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书店巡按：三本关于普遍与特殊的历史类新书

1985年9月，哈佛大学的杨联陞教授来到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担任该年度的“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的讲者。治文字学、思想史、社会史于一炉的杨先生，把讲座题目定为：《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原报”“原保”“原包”》。

原报：报字的原义指殷人祭祀、报答他们的祖先。继而有“报恩”、“报仇”、“还报”。原保：保字的原义是保护子孙，保护后代。继而有“保民”、“互保”。原包：包字古文像胞胎，亦作苞。于是能联想到“包裹”、“红包”。关于这三个音近字，杨先生用一个“信”字贯通起来：

第一讲的“报”字，我们报答祖宗乃依于对先人的信仰；第二讲的“保”字，是要靠我们对所保的后代后辈有可信性；第三讲的“包”字，是人对社会人群的信实……“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中外相同。

这些讲座2009年的时候曾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最近中华书局又再版了此书。这本收录杨先生讲座的书有三篇附录：附录一是杨先生1957年发表的长文《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附录二是杨先生在讲座中多次提及的新亚书院前院长金耀基1981年发表的文章《人际关系中“人情”之分析（初探）》（金文以“报”与reciprocity等同，说“报”的观念包含在“恕”的观念中，亦可说已含在“人情”的观念中，杨深以为然）；附录三是杨先生于1957年在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纪要《中国文化中之媒介人物》。

对比杨先生1957年的文章和1985年的讲座，有个侧重上的区别值得一提。在《报》中，杨先生试图论证“还报”，或“交互报偿”的观念是整个中国社会关系的基础：“中国人相信行动的交互性（爱与憎，赏与罚），在人与人之间，以至人与超自然之间，应当有一种确定的因果关系存在。”而到了1985年的讲座，杨先生则强调“报”字在人际关系以外的国际关系。他举了公羊家“复九世之仇”的说法，认为不宜只墨守“不报无道”的儒家传统，“国家须有反攻报复的力量才可以自立”，“使无道者知难而退，才是上策”。杨先生坦言，他的这一修正与其时冷战两霸相争的情势有关。

《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这篇文章还体现了杨先生的老师、社会学家帕森斯对其的影响。尤其文中借用了韦伯-帕森斯的理论，讨论了“报”的观念之于分殊主义（particularism）与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关系。帕森斯认为，清教徒的道德，“其范围均无关乎涉及任何特定的个人关系”，而儒家道德则“认可的是一个人对另一特殊个人的‘个别’关系”。杨先生阐释道：就中国社会应用交互报偿于所有的关系上，还报原则在性质上也是普遍主义的，但这个原则的行使却是分殊主义的。

围绕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讨论，容易陷进这样一种二元对立：如果说西方的就是普遍的，东方的则是特殊的，这可能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的思路；但如果彻底取消普遍性，又可能落入文化相对主义的窠臼。不过在半个多世纪前的一个独特的历史时刻——二战结束至苏联与美国的同盟最终瓦解的短暂间隙，有一群人聚在一起，试图超越前述二元对立。这些人包括：清华大学第一任教务长、剧作家张彭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法国法学家卡森；海德格尔的弟子、外交家马利克；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安娜·罗斯福——他们正在起草《世界人权宣言》。

在《美丽新世界：〈世界人权宣言〉诞生记》中，作者玛丽·安·葛兰顿强调了中国外交家张彭春在《宣言》起草过程中的关键角色。1947年6月16日，当工作组把“任何人都赋有理性”的想法加入草案第一条时，张彭春提出：

该条款除了将“理性”作为人类的一项基本特质，还应该包括另一个概念。张彭春说，在他心中有个汉字，从字面上应当翻译为“人与人之间的感知”（two-man mindedness），在英语中也可被表述为“同情”或者“对于同胞处境的感同身受”。这个汉字就是“仁”，由一个“人”和一个“二”组成。……对于卡森而言，张彭春的建议无疑让他想起了卢梭的“同情心”（compassion）概念……

