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工与集体行动的未来：美国工人能否在2022年取得胜利？

编者按：在疫情期间，资产阶级的财富迎来了飞速增加，而这些增加的背后则是工人们冒着健康，乃至生命风险付出的艰苦劳动。2021年美国多地陆续爆发了罢工抗议，其中以约翰迪尔一万名工人罢工为代表的“罢工十月（Striketober）”受到了全美的广泛关注。考虑到2022 年，多个摇摆州内的劳工合同即将到期，工人们的集体行动将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工人们应该意识到，相较于选择个人辞职，采取集体行动进行抵抗才是为自己争取到更好劳动与生活条件的唯一手段。本文原载于《The Nation》,作者简·麦卡莱维（Jane McAlevey）是加州大学劳动与就业研究所的高级政策研究员，著有《集体谈判:工会、组织和民主斗争》。

2020年12月2日，美国纽约曼哈顿，亚马逊员工在当地社区的组织下进行了游行示威，大批员工抗议配送工作压力太大但薪酬却没跟上。

在新冠疫情爆发的第一年，埃隆·马斯克的财富从250亿美元飙升至1500亿美元。杰夫·贝佐斯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拥有超过2000亿美元财富的人。在过去的一年里，《金融时报》一直在为超级游艇的生产危机而烦恼，最近它又报道了另一场困扰富人的危机：Flexjet和NetJets是美国两家最著名的私人飞机包机公司，最近它们宣布停止接受新客户，因为它们无法通过收购足够多的飞机，来满足亿万富翁阶层的爆炸性增长。这令人瞠目的财富不仅没有被隐藏起来；反而得到了夸耀。在被他的蓝色起源火箭短暂地带入太空后，贝索斯热情地感谢了亚马逊的员工和客户，感谢他们让他加入了约翰·格伦（John Glenn）和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的宇航员行列。新镀金时代的财富和傲慢，与数千万疲惫不堪的工人所面临的日常斗争形成了鲜明对比。工人们在努力保持健康，避免遭到驱逐，希望能支付下个月的房租，他们渴望能找到那些有足够空闲时间来辅导孩子作业的工作。2021年4月，美国共计有380万人辞职，这引发了关于“大辞职”的头条新闻。在2021年7月，这个数字在一个月内攀升至400多万，在8月达到427万，于9月再创新高（443万）。到了10月，主流媒体的权威人士开始使用一个新的比喻：“罢工十月（Striketober）”。自1986年以来，首次有10000名工人离开了工作岗位，这发生在约翰迪尔公司的罢工中。另外，有60000名电影制作工人和50000名凯撒健康的医疗保健工人威胁要进行罢工。此外，2021年还爆发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数十次中小型罢工和停工（包括在水牛城发生的针对凯洛格、纳比斯克和天主教健康系统的罢工）。毫无疑问，在大流行期间，缺席的公司老板以及他们对员工的恶劣待遇，导致了员工集体辞职以及罢工人数的小幅上升。但早在新冠爆发前，工人们就对精英阶层感到愤怒，并早已展开了集体行动。

2018年，共计超过48.5万名工人发动了20次大型罢工，另有6.5万名工人参与了123次的小规模停工，这些停工涉及的员工数量不到1000人。在2021年，截至11月前的39次纠纷中，只有76000名工人参与了大规模停工。虽然2021年发生的小规模停工数量尚不明确，但很明显，工人对于不平等现象的愤怒并不是在10月份突然爆发的。尽管涉及1000名以上工人的大型罢工数量迎来了增加，但在2021年参与集体行动的工人总数仍然不及2018年。相反，工人们的不满被引向个人行动，许多人选择辞职。罢工性质的转变（从2018年的公共部门罢工转变为今天所谓私营部门罢工）同样值得关注。但是，2021年罢工看似随机的性质（工人们被雇主的令人愤怒的侮辱性报价激怒），并没有接近创造危机所需要的程度。而工人们恰恰需要触发这种“危机”，迫使企业精英与工人阶级进行几十年来未见的重大谈判。

