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睿评｜“阿拉伯之春”反思之二：军人干政与中东民主化

长期以来，军人在阿拉伯共和制国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学者认为其原因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阿拉伯国家，军队往往代表相对先进的力量，具备在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基本条件；其次，阿拉伯较为落后的社会结构和部族文化形成“强者为王”的思维定式，这为军队干政提供了适应的外部环境；最后，中东国家面临的安全难题，客观上需要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参见田文林：《军队干政：中东非典型政治中的典型现象》，《世界知识》2012年第3期，第33页。）因此，中东国家的军队不仅是指导现代社会所必需的工业化、制度化和改革的理想工具，还是威权主义实现稳定的关键变量。

但是，在“阿拉伯之春”中，军人当道的阿拉伯共和制国家则成为政权更迭的重灾区，而这些国家又多是军人阶层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建立的政权，如埃及、也门、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苏丹和阿尔及利亚。其中，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和也门萨利赫政权在2011年第一波“阿拉伯之春”中倒台，苏丹巴希尔（Omar Hasan Ahmad Al-Bashir）政权、阿尔及利亚布特弗利卡（Abdelaziz Bouteflika）政权则在2019年第二波“阿拉伯之春”中倒台。上述国家中，除了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被美国推翻外，只有叙利亚阿萨德政权艰难存续至今。

叙利亚大批女性也开始不断加入反对派武装力量当中。

非常耐人寻味的是，相对于以往中东国家历史上比较纯粹的军人政变，在“阿拉伯之春”中几乎找不到军队直接凭借武力夺取政权或进行暗杀夺权的典型军人政变，但军人阶层在阿拉伯国家转型中又的确发挥着十分重要作用。

从总体趋势上看，相对于过去，军人在阿拉伯国家政治转型中的作用呈现出既利用民主程序又依靠实力施压的隐性和柔性特点，这应该不失为一种微弱的进步，因为慑于民意、舆论和民主程序等压力，军人阶层越来越无法直接发动赤裸裸的军事政变。因此，在“阿拉伯之春”中并未出现直接的军事政变。但是，如何准确评估军人阶层在“阿拉伯之春”中的作用十分困难。

首先，军人在原政权倒台和民主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十分复杂。它既可能在现政权命令下镇压民众抗议，也可能表面上弹压民众抗议但并不全力镇压；既可能敷衍观望静待尘埃落定，也可能表面上站在民众抗议一边向原政权施压，但实为发动隐性政变。例如，在埃及政治转型过程中，军人几乎在不同阶段扮演了上述所有角色，甚至更多角色。

其次，从政治转型结果的角度评价军人阶层的作用更加困难。评价政治转型，需要把民主、稳定和发展等结合起来进行辩证评价。如果徒有选举等程序民主，而没有稳定和发展，这无疑是失败的民主转型。另外，在阿拉伯共和制国家中，军方还往往是世俗力量的代表，军人干政往往具有捍卫世俗化、防范伊斯兰力量建立伊斯兰主义政权的作用。这些内容都涉及如何客观评估民主与威权以及在复杂现实中合理平衡二者的关系。

在强调军人作用复杂性的基础上，结合军人阶层在阿拉伯国家政治转型过程中作用的大小和差异，可以把军人阶层的作用划分为以下几种方式。

一、突尼斯方式：军队基本未干预民主转型

在突尼斯民主转型中，军人阶层基本未对民主转型施加影响，同时国家基本保持稳定，这是突尼斯民主转型相对成功的标志。突尼斯既没有像埃及那样回归军人威权，也没有像也门、利比亚那样陷入内战和部落冲突。因此，有学者认为，军队在突尼斯和埃及两国政治中的地位以及不同的转型环境是决定两国民主转型一成一败的结构性原因。

突尼斯的民主转型具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军方自始至终扮演不干预政治的局外人角色；二是各主要政治势力达成了政治妥协。突尼斯军队之所以未像其他阿拉伯共和制国家那样长期干政，与突尼斯军队在其形成和发展进程中相对独立的传统有关。首先，突尼斯军队并非由独立战争中反法殖民斗争的战士组成，而是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军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突尼斯军队并非像埃及和阿尔及利亚那样成为国家的缔造者。其次，突尼斯独立后，无论是文人出身的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总统，还是通过军人政变上台的本·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总统，都严格限制军队的作用和规模。他们采取的措施包括：将军方的职责限定在保家卫国、抵御外敌的范畴；为防止军人政变危及其统治地位，规定凡是在安全部门任职的公民不得参与选举；缩减军队规模，压缩军费开支，使突尼斯军队人数控制在四万左右。

因此，突尼斯不同于埃及等其他中东国家，军人阶层未能形成权力和利益相结合的特殊利益集团，其干预政治的动力也因此大大缩小。“突尼斯军队的职业化和远离政治的传统使其在革命后迅速回归军营”，使突尼斯民主转型较少受到军人干政的影响。禁止军人干政也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通过立法得以制度化，2014年颁布的突尼斯宪法明确规定，武装部队“必须保持完全中立”。当然，军队未对民主化进程进行干预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如突尼斯国民同质性较强，使其避免了部落、教派、部族冲突的干扰；其外部安全压力也较小，不像埃及长期处在阿以冲突前线。

