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罗志田谈读书与治学

编者按：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罗志田先生，1950年代生人，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1986年底留学美国，后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史学大师余英时先生。研究方向主要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外关系史，著有《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等。近期罗教授接受山东大学学生专访，谈及读书经历、治学方法、全球视野与世界眼光、知识分子研究等。《上海书评》将分三篇刊出此次访谈，本文是第一篇，内容集中于读书与治学。在罗教授看来，天赋异禀的人始终是少数，所以学术训练的作用就在于，使没有这方面能力的人也能通过训练得到这方面的能力。同时，对学生来说，第一要尽可能地高兴一点，第二要把心放宽一点。

澎湃新闻：在您的个人简介里常见“四川大学历史系七七级毕业”一语，“七七级”是否寄托着您别样的情怀？

罗志田：以前的人写履历，其实都有所在的年级，现在好像变了。1977年是改变很多人命运的一年，对我尤其明显。在那之前，我已经做了九年的“知识青年”（也就是没多少知识的青年），在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时候，突然来了招生改革，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高校的师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老师差不多十多年都没有教过书了；学生除一些几年前招收的工农兵学员（他们基本不经考试，而是经推荐入学，而且还肩负着“上管改”的重任，即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老师理论上是可以被他们管的）外，就是历尽艰辛入学的七七级了。学生终于有机会可以真正读书，老师也终于可以正常地教书而不是被管着教书了。所以那时候师生的感觉非常不一样，我们能切实感受到老师教书的热诚。高我们两班的工农兵学员还在学校，他们不再“管”老师了，而是老师竭尽全力为他们补课。学生很辛苦，老师也很努力。这类补课往往是浓缩的讲座，我就常去旁听，获益匪浅。此前的时代你们不太了解，当年供我们看的书十分有限，国人可看的书一共就有几十本而已。马恩的书都是选择的印本，共有八册，毛选是四册，鲁迅的书有几本，偶尔可能会看到诸如《马克思传》之类的书。全国所有的书店基本上就这些，其他的书很难见到，除非你通过非正式的私人渠道，否则就不太有机会看到书。有一部名为《巴尔扎克与小裁缝》的电影，讲的就是那个时候知青和书籍的故事，只不过导演将女主角从知青改为裁缝了。

澎湃新闻：您的思想文化史研究极具特色，也曾有人戏称您为“另类”的学者。

罗志田：其实我并没有故意要跟别人不一样，可能如你刚才提到的，我没有把自己定位为某一“门”的学者，这应该会对治学有所助益。当前很多学人喜欢有一个固定的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我总觉得那是一种束缚。我们为什么非要选一个特定的方向呢？若是不自设藩篱，任何理路与方法都会对你有益，自然就可以帮助你。若先为自身设定一个方向，就会先形成固定的认同，在研究过程中有意无意间会主动迎合，以致削足适履，反而得不偿失。我经常同他人开玩笑，说我是做“一般近代史”的，其实也不是简单的戏谑。台北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时，曾进行过分组（现在改名为研究群），有政治外交组、社会经济组、思想文化组等。可最后还有一些人哪一组都没参加，于是他们自成一组，叫“一般近代史组”，且这个组后来长期存在（不过我不确定现在类似的称呼还有没有了）。可见不只我一人，还有相当一些人认为不应把自己限定在特定的领域里。你可以主要从事被他人认为是某一领域的研究，但从一般近代史的角度研究近代史，也许会比思想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或社会史更宽容一些。这样做也许更容易解放思想，少一些束缚，说不定就不一样了。

澎湃新闻：从您的研究成果来看，您除了因为对历史上的统计数据不大放心，未做过经济史方面的研究外，其他方面都有涉猎。

罗志田：大致可以这么说，当然也要看所谓“其他方面”都有哪些。其实我是做中美关系史（也可以说是外交史）出身的，但基本上被他人分为政治、思想、社会以及学术等领域我都有所涉及。不过对经济史的研究，我一直敬而远之。因为我觉得经济史的研究离不开数据，而历史上的统计数据很多都不可靠。即使在如今这么严谨、有这么多科技手段的时代，很多人对今天统计得来的数据也都不大放心，何况以前数据的采集和保存都有很大的偶然性，本不那么确切呢？我总觉得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多少会让人不大安心。有些人会知难而进，至少我不大情愿去从事一项自己都不放心的研究。同样，如果我们明明知道有材料在那里存放着但就是不能看，在得出结论的时候难免也会心里不安。我从不号称已经把所有史料都穷尽了，但在得出结论的时候，至少在可能的范围里要有大致的了解，这样做出的研究会更稳当一些。