不幸的是，大多数全国性工会浪费了2021年。它们优先考虑的，是如何在幕后争夺进入拜登政府的机会，并盯着老板桌上的面包屑，然而这类行动很容易被下届政府推翻。工人阶级则眼睁睁地看着总统放弃一个个竞选承诺：包括提供免费的社区大学，更便宜的处方药，减轻学生和房主的债务，为员工提供带薪医疗和家庭假，以及针对气候变化实施补贴工会化，为建立一个宜居的星球提供高薪工作。拜登拒绝在2021年废除阻挠议案，此举扼杀了进行许多迫在眉睫的结构性改革的可能。这些改革包括恢复《选举权法》，其次是通过《保护组织权利法》（Protect the Right to Organize Act，简称PRO）。两者的目标，都是恢复上个世纪人们曾短暂享受过的基本自由，这些自由对民主的运作至关重要。

全国工会应该如何行动？动员工会成员采取唯一的行动：罢工，能够让工人们在立法斗争中获得真正的权力。但是对工人来说，这些斗争的结局很糟糕，并且肯定会损害民主党2022年的选举前景。拜登显然没有力量来推动国会，参议员乔·曼钦（Joe Manchin）和克里斯滕·西内玛（Kyrsten Sinema）不会因为总统或进步党派领导人的个人请求而改变他们的投票。对于他们这类人而言，只有当企业精英给他们打来电话，告诉他们由于企业的利润因为工人罢工的混乱而下降，因此企业需要改变选票时，这些人才会做出回应。只有在工人创造了难以忽视的危机，使得立法成为比昂贵的罢工、工人们高举的干草叉或盈利受损更好的选择时，对于多数美国人有利的国家立法才能得到通过。

在美国历史上的另一个时期：在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当选总统后的两年内，成千上万的工人行使了变革的力量。当时，最高法院的绝大多数法官都支持股东，比现在更厚颜无耻地支持企业。1932年11月，罗斯福总统当选时，国内的失业、强制驱逐、暴力的种族主义恐怖行为、极端的选区划分、严重的健康和安全危机，以及对于人民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等基本权利的威胁都处于极点。今天的美国也面临着相似的情况。1933年，全美主要城市以及各行各业的工人们发起了一系列经过授权以及未经授权的罢工，迫使罗斯福总统兑现了他的承诺。如果工人们要从亿万富翁阶层手中夺回国家，那么小规模的罢工频发的2021年，或许预示着2022年的情况会与1934年相似。在1934年，旧金山和明尼阿波利斯等主要劳工市场爆发了小型的总罢工。在20世纪30年代，成千上万的工人站出来反对全国性工会和雇主，为新政中许多内容得以通过创造了条件。现在，太多的注意力和资金都集中在所谓的“叙事变革（narrative change）”上，而工人真正需要的，是生产的战略性中断。这种中断会给首席执行官和股东们带来真正的痛苦。虽然2022年或许很难成为1934年，但这并非完全不可能，这种可能性将会是我们最大的希望。

纠正方向尚且为时不晚。虽然使全国工会摆脱与企业领导人和政客合作的舒适区看似机会渺茫，但唯一有能力推进这种改变的人，即在第一线的工人们，却展示了如何让它成为现实。他们两次拒绝了全国性工会建议的合同。约翰迪尔公司的员工对于合同条款的反抗，以及媒体的大量报道都向所有工人表明——他们可以对集体协议的结果以及自己的生活做出更多掌控。

美国有超过1577份合同将在2022年到期，共计覆盖超过100万名工会工人。但这一数字只包括了覆盖超过1000名工人的合同。其他小型工会的工人合同也将在2022年到期，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养老院和小型酒店工作。在拥有最多临期合同的三个州中，其中两个是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这两个摇摆州。如果超过100万美国工人（在关键的劳动力市场上甚至不需要那么多数量的工人）采取集体行动以实现共同的要求，从根本上改善他们在工作中和工作外的生活质量，那么行动的结果将远远超过大规模辞职的影响。在8月和9月辞职的人中，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人选择加入工会，选择集体威胁而不是个人退出，或者以绝对多数的罢工来迫使企业的劳动陷入停滞从而让他们的雇主改善工作条件，那么情况或许就会大不相同。正如同约翰迪尔的罢工所证明的那样，工人阶级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公司和股东心目中“工人可接受的底线”。

