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新自由主义的特朗普，为什么不是左派的朋友？

2017年1月21日，唐纳德•特朗普在质疑、反对、惊讶、欢呼、嘲讽乃至抗议的声音中，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按照众多政治学者的判断 ，特朗普的当选，标志着自里根-撒切尔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共识在全球范围内的全面危机 。事实上，仅在2016年，不仅仅是特朗普当选这单一事件，包括英国公投脱欧、伯尼•桑德斯成功动员美国年轻一代助选，都说明现有的新自由主义全球体系，敌人众多，受到左右夹击，难以为继，到了松动的关头。

特朗普的崛起和新自由主义的危机

上个世纪19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了各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私有化进程。在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等跨国机构的协调下，各国放松管制（deregulation），鼓励资本、劳动者、消费品乃至文化，不断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以适应利益最大化的资本逻辑。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得以建立。同时，产业空心化，金融资本成为主要的牟利手段，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也许，当撒切尔在1980年代斩钉截铁说出“别无他路”（there is no alternative）的时候，可能并没有想象到，她所倡导的这条道路，在2008年就遇到金融危机，在2016年就被众多学者宣布“共识瓦解”。

事实上，如果我们向前追溯，在政治领域对全球化过程的反拨，实际上发生得更早。2001年在美国本土纽约市发生的“911”事件，就是其中最为激进和有标志性的一例。自此之后，“反恐”成为了一个常规词汇。而与此相应的，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都开始了常规性的对边境的更加严格的治理。在学界，这个过程经常被叫做“安全化”（securitization）过程。同时，这一事件也充分暴露了自由主义价值及其霸权（hegemony）的局限。

在社会层面，反全球化的运动也一直和全球化的运动并存。偏左的运动包括反对世贸的抗议活动、农业领域的粮食主权运动、消费领域的“慢食运动”，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占领华尔街”的运动，这些都是对新自由主义体系下跨国财团主导、金融资本主导的体系的抗议。偏右的反全球化的运动往往以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思潮为特征，也在各国现出端倪。以美国茶党运动为例，虽然它主要的诉求是政府减税、减少赤字等等，但是同时也支持限制移民和贸易保护等。

特朗普本人在竞选过程中，号称自己是“蓝领百万富翁”，强调自己代表着受排挤受压迫的底层和中层劳动者。虽然特朗普竞选成功后选出来的内阁成员，均是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受益者，其中不乏跨国财团的CEO，但是他的竞选策略确实成功迎合、动员乃至煽动了一些不满现行体制的劳动者。从统计数据来看，特朗普从白人、工人阶层和中低收入群体那里获得的支持，可能是史无前例的。

作为一个政治事件，特朗普的的当选，显然体现了选民对于现有新自由主义体制的不满和厌倦，也是上述反全球化过程的一部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这次大选，人们看到了美国本土那些长期沉默，被政府、校园左翼和主流媒体共同忽略的锈带工人。所谓“锈带”，指的是那些曾经辉煌、现在陷入低迷的老工业区，在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都广泛存在这样的锈带。这些传统的产业工人，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些人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在全球市场中处于劣势，面临失业或是失业的威胁。即使不受失业威胁的工人们，也往往感到生活缺乏上升空间，地位显然不如当年。大部分感到自己被体系抛弃。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位于锈带上的伊利诺伊州、密西根州等都为特朗普的当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锈带工人以及特朗普的当选让我们看到，对全球化的拒绝不仅在发生在社会层面，也可以发生在国家机器内部；不仅限于边缘国家，也更加扩展到了所谓“帝国”。而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伤害，不仅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们，也同样波及美国内部的部分工人。只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全球化的分析框架，民族国家的框架，政治正确的理论框架，都忽视了美国内部的这一群体。

被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抛弃的人，走上了支持特朗普的道路

当然，并非所有的学者都忽略了美国锈带上大量的工人们。美国已故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曾经在1998年就断言：

“工会的成员，以及缺乏组织的非技术工人，迟早会发现他们的政府压根就不会阻止工资下降，也不会防止工作外流。同时，他们会发现，郊区的白领工人们——他们自己也害怕被裁员——根本不愿意为其他人的社会福利交税。那时候，体系会出现裂缝。不住在郊区的投票者们会发现整个体系失效了。他们会回过头寻找一个强人领袖，会为他投票。这个强人会告诉他们，一旦自己当选，那些官僚，狡猾的律师，还有金融领域交易商们，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教授们，都会不再当权。很可能，那些过去四十年里，由黑人、墨西哥移民、同性恋群体的抗争带来的进步，都会被一笔勾销。对妇女的蔑视也会重新变得时髦……他们长期被拥有大学学历的人们告知应该这样或那样，这一次，他们的愤恨会找到一个出口”。

语言学家和社会批评家诺姆•乔姆斯基也曾在2010年的文章中提到：“如果一个卡里斯马型的魅力领袖出现，这个国家就真的陷入麻烦了。因为挫败感以及合法化的愤怒，黑人族群和非法移民会成为靶子，会有人宣称白人才是受害的少数群体。如果这一切发生，会比历史上的德国更加危险”。

