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会整垮“美国的民主”吗

自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当选，到他就任后发布多个行政命令，最近几个月的美国已陷入相当程度的社会动荡状态。本文用“特朗普乱局”来概括这段时间所出现的示威抗议、街头打砸焚烧事件、电视辩论、校园冲突、媒体对抗、社区忧虑不安等现象。显然，美国的乱局比其他国家所出现的社会动荡要轻微和有序得多，但在精神价值层面，传统自由派与特朗普所代表的保守派之间的冲突，已处于一触即发的危机状态，其中以围绕“七国入美禁令”所出现的纷争最为突出，人性中的争强好斗完全不比其他社会更少极端化。

政道危机还是治道危机

如果“政道”指的是基本政治制度的状态，“治道”指的是具体制度运行的状态，那么，美国的这场乱局，到底是一种政道危机还是治道危机呢？特朗普会整垮美国的民主吗？

美国有不少知识精英纷纷偏向于认为这是一场政道危机，美国之外也有很多人认为美国的民主已经陷入困境。即便多数言论并不真的指向政道危机，许多人的观点也由于基本概念的模糊而变得含混不清。

例如，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惊呼“美国已成失败国家”。他认为：“在最坏情形下，（特朗普当选总统）可能造成美国完全放弃其全球领导地位，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分崩离析。”他指出，美国“正在经历一场政治动荡”，“真正的问题部分根植于美国社会的特质，部分根植于美国的制度”。当下，“美国最重大的社会分裂不再是种族或者族群，而是阶级”，“自由民主中的‘民主’部分正在发动起义，报复‘自由’那一部分”。（原文见于“America:the Failed State”，载英国《Prospect Magazine》2017年1月号。中译文取自网络。）

另一位美国政治评论家、CNN主持人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也同样从体制危机的角度惊叹“美国的民主已变成非自由的民主”。他认为：“在西方，一为自由和法律，一为大众参与，这样两种传统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我们所称的自由民主。”维持这种民主的不只是司法的护卫和规章，还包括行为标准和实践，也就是民主的行止。但在今天的美国，“这一自由民主的文化正在走向衰落”。

在他看来，《权利法案》、最高法院、州政府和参议院都是对抗多数决定制的堡垒。美国还发展出一种民主的文化，很大程度上，一系列非正式缓冲机制推动形成了这样一种文化。但眼下，美国人开始见证的是，“没有了真正的缓冲机制来遏止彻头彻尾的民粹主义和政客对民意的蛊惑煽动，美国的民主成了什么样子”。令扎卡里亚最为忧虑的是，2003年的民意调查中，美国人对美国三大最不民主的机构（即最高法院、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军队）“展示出了最大限度的尊重”。但今天，“前两家身上的荣耀已丧失许多”。（原文见于“America’s Democracy Has Become Illiberal”，载《华盛顿邮报》2016年12月29日。中译文取自网络。）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作者、美国最当红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ğlu），甚至对国会、法院和各州对总统的制衡也丧失了信心。他在一封公开信中认为：“……当代民主有自己的薄弱环节：这种薄弱不是那种直面一群结党营私的军官图谋以暴力接管政府时的弱点，而是对国家机构的破坏和某种个人统治之变体的初步确立。”个人统治的例子包括乌戈·查韦斯治下的委内瑞拉、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和埃尔多安治下的土耳其，最新例子是特朗普。阿西莫格鲁认为，美国有更好的制度基础和独特的制衡措施，但这些制度和措施在对付目前对美国民主的威胁方面仍然帮助不大。

阿西莫格鲁特别指出，美国在抵制个人统治方面最薄弱的一点，可能在于行政机构与构成政府核心的制度之间的独特关系。在许多其他国家，例如英国和加拿大，大多数官僚和司法部门的高级职位都由非党派公务员充任。但在美国，“特朗普正在任命他的人来管理公务和司法部门的4,000个高级职位，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为他个人进行招标的官僚架构”。（原文见于“We Are the Last Defense Against Trump”，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2017年1月18日发布。中译文取自网络并有修正。）

最为离谱的是，曾在奥巴马时代担任过国防部顾问的现乔治城大学法学教授罗莎·布鲁克斯（Rosa Brooks）甚至撰文称，通过军事政变推翻特朗普，已不失为一种哪怕是史无前例的可行方案，因为再等四年、弹劾、让副总统取代之等三种其他办法都完全不可行。（参见“3 Ways to Get Rid of President Trump Before 2020”，原刊于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2017年1月30日发布。）