我曾看到有学生在做选题论述时会说，本题目的重要档案现存于美国华盛顿，因为无法前往故而不能下笔。如果在选题的时候明明知道有些材料很重要，又没有能力搜集到，那为什么还要选择这个题目呢？所以我想，尽可能让自己在材料方面放心，有较充分的证据，做出的研究才更可靠。我在四川大学和学生讨论他们论文选题的时候，会问及他们的一个隐私——家里的经济状况。如果家庭经济条件优裕，任何题目都可以选择，也可以到国外去搜集史料。如果家里经济状况一般，则可以去北京、上海或国内其他有材料的地方。如果家境较为拮据，那么我就建议学生在成都找材料，先到省档案馆、图书馆去看。当年和现在不同，那时到档案馆查资料要收取提档费，不管对你有用与否，看一卷就需要两块钱，若复印还要再另外收钱，价格很高。所以家庭经济条件是做研究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

澎湃新闻：您曾提及经常被学生问到“方法”的问题，为此特别主持编写了《名家治史》一书，在序中明确主张“临摹”大家和前贤。那么在学习名家治世经验的过程中，如何才能“临摹”得好，不至于“画虎不成反类犬”？

罗志田：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想首先是要选择真正的高人来“临摹”。我在《名家治史》一书的序言中已经提及，既要选择史学大家的优秀论著，同时也要选择一些比较容易临摹的作品。如果要选择一位老先生，则应注意他年轻时与年长时的作品是否有所不同（如钱穆先生早年写了一本《先秦诸子系年》，是以考据为主，后来的研究则偏向通达，几乎完全改变了）。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会选一些自己感到比较亲切的名家名著。如果自己都看着不舒服，还如何临摹？比如陈寅恪先生的名气很大，可是钱穆先生就不喜欢他的风格，若自觉风格亲近钱先生的，就不必临摹陈先生。如果一个人觉得通达的风格适合自己，就可以模仿这样的治史方式。如果觉得自己更适合做细致的研究，就可以去模仿在这方面做得好的大家。总之，选择临摹对象时，首先要自己觉得亲切，并根据自身的长处和爱好来决定。

我常跟学生讲，史学研究的选题，要性之所近，简单说就是一看就觉得适合自己。有的人直觉好一点，有的人更善于分析，有人则更长于细致的工作；有些人喜欢大刀阔斧，也有人喜欢做绣花针工作，还有人觉得自己粗细都能来，但主要是做大刀阔斧的工作，绣花针工作做得比较少（例如胡适）。有的人偏向于论证比较繁复的问题，甚至不那么直截了当；有的人则倾向于非常直接，而胡适就永远会把读者（而且是尽量多的读者）考虑进去。因此临摹的选择，还是需要你自己首先做判断，可能别人了解你，偶尔会给你建议，但百分之九十还是自己最了解自己。你觉得自己属于哪一类，就往那个方向去找。临摹切忌只看谁最有名，什么研究最流行。因为有名的大家和我们自己往往有很大的差距，而一时流行的东西总会过时。如果你的秉性适合做细致，而那位有名的大家的风格则是大刀阔斧，那临摹他很有可能适得其反。

还可以参考前人学作诗的办法。学作诗要入门，自然是先读他人的诗，例如要学唐诗，但全唐诗太多，无法穷尽，所以不妨去看别人选出来的《唐诗三百首》，再逐渐扩大阅读范围。在读这些诗的过程中，如果某位诗人的作品看起来很舒服，那基本上就是性之所近了。当年学作诗就是先进行较大范围的普遍阅读，然后专学某一位自己觉得亲切的作者。等到学得像了，再把自己的特色发挥出来。倘若只是学得像却没有自己的特色，那也只是游走在他人的影子里。不过如果连模仿都谈不上，就更不必提其他了。与之相类，史学研究同样可以采取这种办法。初入门者不妨先去翻阅比较好的学术刊物（如《近代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阅读上面的文章，觉得哪一位作者的文章读起来比较舒服，就可以选为临摹对象。用比较概括的话来说，就是先找一个适合的方向，找到预流的途径，然后再尽可能发挥自己的特长。