美国老工业区的工人们，在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中的失意，具体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第一，全球化加剧，美国将低附加值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集中发展高附加值的产业，这就使得传统工业受到负面影响 ；第二，科技的发展，包括机器人技术的进步，也进一步使得很多传统行业的岗位流失。这一过程还将继续，对很多技术工人都会形成冲击；第三，近些年对于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视，导致很多重污染以环境为代价的产业迁移或流失，导致这个行业的工人也面临困境；第四，由于白人在美国长期的优势地位，在二战后的工人运动中，白人为主导的产业工人为自己争取到了很大的权益。工会的力量非常大，代表和保障工人权益。然而，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框架下，这些权益反倒讽刺的变成了他们“效率低下”从而被资本家抛弃的重要原因。

虽然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都意味着全球局势的重要变化，然而，纵观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美国锈带工人所经历的痛苦，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资本主义体制追求效率和低成本，从而追求高额利润，这就意味着总有一些群体被纳入中心，一些群体被排除。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路德工人就认为新发明的珍妮纺纱机夺走了他们的工作，通过破坏纺织机来对抗新技术带来的高效率的生产。不论是19世纪英国的手工业被工业化生产取代，还是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全球再分工，其核心都是资本主义市场对于效率的追求。在过去新自由主义体系三十年的时间里，也同样发生了资本主义的所谓“创造性的破坏”（constructive destruction）。这实质就意味着，一些人在全球市场中占据了优势，一些群体可能止步不前甚至遭到了抛弃。根据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 中的论述，在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获益的群体是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技术工人（skilled workers），以及发展中国家（以中国为代表）的非技术工人（unskilled workers）。这些群体被高度卷入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成为了火车头，成为了点对点全球化的中坚力量。当然，所谓的“获益”，并非意味着这些被深刻卷入全球化的群体享受着幸福生活，相反，这些群体往往缺乏工会代表，缺乏劳动保护，受到严重的剥削，也缺乏团结的途径。

这些都说明，资本全球流动和民族国家的框架，有着非常复杂和矛盾的关系。一方面，资本需要超越民族国家的贸易壁垒，寻找利润机会；另一方面，民族国家框架内的种族、民族等概念，也有效的分化各国的劳动者，为资本的利益最大化创造重要条件。很多锈带上的工人，在今天呼唤国家对他们的保护，却似乎没有看到，他们的愤懑，恰恰是因为工人的联合没有办法超越国家而进行联合而造成的。在很大意义上，是国家的边界，限制了他们的团结，使得他们以工会为主体的斗争，在全球范围内缺乏有效性。

我们也看到，锈带上工人们的愤懑并没有天然的正当性和进步意义。由于白人的历史优势地位，他们的愤怒往往和白人至上主义、种族主义、男性沙文主义等结合在一起。这样一来，他们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满，很容易转化成对其他处于劣势群体的不满，女人、少数族裔、移民、外国人，都成为了抢工作和危险的来源。好像只有通过孤立主义，才能试图维护自身利益，重建自己心目中的美国。

保守主义为什么不是“新自由主义危机”的解决之道？

特朗普就任演说中，明确表示“美国优先”。就任后的两个星期，除了组建内阁，还签署了多项总统令，包括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修建围墙、拒绝难民入境、限制穆斯林国家公民入境等。这一系列带有孤立主义倾向的政策，意图之一就是实现竞选承诺，让支持者们满意。然而，美国的工人，尤其是锈带上的工人们，可以通过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建设自己的“南泥湾”吗？可以自给自足的搞生产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第一，三十年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美国的优势行业早已不是钢铁等传统产业。而包括金融业、IT业、教育业等等优势行业都已经高度全球化。这就意味着，美国东西海岸掌握美国经济命脉的大公司们，很多都高度依赖海外移民，也高度依赖外包（out sourcing）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这些大公司目前依旧是美国经济的核心，也是当前新自由主义体系的支柱。孤立主义的政策，势必引起这些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大公司的反击。譬如，2017年2月6日，包括苹果、推特和微软等美国97家科技公司向联邦法院提出法律申辩 （legal brief），要求禁止“禁入令”。

第二，日前特朗普的孤立主义是和白人至上主义、种族主义、男性中心主义以及国家主义等思潮共谋。从竞选的过程开始，特朗普就开始不断触动各个群体的敏感神经。女性问题、宗教问题、反恐问题、移民问题，每一个问题上，特朗普从态度到立场，都引发争议。在今天，这样的孤立主义，不仅不能解决锈带工人的问题，反而会持续引发各类群体的不满和抗争。2017年2月21日，在全球各地超过100万人参加的妇女游行，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游行示威活动。在特朗普针对七个穆斯林国家的旅行禁令颁布后，在美国多个大城市的机场也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同时，虽然没有工会的组织，很多群体开始号召2月17日的全国罢工（general strike），以及3月份的妇女罢工。可以想象，类似的抗议还会不断继续。