其实，在美国谈军事政变同谈加州独立一样，都是博弈论所说的“无效威胁”（上次闹独立的结果是内战）。这里奇思怪想可以花样繁多，但美国的制度信仰和制度力量超出一般人的想象，触犯制度所要付出的代价更是其他“低制度代价社会”所无法理解的。

自由派精英夸大了特朗普造成的危机

用惊慌失措来形容美国精英对特朗普的反应一点都不为过，丧失理智甚至可能是这些自由派的更真实状态。特朗普对现实的冲击体现在三个层次：一是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二是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调整（如被热议中的“联俄制华”战略），三是对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颠覆（更现实地认可多元秩序）。就本文所关注的特朗普对美国社会的影响而言，可以明确地说：特朗普乱局仅仅是一场治道危机，不是一场政道危机，美国自由派夸大了这次危机。

本文无意选择支持还是反对特朗普的政策，在价值上争论好坏是最次要的，重要的是在认知上分析政治博弈的可能方式和结果。就本文作者对美国社会二十多年的生活观察和体验而言，美国自由派的“政治正确”的确已经处于走火入魔的边缘，中下层人民的相对劣势也在进一步加剧（具体经济分析将另文专述）。物极必反，特朗普的“权威型民粹主义”的兴起只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政治和观念反弹而已。美国自由派精英的惊慌失措，反映的只是他们在立场至上、价值理性压倒认知理性时的一种集体选择性失明。

那么，为什么说特朗普乱局仅仅是一场治道危机而非政道危机？为什么说美国根本就不是一个福山所说的失败国家，也不存在民主部分在报复自由部分？为什么美国的民主根本没有变成扎卡里亚所定义的“非自由”民主，国会和法院也并不像阿西莫格鲁所认为的那样失去对总统的制衡？

简单的答案是：特朗普乱局仅仅是美国自由民主制度正常运行中的一种正常波动，存在的只是一种政策危机而不是宪政危机，是一种运行层面的危机而不是规则层面的危机，是一种表层价值观念的危机而不是深层基本信念的危机。

美国特色的自由民主是人们所熟知的一种政治制度，但价值立场的偏见很容易导致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偏差。例如，在最近的“黑人大叔街头舌战反特朗普民众”事件（相关视频于网络中可以搜到）中，那位“黑人大叔”的言论，就被有些人认为是“句句在理，而且头脑清晰、条理分明还有逻辑推论，在一般民众中太少见了”。“黑人大叔”不满抗议者毁坏商店和汽车的极端行为，大声疾呼“政治正确是种病”，这些自然都无可厚非。但这位“黑人大叔”却远不是什么头脑清晰、条理分明，他说“不喜欢特朗普的人可以离开这个国家”就是曲解美国精神的一种典型的意气之词。

美国的自由民主至少有三个突出特征，一是确定的规则下有不确定的结果（愿赌服输），二是一次胜负后仍有多次博弈（赢不通吃），三是总统主导下的多元权力对峙（分权制衡）。“黑人大叔”强调愿赌服输当然是对的，但愿赌服输根本就不意味着反对特朗普的人应该离开美国。“离开美国”显然只是竞选中选民发出的一句气话，可大选揭晓仅仅是政治博弈的一个段落，制度所保障的随后的多次博弈，才是美国自由民主运行中体现分权制衡的主场戏。

所以，美式民主的精髓不是愿赌服输，而是在愿赌服输之后分权制衡仍然得到确定的制度保障。换句话说，“黑人大叔”有权支持特朗普及其具体政策，可反对特朗普的人也有权继续用和平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自由民主根本就不是个一次性的买卖。投票过后还要“死磕”那才是自由民主，就像街头闹事一次或许可以躲过惩罚、再闹就难逃制裁那样（例如，伯克利地方当局已经开始调查警察对加州大学暴力事件袖手旁观的行为）。

自由派精英错在哪里

我们自然不能过分苛求街上一个普通百姓的认识，但自由派知识精英在价值冲动下的失当观点就要另当别论了。什么叫美国是一个“失败国家”？什么叫自由民主中的民主部分在“报复”自由部分？什么叫美国的民主在变成“非自由”民主？什么叫美国没有真正的缓冲机制来遏止政客对民意的蛊惑煽动？