澎湃新闻：那您模仿过哪些大家吗？

罗志田：所谓临摹，是对你们这种正常念书的学生说的，对你们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们同你们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因为经历了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我们基本上没有进入选择可以模仿的对象这个阶段。我念大学的时候已经二十五岁了，在填报志愿时，历史不是我首先选择的专业，恰恰相反，是历史这个专业选择了我。那时读书基本上是漫无目的，东看西看。当然也写过一些论文，也发表了，但那都是学年论文、毕业论文或老师主办的学术会议等，即因需要而不得已为之，不是自己想要写什么。等到毕业工作之后，还没来得及模仿，就需要直接去做一些工作要求的事情了。所以我们的大学阶段仍是一种非常规的学习，那时还没想到要临摹什么人的作品，无意中却已有了自己的倾向。

澎湃新闻：您认为从事史学研究天赋很重要吗？

罗志田：不可否认，在从事史学研究方面，是否有天赋是有差别的。记得《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讲到希特勒曾说过一句话，他读书一看就知道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他需要的（大意）。若有学术方面的天赋，那的确会比常人强一些。不过天赋异禀的人始终是少数，所以学术训练的作用就在于，使没有这方面能力的人也能通过训练得到这方面的能力。电影《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里有一个情节，纳什（John Nash）将许多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新闻片段串联起来，各种亮点连成了一条线，读出了他臆测的苏联情报信息。其实做学问也与之相似，看史料时就像这里亮一下那里亮一下，史料看多了，某一天各种亮点变成了一条线，故事就显现出来了，也就可以动笔写作了。这是做学问最为理想的状态。不过现在是计划学术，硕士生要求两三年就要毕业，博士生三四年，可能这种状态要到第四年才出现，这就意味着无法顺利毕业，所以我们常常不能等待那理想的时刻。但也许经过训练，我们能使理想状态提前一些出现。

澎湃新闻：您招学生的标准是什么？

罗志田：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标准，只要能顺利通过考核就可以，一要通过笔试，二要通过口试。我的要求很简单，我希望了解这个学生平时看不看书、看了多少书，是不是在思考问题，以及思考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或她是否适合跟着我学。我招收的博士并不算多，从开始招生到现在也就不过二十多人吧。我现在还在川大招学生，北大已经多年不招生了。我也还在带硕士生。现在很多学校的硕士招生是双向选择，就是需要先通过考试，进校以后再选择导师。确实有学生和我联系了，但我没有接收。这并非因为他们不够优秀，而是我觉得他们预设的研究方向太新，我可能指导不了（这不是客气，也不是托辞）。譬如有学生曾想跟我做性别史的研究，虽然这方面的研究我有所涉猎，但毕竟不是我擅长的领域，所以我就只能建议选别的老师。我知道学生被拒绝是不太高兴的，有的学生甚至从此就不选我的课了。我能理解学生的心情，不过希望学生也能理解老师。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典型的计划学术，必须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规定的任务。因此，师生在研究方向和风格方面要有一些起码的共同之处，越多越好。若是老师和学生在起跑阶段就不合拍，双方可能在痛苦中度过两三年，这对学生的成长非常不利。

澎湃新闻：对从事学术研究的青年学子而言，在读书治学的过程中最应注意什么？

罗志田：第一要尽可能地高兴一点。如果不能心情愉快地学习，它就会成为一种不小的负担，这对自己的成长和进步是没什么益处的。学习应该是一件富有乐趣的事、一件令人欢喜的事。所以我希望你们在现有的条件下，尽可能让自己快乐一点，不要自寻一些无谓的烦恼。选择研究的方向，也尽可能选自己喜欢的，而不是最流行的。因为历史是一门比较辛苦的学科，倘若不是真正出于兴趣而从事研究，则永远做不到最好；即使是竭尽全力，最多也只能做到比较好。第二要把心放宽一点。从事史学研究切忌太过功利，我们不是经济学，不要进行太多“投入产出比”一类的计算。最重要的是，即使我们不一定能为史学研究贡献什么，也要在学习中使自己变得更好。以提升自己为目的来学习，说不定顺带着就把研究做好了。总之，要尽量使自己过得轻松愉快，并有所提升。这是我们学习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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