2021年10月14日，美国爱荷华州达文波特，美国机械设备生产商约翰迪尔公司员工举行罢工。

随着我们进入2022年，卡车司机工会（Teamsters）提出了一份大胆的改革方案，并且将在本世纪首次领导全国工会。2021年11月，由会员主导的公投成功改变了汽车工人联合会选择全国领导人的方式，这些举措成为了令人激动的亮点。在摇摆州有一连串即将到期的合同，国家的领导人（总统、副总统、国会领导人和州长等）应该关注罢工，切实地利用国家的力量，提供有利于工人的条件来解决罢工。考虑到这些政客作为候选人时，在竞选劳工投票问题上表现得有多么自在（例如，在2019年通用汽车公司的罢工中，他们争先恐后地竞相和罢工者合影），我们很难接受这些政治家对于约翰迪尔和其他地方罢工表现出的漠不关心。拜登的发言人在迪尔公司罢工期间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总统将保持中立。考虑到罢工者付出的代价，我们绝不能放过做出回应的机会。

所有人都明白，两个顽固不化的参议员成为了阻挠进步的公共形象。正因如此，拜登需要出现在这些摇摆州的纠察线上，为工人争取公平。让这位爱荷华州的前州长在参加世界粮食奖的活动期间在家乡短暂露面是远远不够的。考虑到1月6日的来临，以及2022年和24年的选举，拜登需要去接触约翰迪尔公司纠察线上的罢工工人，进行广泛的政治教育，并且了解是谁真正造成了工人的痛苦。相反，政府却表示要让这些工人自己去对抗一个拥有数十亿利润的巨头公司。我们需要理解的是，拜登对罢工工人所采取的公开行动和他对政府机构的任命一样重要，对罢工作出回应甚至比对政府机构的任命更加重要，因为后者完全属于内部运作。

在西部，科罗拉多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华盛顿州的10多万名杂货店员工已经展开合作，因为他们与行业巨头克罗格（Kroger）和赛福威（Safeway）的合同即将在2022年春季到期。过去几年来，当地最大的食品和商业工人联合会（United Food and Commercial Workers Union）的领导人一直在建立跨地方工会团结。如果你开始想象西海岸沿线，以及关键的摇摆州的罢工（要么是为了更好的合同，要么是要求物流和供应链领域工会的认可），那么你就会看到一条远离特朗普主义的斗争路线将在2022年迎来成功。但是，唐纳德·特朗普或其亲信仍然可能在 2024 年获胜。长期以来，最好的工会组织一直专注于协调合同，以便让那些跨越不同的行业、雇主和地理位置的合同能在重大政治选举季节同时到期，这就是所谓的“合同阵容”。此举背后的含义，是因为大多数工人只有在合同即将到期时才会开始注意集体行动。鉴于大多数人对选举政治的冷嘲热讽，工会需要通过合同和罢工动员来对工人进行有意义的政治教育，方便他们了解特定政治家与特定企业领导人之间存在的联系。

但是，我们不应该向悲观投降。我们反而应该记住合同即将到期的工人最有可能为修复破碎的民主制度以及改善缺乏活力的工会创造条件。在2022年合同到期的工会工人们，应该立即探索所有在合同中期进行罢工的机会，无论是针对安全和健康规定，还是要求就疫情期间工作场所变化的影响进行谈判。尚未加入工会的工人应该效仿2021年12月初不同的工人团体的果断行动。水牛城的一群星巴克工人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他们击败了由首席执行官和前总统竞选人霍华德·舒尔茨领导的“无情的工会破坏运动”，赢得了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选举。在2000英里之外，就在一天之前，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系统的17000名学术研究人员根据美国劳动法组建了一个工会，要求老板自愿承认他们组建工会的要求。这场2021年最大的组织胜利通过一种与星巴克工人运动不同的策略得以实现。在老板们的反对下，他们组织了“绝对多数罢工”，在宣布罢工授权投票结果后，雇主突然改变了主意，同意承认工会。“绝对多数罢工”在20世纪比今天要普遍得多。现在，我们迫切需要它的复兴，考虑到即时制供应链日益明显的脆弱性，这为工人通过罢工对资本造成影响提供了重要的机会。

就现在而言，工会和民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