虽然张彭春的建议最终得到了采纳，但其在《宣言》中的表述方式却非常粗糙，仅仅在原先的“理性”之后加入了“以及良心”（conscience）这样几个词。尽管如此，葛兰顿还是认为张彭春提出的“仁”的概念对《宣言》的制定意义重大：“这一概念包括了站在他人立场看待问题的能力。”

葛兰顿之所以看重张彭春，是因为她写作这本书的旨归之一，正是回应后来针对《宣言》的种种攻击，回到《宣言》缔造者那里，为它辩护。葛兰顿的辩护思路大致有这么三条：第一，相比于英美个人主义权利传统，《宣言》更多地受到了现代欧洲大陆与拉美权利传统的影响。后者包含的尊严主导型权利文件更强调家庭、更关注义务，因而更适合亚洲和非洲传统。《宣言》在没有贬低个人固有价值的前提下，将“任何人”放置在一系列具体而又相互关联的真实生活关系之中。第二，《宣言》没有为整个世界定制一条单一的人权模式，而是期待其原则进入实践，每个地方的传统都能随之得到强化。进而，第三，包括张彭春在内的《宣言》的缔造者并非同一主义者，而是普遍主义者。他们最关心的是人们的相似之处，认为“人类始终属于一个单一的生物种类”，承认人类存在着某种共性，期待为化解人间悲剧提供一条最低标准的出路。

不过，葛兰顿也意识到，尽管《宣言》本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但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都将其视为政治武器的兵器库，各自从中挑选自己钟爱的条款，而忽视其余部分。甚者，“西方”的标签完全可以用来形容大多数具有影响力的人权组织的人员构成和财政来源，绝大多数非政府组织不光是人道团体，也是存在特殊利益的说客。人权每每成为文化帝国主义的工具。

那么葛兰顿为《宣言》的辩护有效吗？清华大学冯象教授说：“作者的困境即是她的贡献——她所不知，知道也不说的一切。”

特殊性的问题不仅存在于所谓的后发国家、东方国家，西方也有，尽管是在另一个意义上。英国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他的《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中写道：

在某个短暂时期内，工业革命仅与一个国家即英国的历史相重合，……不妨将当年英国描述为：世上唯一的工厂、唯一的大规模进出口国、唯一的货运国、唯一的帝国主义者、几乎唯一的外国投资方，而且因此也是世界唯一的海军强权、唯一拥有真正世界政策的国家。……英国这一独特的历史处境便是本书论述的主题。

工业化借单元“自由主义”世界经济、一度依赖某个领先国家这样的形式而降临，这很可能也是势所必然。那个领先国家就是英国，就此而言，英国在历史上独一无二。

所谓“英国因率先崛起而带来的独特性”，霍布斯鲍姆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英国把两种貌似不可兼容的现象结合了到了一起，即“在社会与政治领域，英国的体制和做法与前工业化的过去保持了一种显著的连续性”，但“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又跟人类历史上过往一切阶段都彻底决裂”。对此，霍布斯鲍姆认为是十九世纪建立的权力、财富隔离墙保护了这个国家，另外他还解释道，英国人喜欢维持旧体制的形式，哪怕其中内容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而曾经的革命性创新也会因为时间推移获得传统色彩。

但是，英国成长为工业强国时的率先性与长期性，也导致了它在十九世纪末的相对衰弱。陈旧的技术、企业结构根深蒂固，无法轻易修改；“帝国领地”和“自由贸易”总为英国人留了退路——他们不是非竞争不可。

霍布斯鲍姆这本书初版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世纪末经过修订后再版。可以说，英国的衰弱既是他的出发点，也是他四十年后修订时的结论。英国的一盛一衰，呼应了沃勒斯坦和阿瑞吉所谓现代世界体系的一个周期。不过就后见之明而言，霍布斯鲍姆在全书末尾所作的判断被历史本身证伪了：他把撒切尔夫人领导的新自由主义运动称为“一项阻止英国缓慢衰落而上马的本世纪最雄心勃勃的工程”，继而认为，1997年工党的胜选正式确认了这个二十年工程的失败，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他没有料到的是，布莱尔领导的工党成了撒切尔夫人的遗嘱执行者，让她的意志在新世纪继续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