二、埃及方式：军队对政治转型进行全程干预并且不断变换角色

军队在埃及社会中的地位十分突出，军队与国家政权紧密结合在一起，2011年以前，三位总统纳赛尔、萨达特、穆巴拉克都无一例外地来自军人阶层。埃及军队的特征和作用可归结为三个方面：团队意识的明确化，军人作为埃及民族主义的代表，是埃及共和国的创立者、建设者和保卫者；团体利益的特殊化，军人阶层是有着巨大经济和政治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团；团体行动的自主化，军队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具有独立于文官政治系统的自主性。凭借自身掌握的资源对内政外交施加影响，并且根据自身利益决定其行为选择。有学者甚至称埃及军队为一块独立的“飞地”。鉴于学界对军队影响埃及政治进程的情况较为熟悉，这里主要强调以下两点认识：

第一，军队对埃及政治转型干预的全面性。军队在埃及政治转型过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从2011年“1·25”革命到2月11日穆巴拉克辞职，埃及军队先是在抗议民众和穆巴拉克政权之间态度矛盾，但最终转向不镇压民众抗议并对穆巴拉克施压，成为穆巴拉克政权垮台的核心原因之一。从穆巴拉克辞职到2012年6月穆尔西当选为埃及总统，军方领导的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导了埃及的政治过渡进程，期间军方与穆斯林兄弟会围绕议会选举、立宪和总统选举进行了复杂的博弈。

从2012年7月到2013年7月，即穆斯林兄弟会执政期间，埃及军队与穆尔西政权貌合神离，并在妥善把握民主与秩序、世俗与伊斯兰、穆尔西政权与反对派关系的基础上，准确拿捏政治节奏，直至废黜穆尔西政权。此后，军方先是还政于过渡政府，后又由军方代表塞西参加总统选举，并两次取得选举胜利，同时采取打击穆兄会、发展经济、整肃极端主义等举措，把经济和安全作为主要施政任务。

从某种程度上说，尽管国际舆论对军方在埃及政治转型中的作用尤其是废黜民选的穆尔西政权颇有指责，但埃及军方对政治转型的全程参与，是避免埃及转型失控或陷入严重动荡的保障，因此有学者称其为埃及政治的“总节制阀”。

第二，埃及军方对政治转型尤其是民主化影响的复杂性。首先是民主与威权关系的复杂性。在埃及政治转型过程中，一方面，军队是民主转型的促进者和监护者，军队在民众抗议时期最终选择站在民众一边，在最高军事委员会时期组织议会选举和制宪工作，在总统选举中对穆兄会获胜的认可和接受，在废黜穆尔西政权后还政于临时政府，都表现了其接受民主化潮流的一面；另一方面，军队对自身特殊利益的维护、为穆尔西政府设置障碍以及最终废黜穆尔西政府，直至使埃及重回威权体制，又使埃及军政关系有重回穆巴拉克时代之嫌。

其次是伊斯兰、民主、世俗化关系的复杂性。埃及军队是世俗化的维护者，但其废黜穆尔西政权的做法又无疑是对民主的伤害。因此，军队在埃及政治转型进程中是国家统一、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的维护者，也是世俗主义的捍卫者，但同时也是军队利益的维护者和威权体制的重塑者。

总之，埃及军队在政治转型进程中体现出了它对威权和秩序的偏好，其态度也经历了从观望、中立到积极干预的转变。埃及军队及其建立的威权体制固然存在着种种问题，但它又是当下避免使埃及陷入动荡和无序的现实选择。这也恰如塞西在2013年6月23日对穆尔西政府的最后通牒中所言：“军队是有道德感的群体，我们有责任避免埃及滑向混乱、派系冲突、国家崩溃的深渊。”当然，当前具有军政体制色彩的塞西政权仍面临宗教与世俗、民主与威权、安全与发展等一系列矛盾的挑战，其核心是解决“阿拉伯之春”的两大核心诉求——民主和民生。

在北非地区，2019年发生政权更迭的苏丹和阿尔及利亚，军方在其政治转型中的作用与埃及有相似之处。截至目前，在向苏丹巴希尔政权、阿尔及利亚布特弗利卡政权施压促使其和平交权，主导过渡时期政治进程方面，苏丹和阿尔及利亚军队发挥的作用都和埃及军方相近，其具体情况和最终结果都值得关注和研究。

三、也门方式：部落化的军队与碎片化的政治转型

也门作为一个典型的部落国家，其军队至今也无法摆脱部落化特征，导致军队并不效忠于国家和政府。在1978年萨利赫任总统之前，也门政治为内战和政变所充斥，其中都有部落势力的影响。尽管也门政府也试图通过改革实现军队的现代化，但始终无法改变军队结构部落化的痼疾，导致军队高度分裂和脆弱。当然这种痼疾的形成既与也门社会的部落传统有关，也与也门政府尤其是国家领导人把部落作为政治操控的工具密切相关。

