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艺人的灯彩记忆：元宵不落灯，手扎花灯最花工夫

元宵节吃完元宵汤圆，一家老小还要上豫园赏灯游园。在这华灯初上的夜晚，总能看到几个“小不点”拉着兔子灯追逐嬉戏……在老上海人何伟福的印象里，上海人的年味也是这盏花灯点亮的，而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何家灯彩”传承人，他对于这盏花灯有着不一般的情怀。

手扎花灯最花工夫

民间传说元宵燃灯的习俗起源于道教的“三元说”。道教将正月十五定为上元节，七月十五定为中元节，十月十五定为下元节。主管上、中、下三元的分别为天、地、人三官，天官喜乐，故上元节要燃灯。从北宋时起，人们便习惯称元宵之夜为“灯夕”。这个称谓比唐代称“元夕”更为确切，明了而准确地点出了节日的主题“灯”。到了清代中叶，就有了“灯节”的名称。

旧时，一般从正月十三开始“上灯”，市面上就挂出各式各样的花灯，供人采买，即所谓灯市。十四日为“试灯”。各地就纷纷搭起灯棚、鳌山、牌楼等，或张灯结彩，或燃放烟火，或表演节目等，就已经有了节庆的活动。到了十五为“正灯”，各种表演就大张旗鼓地展开了，不仅在灯会上有赛花灯，而且各家各户屋里屋外也都张挂灯盏，小孩子们也都手提灯笼到处游玩。这种热闹的场面一直要持续到正月十八日的“落灯”。

何伟福回忆，自己的祖父、“江南灯王”何克明在每年春天伊始一直到秋天，只要一有工夫就会钻进房间里扎骨架、做花灯的“零件”，做完的“零件”他都会小心翼翼地保存在香烟盒子中。

待到北风起、快到冬至的时候，何老先生就开始着手将这些“零件”一件件组装起来，变成孔雀、金鱼、仙鹤等惟妙惟肖的花灯。等到快要过年的时候，何老先生会在城隍庙租一个摊位卖花灯。

由于制作的灯彩惟妙惟肖，影响越来越大，一传十、十传百，二十来岁的他便赢得了“灯彩何”的美名。沪上许多阔佬闲贵、权倾一方的社会名流，姨太小姐，逢节庆吉日，多有亲自或派人上门点题，向他定做灯彩。

何伟福告诉我们，上海人的红白事一般都会使用灯彩，特别是老人做寿和年轻人结婚，大户人家一般会搭个牌楼，上面用灯彩做装饰，如同现在使用鲜花一样。“过年的时候更是要挂灯彩，我记得每次过年，我们会在厅堂中央挂一盏孔雀灯，寓意富贵吉祥，各自的房间里也会悬挂花灯，一直要过了正月十五才摘下来。”何伟福说。那时候的老上海，每到过年，家家户户的门口都挂起了灯来，有鳖山灯、走马灯、荷花灯、荠菜灯，种种灯样，争美斗亮。大街上，还有用竹柏结盖的灯棚。黄浦江边，船桅上也都点起了灯。寺院前面，扎成塔形的竹竿，作为灯架，这称为“塔燎”。城外的农人，大家在竹竿的梢头挂起灯来，称为“望田灯”。

上海灯彩的特点就是风雅精细，价格也比其他地方要高，很多大户人家愿意出高价买。像何家灯彩用铁丝就体现着明显的时代和地域背景，因为当时，在其他很多地方铁丝并不普遍。上海的节庆除了元宵节需要大量灯彩外还有农历二月十二的“百花诞辰”，由于当时很多花其实都没开，就需要用彩灯来代替。

何伟福介绍，一般小型动物立体灯，他要花3天才做一个，“为的就是花灯的形神兼备，首先要将买来的铁丝用特制的工具一根根锉直，然后包上一层薄纸，再包上一层金纸，随后开始扎造型，最后糊上丝绸。其中，扎造型最花工夫，稍有不像，就要重新来过。”

而其中最为畅销的恐怕就是兔子灯了，人们把兔子视为吉祥之物，兔子灯所到之处就意味着把吉祥和好运送到了那儿。人们沿用这一吉祥物来迎神接福，其中寄寓的是人们祈求神灵保佑，期盼来年五谷丰登。

“我小时候，穷人家买不起兔子灯，家里的家长也会帮自己的孩子用报纸扎兔子灯玩，孩子拉着兔子灯穿梭在弄堂中，也是一种最淳朴的快乐。”何伟福说。

闹灯抢龙珠接灶神

元宵灯节是全国性的节日，上海元宵灯十分热闹。开埠以前的上海只是一个中等的县城，元宵的灯与苏州、松江等大地方难以比拟，但也别具一格。

何伟福告诉我们，上海元宵闹灯有其特点，一种是制成有头有尾的龙灯，由多人舞动，龙灯的队伍有“灯牌”开道，灯牌上写有“五谷丰登清民乐”；还有一种是用竹篾编制的球状的灯，叫做“滚灯”；上海还有一个习俗，如龙灯的队伍遇上滚灯的队伍，必定会发生争斗，还被叫做“龙抢珠”。

清代秦荣光在《上海县竹枝词•岁事》说：“肉馅馄饨菜馅圆，灶神元夕接从天。城厢灯市尤繁盛，灯塔烧香费几千。”意思是说，元宵节半夜，各家准备好荠菜圆子肉馄饨，在这天夜里接灶神，点塔灯，赴庙宇烧香。这天晚上，灯市烟火繁盛，又是倾城出游，被称为“走三桥”。

与许多地方不一样，上海人接灶神的日期定于元宵之夜，元宵灯节有一种层层相叠如宝塔的“灯塔”，以至人们也弄不懂，这“塔灯”是元宵节点的灯还是接灶神用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