第三，即使美国的孤立主义得以实施，也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体系会很快瓦解。相反，特朗普的政权内阁，都是大财团大资本的代表。很难想象，这样的政府能够真正谋求锈带上工人的利益。即使孤立主义能够短时间内为锈带上的工人提供少量工作，锈带上的工人的未来也是灰暗的。因为即使美国的产业工人获得工作，这无非意味着，美国产业工人其次在有些领域的“效率”已经和发展中国家类似。尤其在近年，中国的工人工资提高，国内所谓的“民工荒”，海外资本也另寻他地，甚至很多中国资本开始寻求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进行投资。也就是说，锈带上的工人们，可能遭遇更加严酷的全球市场竞争。

特朗普的美国孤立主义，从各个角度来看，都是一次反动。更糟糕的是，它可能只是一个商界名人对于群众的煽动，其内容是非常空洞的。煽动起来的，是白人至上主义的幽灵，是法西斯的幽灵。

自由主义从启蒙以来就有两个敌人：左翼思潮和保守主义思潮。在20世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左翼和自由主义的角逐占据了主流。然而，在今天，很明显的变化是，保守主义在新自由主义面临危机的情况下，收获了大量追随者。

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我们要搞清楚的是两个问题：第一，是不是只要反对新自由主义就可以了？出于不同的原因，很多左翼认为，新自由主义在过去三四十年里面造成了巨大的贫富分化，反对新自由主义是首要任务，只要反对了新自由主义，包括特朗普的带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运动，都是好的。而事实上，正如阿兰•巴丢（Alan Badiou）在特朗普当选第二天就在演讲中指出的那样，希拉里代表的“旧的寡头政治”与特朗普所代表的“新的法西斯主义”并不是一个完全对立的选项 。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对立投射出了一种符号化的和象征意义上的对立，它能够反映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巨大伤害，却没有投射出当前世界的真正的矛盾。事实上，也恰恰因为这种一致性，特朗普才能够当选。

特朗普的新法西斯主义，并不能对新自由主义形成打击，它能打击的，是各个群体经过几十年努力争取来平等权益。在新自由主义框架内，通过不同群体的不懈努力，在美国本土，包括少数族裔、性少数群体在内的弱势群体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承认和权益。哲学家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把这些进步称为“进步的新自由主义”(progressive neoliberalism)。带有法西斯主义特征的特朗普政权，对上述进步都是挑战。从这个意义上，左翼在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同时，也必须有能力反对法西斯主义。

第二问题：是不是只要反对特朗普就可以了？目前在美国，反对特朗普的运动取得了广泛的联合，这其中有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支持者，也有其反对者。既包括女性、少数族裔、移民等各种政治力量，也包括新自由主义体系中的上层力量。这种联合显然对于短时间内限制和反对特朗普政权有一定效果。但是，长期来看，人民需要寻找到新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外的解决框架，还是要对反对特朗普的各种力量进行梳理。这就要求人们的想象力回到撒切尔说“别无他路”之前的历史时刻，寻求历史的其他的可能性。至少，可以回到概念上的社会主义，来考虑未来的可能性。事实上，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已经出现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元素。伯尼•桑德斯就自称为“社会主义者”。虽然在很大意义上，他的具体政策延续的是罗斯福新政的道路，但是他对于大财团和金融资本的挑战，才是新自由主义的真正的对立面。他的“我们的革命”所代表的新的政治团体，也可能是一个新的秩序的开端。

还是以锈带工人为例。从全球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他们的问题，是他们如何被重新整合进入资本主义生产链条中的问题。以资本主义的用工逻辑衡量，他们效率不是过高，而是过低；他们的权益不是过低，而是过高。如果锈带工人要重新进入资本主义的核心环节，理论上看，可能的解决道路，只能是伯尼•桑德斯的道路。那就是要放弃白人至上主义和种族主义。要全面支持提高其他群体，包括女性、少数族裔以及移民的权益，不仅在政治上继续承认他们，而且也要支持他们在工作中的福利以及受教育的机会。只有这样，美国锈带工人的在市场竞争中的“劣势”才能消失。他们的被剥夺感才能得以缓解。

当然，根据桑德斯在竞选中的讨论，他对美国工人还是采取保护主义的态度，并没有全球社会主义的视角 。而在资本和市场已经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工人的问题，也是全球化的。美国锈带上的工人，如果要重新进入市场，他们也应该支持世界其他地区的工人的福利有所提高，鼓励全球范围内工人的团结。这样，各国工人的生活条件和生存的幸福感也能得到提升。在这种条件下，以种族、性别、国别为基础的划分，都可能是有害的。它们不仅无助于人们之间的团结，让弱者之间互相憎恨，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当然，这样的探讨目前只能是概念层面的，现实层面的实践，还远没有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