从1978年萨利赫任总统至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也门政权与军队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至1980年代中期，也门政府利用也门社会的部落结构，通过赋权给关键部落、在军队中大力扶持关键部落，换取关键部落对政府的支持，形成政权与部落之间的庇护网络。萨利赫通过对部落、军队和政府精英进行相互内嵌实现利益均沾，把部落、军队和各界精英构建成“部落—军队—商人复合体”，同时通过政治权术进行平衡，来维护也门的政权稳定。

第二阶段，1980年代以来，特别是2001年美国发动反恐战争以来，萨利赫试图利用美国和沙特支持也门反恐打击“基地”组织的机会，通过组建由其自身和家族控制、与常规国家军队平行的武装力量，并通过改革削弱部落对军队的影响。但这种努力并不成功，导致萨利赫政权与军队和部落的矛盾日趋尖锐，这是军队和部落精英在2011年支持民众抗议浪潮，迫使萨利赫下台的原因所在。由此可见，部落和军队精英迫使萨利赫和平交权在本质上并非对民主的支持，而是由于其自身利益，也是也门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反映。

2011年4月，在海湾合作委员会尤其是沙特的斡旋下，萨利赫和平交权，也门进入政治转型时期，这种和平过渡的方式还一度被国际社会称为“也门模式”。但军队部落化的痼疾使新任总统哈迪（Abdrabuh Mansur Hadi）继续通过军队部落化、家族化清除异己力量，教派武装（如胡塞武装）和地方武装（如南方的分离力量）、极端力量（“基地”组织）等多重武装力量对抗政府，加之沙特等外部力量的干预，导致也门的政治转型很快为政治力量的碎片化所取代。

在也门政治转型中，军队部落化对政治转型失败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首先，哈迪总统以军队部落化的方式清除萨利赫家族和穆赫辛（Ali Mohsen al-Ahmar）家族的军事高官，用来自他本人所在的南方部落军官加以取代，这无疑是以新的部落化取代传统的部落化，其后果可想而知。2012年，哈迪先是解除了4名省长、20多名高层军事指挥官的职务，其中包括多名萨利赫系高官。随后哈迪又解除了穆赫辛将军的职务，并重组其控制的第一装甲师，统一听从国防部调配。在也门军队重组过程中，哈迪重用南方系军官，有意打压包括萨利赫系与穆赫辛系在内的北方人。哈迪的做法激怒了两个实力派系，在哈迪上台一年半内，也门至少有22个旅发生过兵变。此外，萨利赫本人及其派系之所以一度转向与什叶派胡塞武装结盟，共同反对哈迪政府，也与哈迪在政府和军队改组中对萨利赫派的排斥密切相关。

其次，什叶派胡塞武装除对哈迪政府民族和解大会结果和政府取消石油补贴不满外，对哈迪政府未能在军队中安排两万胡塞武装民兵也强烈不满。胡塞武装的诉求无疑也是也门历史上部落寻求加入军队—部落庇护网络的做法。此外，萨利赫派和其他部落派系的军队之所以在打击胡塞武装过程中敷衍了事，甚至加入胡塞武装，都是军队部落化的表现。

最后，在原有胡塞武装与哈迪政府对抗的格局下，原本与政府合作的“南方过渡委员会”的武装力量转向与政府对抗。在沙特与哈迪政府长期打击胡塞武装未果的情况下，南方七省开始于2020年4月谋求 “自治”，其武装力量与政府军爆发冲突，这不仅是军队部落化的表现，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也门政治的碎片化。

军人干政会继续存在，但日益受到规制

军人干政是影响“阿拉伯之春”的重要因素，但也呈现强弱程度不同的多样性和作用的复杂性，就其在“阿拉伯之春”中作用方式的隐性和柔性特征来看，军人干政尽管会继续存在，但它日益受到民主程序的规制，赤裸裸的典型军事政变已呈现颓势。就本文选取的突尼斯、埃及和也门三个案例而言，军人干政的程度和作用各不相同：

在突尼斯，军队基本未干预民主转型；在埃及，军队对政治转型进行全程干预并且不断变换角色；在也门，军队部落化导致了政治转型碎片化。就中东国家军人干政的发展趋势而言，尽管它会继续存在，但它日益受到民主程序的规制，典型军事政变呈现颓势。其原因在于三个国家的国内外环境和社会结构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这也恰如亨廷顿所言：“随着社会发展变化，军队的角色也就发生变化。在寡头统治的世界里，军人是激进派；在中产阶级的世界里，军人是参与者和仲裁人；当市民社会出现后，军人就变成现存秩序的保守的护卫者。”

总之，军人干政在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异常复杂，对其进行评价应该客观具体。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