身份政治主要体现在国家内部和国际关系两个层次。在巴林内部，逊尼派和什叶派的身份差异构成了巴林王室与反对派进行政治动员的工具；在国际关系方面，沙特从教派矛盾出发，支持巴林逊尼派王室镇压什叶派反对派，而什叶派大国伊朗则选择支持巴林的什叶派反对派。

三、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库尔德问题：作为族群问题的身份政治

众所周知，库尔德问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尤其是英法对中东民族国家体系进行强制性安排遗留的跨界民族问题。拥有数千万人口的库尔德民族被分割到伊拉克、叙利亚、伊朗和土耳其四个国家中，他们争取民族权利的斗争延绵至今。库尔德问题是指由于库尔德人争取从自治到独立程度不等的民族运动与所在国家产生的矛盾，以及由于库尔德民族跨界交互影响而产生的复杂的国际关系问题。身份政治在库尔德问题中的表现非常复杂，既涉及某国境内的库尔德人向所在国家争取权利的身份政治，也包括作为分散于四国境内的库尔德民族追求整体性民族权利的合作和斗争，还包括伊拉克、叙利亚、伊朗、土耳其四国政府针对自身和他国库尔德人政策形成的复杂关系，进而围绕库尔德问题形成了复杂的多层次的身份政治。

笔者主要把伊拉克和叙利亚两个阿拉伯国家的库尔德问题纳入到身份政治对民主化进程影响的框架下进行简要分析。由于伊朗和土耳其不属于阿拉伯国家，因此不对其进行独立分析，但它们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尔德问题的干预也构成了库尔德问题身份政治的一部分。

受“阿拉伯之春”影响，伊拉克、叙利亚、伊朗和土耳其四国都出现了库尔德人争取民主权利的“库尔德之春”，但叙利亚和伊拉克最为突出。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尔德自治区的建立，尤其是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举行“独立公投”，叙利亚库尔德人提出未来叙利亚实行联邦制的主张，都将深刻影响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政治转型进程。

从身份政治的角度看，一方面，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尔德人争取民族权利的身份抗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即库尔德自治区的建立和巩固（叙利亚库尔德自治区尚不合法）；另一方面，伊拉克和叙利亚政府虽然满足了库尔德人争取民族权利的部分要求，但又严厉打击（伊拉克）或坚决反对（叙利亚）库尔德人争取独立建国，而伊朗、土耳其作为相邻存在库尔德问题的国家也极力围堵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库尔德独立运动。土耳其甚至多次越境进入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库尔德人，尤其是对叙利亚库尔德地区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行动，不仅极大地影响库尔德人的命运，也对叙利亚危机产生严重消极影响，进而使身份政治扩大到国际关系和地区政治层面。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伊拉克库尔德人建立了宪法认可的库尔德地区自治政府，而2011年以来受“阿拉伯之春”影响又发生了争取民族权利的“库尔德之春”。“库尔德之春”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针对中央政府，库尔德民众要求更高程度的自治；针对库尔德自治政府，库尔德民众则要求更广泛的民主权利。在此过程中，库尔德自治区与伊拉克中央政府围绕财政预算、石油收益分配、争议地区管辖权以及库尔德地区武装等问题展开了复杂的斗争。

2014年以来，在抗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斗争中，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进一步扩大了控制区域，其范围大约占全国领土1/3；2017年9月25日举行了“独立公投”，库尔德自治区92.7%的民众支持独立。但是，这次“独立公投”也成为“阿拉伯之春”以来伊拉克库尔德人身份政治的转折点，“独立公投”遭到了伊拉克中央政府的法理否决和军事打压，伊拉克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库尔德自治区的“独立公投”违宪，库尔德武装也被政府军解除。在地区层面，与伊拉克相邻的土耳其和伊朗等国都强烈反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的“独立公投”。它们不仅取消了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之间的航班，还在靠近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边界地区举行军事演习。

这表明，对于存在库尔德问题的国家，允许库尔德自治是地区国家满足其身份政治可以忍耐的最高程度，但绝对不会给库尔德人争取独立以任何空间。

“阿拉伯之春”以来，身份政治在叙利亚库尔德人争取自治权利的斗争中体现得更加突出，因为在2011年以前叙利亚政府根本不承认库尔德人的民族身份。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叙政府才开始主动改变对待库尔德人的态度。2011年4月，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颁布法令，给予登记在册的作为所谓“外国人”的库尔德人叙利亚国籍。

在叙利亚内战和打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叙利亚库尔德人开始积极谋求自治。2015年11月，叙利亚库尔德斯坦自治政府在俄罗斯正式启动，并发表了《罗贾瓦革命宣言》（Rojava Revolution Declaration），宣称叙利亚战后将成为联邦制国家，库尔德人将拥有军队等；2016年3月，库尔德人宣布在叙北部成立包括卡米什利、阿夫林和科巴尼等三个库尔德人聚居区的联邦区，实行经济、社会、安全、国防和文化等领域的自治。叙利亚库尔德自治区是中东地区出现的第二个库尔德人自治地区，它要求把叙利亚变成一个联邦制国家，并开始在学校里教授库尔德语言，同时，由库尔德民主联盟党负责建立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安全自治机构。对于民族身份和民族权利长期遭到压制的叙利亚库尔德人而言，这无疑是有史以来身份政治斗争所取得的最高成果。

叙利亚库尔德自治区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存在，并得到了俄罗斯和美国的认可。尽管叙利亚库尔德人表示只谋求自治而不谋求独立，但其提出的叙利亚实行联邦制的构想无疑将改变或削弱目前叙利亚的阿拉伯国家性质，而且叙利亚政府也绝对不会容忍其独立。叙利亚库尔德人自治引发的地区政治危机更加严重，尤其是土耳其强烈反对叙利亚库尔德人自治。土耳其认为其国内的库尔德工人党与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关系密切，且把二者都视为跨境活动的恐怖组织。

为了打击叙利亚库尔德势力坐大，土耳其于2016年和2018年发动代号为“幼发拉底河盾牌”和“橄榄枝”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土耳其的目标是沿900公里长的土叙边界在叙北建立纵深30公里的“安全区”，并将大量滞留在土耳其的叙利亚阿拉伯难民迁移至“安全区”内，通过改变叙北人口结构割裂库尔德人控制区域，建立土叙边界隔离区以斩断两国库尔德力量的联系，进而维护土耳其南部安全等多重目标。由此可见，叙利亚库尔德问题引发了叙利亚国内和国际关系层面异常复杂的身份政治。

综上所述，在阿拉伯世界，基于族群、教派和部落等认同的身份政治，是“阿拉伯之春”在不同国家存在巨大差异的重要社会和文化根源。尽管它更多发挥的是制约和掣肘民主化的负面作用，但也有权利抗争的进步性一面。

身份政治对阿拉伯国家民主化的影响十分复杂，并作用于国内政治和地区政治两个层次。在国家内部，身份政治是阿拉伯国家冲突性和竞争性政治的重要认同来源和社会机制，民主化会刺激基于身份政治的权利觉醒，但反过来身份政治的复兴又会掣肘乃至破坏民主化进程。在地区范围内，教派、族群问题的外溢和地区范围内广泛存在的泛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等地区性意识形态，又使地区国家基于身份政治决定外交政策甚至干涉他国事务，导致某国的民主进程被外部干预阻断。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