愿赌服输仅仅是“确定规则下有不确定结果”在选举上的体现，但这一条的更普遍含义是：即便宪法条文不可能涵盖所有具体状况，美国宪法所确定的基本规则依然确定不移；美国宪法当然还可以有修改、增添或不同解释，但基本规则中的决策规则（如简单多数规则）和实质规则（如合法拥有枪支）都无法不被遵守，正如规则运行的多元甚至对部分人来说是极端的结果都必须得到尊重那样。

失败国家，是没有公开规则或公开规则不被公开执行并出现失序结果的国家。特朗普乱局再乱，依然是公开规则被公开执行时价值偏向导致社会冲突的状态。这种状态远远不是自由民主中的民主部分在报复自由部分，因为大众参与和大选结果根本没有威胁到一般的自由和法律，至多也只是不同人不同自由的程度变化而已（如保护部分人工作机会的再工业化，要以消费者权益和资本自由流动为代价）。即便“七国入美禁令”限制了少数非公民永久居民的自由，州权和法院对总统的制衡依然在起作用。（此案的最新进展是，在华盛顿州检察长鲍勃·弗格森[Bob Ferguson，民主党人]向当地联邦法院提交抗令诉讼，而法官詹姆斯·罗巴特[James Robart]宣布暂停执行总统令后，司法部要求恢复执行总统令的上诉被自由主义倾向最浓的第九巡回法院驳回，双方的较量将由最高法院作最后的裁决。但即便其任命的保守派大法官能赶上审理此案，特朗普也难有胜算。他现在有紧急上诉、普通听证、等待西雅图法院最后裁决、修改90天禁令等选择。）

此案最好不过地表明，美国的民主根本不可能变成“非自由民主”，因为非自由民主的特征是公开规则不被公开执行。特朗普权力再大，一个小小的法官就足以让他的行政命令失效。法官看到的历史事实是，恐怖分子来自沙特、阿联酋、埃及和黎巴嫩，不是特朗普所认定的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七国。特朗普推特上“所谓法官”的轻蔑用词，也遭到了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美国历史上也有过个别总统（如第7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试图藐视法庭的裁决，但最终都因面临国会的弹劾而不敢轻举妄动。

可见，“没有了真正的缓冲机制来遏止政客对民意的蛊惑煽动”恰恰不是事实，特朗普可以继续推销他的反恐政策，甚至可以用“恐吓战术”来蛊惑煽动，但缓冲机制遍布于美国社会的每个角落，如果媒体言论和公民抗议无果，各州、法院、国会、甚至大公司都将是他的障碍。例如，已经有人呼吁国会要立法限制总统发动核打击的权力，国会和法院无论如何不会失去对总统的制衡。特朗普的总统令也遭到了近百家大公司给上诉法院的联署反对，如果他的移民政策妨碍大公司的业务发展，他的经济增长计划就更是一个空想。特朗普再雄心勃勃，政策间的明显矛盾也足以让他的激情落空。

美国人往往喜欢滥用具有特定含义的词汇（独裁、革命、民主崩溃等）来夸大自身的问题。只要有人可以公开指责总统独裁而不被专政，这本身已经表明独裁根本就不存在。实际上，制度决定了美国不可能有独裁者，文化决定了美国不可能有希特勒。美国制度的力量之所以总是大于个别人的力量，正是由于制度信仰本身就是一种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所说的“美国民情”，这种民情令任何潜在的独裁者都不可能通过浑水摸鱼而得逞，任何不轨企图都会因为代价太高而销声匿迹，这也正是制度崇拜与权威崇拜或强人崇拜的区别。

重申“确定规则下有不确定结果”

在结束本文之前，有必要再次回到“确定规则下有不确定结果”的话题。福山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利益集团和否决制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侵蚀。本文已经证明，利益集团和否决制的现状只是一种“确定规则下的不确定结果”。更直接了当地说，福山把自由民主的本质规定和强化力量，错误地看成了对自由民主的一种腐蚀剂。事实上，不管社会危机有多大，只要美国自由民主的决策规则和实质规则不变，利益集团和否决制的作用就不会消失，多元制衡的格局也决定了它们无法对自由民主构成任何威胁。

想要避免多数人暴政，又要抱怨少数人有否决权，这是“既要热汤又怕烫”的扭曲心理和“巨婴心态”，不是一种合理的批评。利益集团的存在也如同民粹煽动的存在一样，都是美国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结果。因为，在由自由民主所保障的市场经济下，平等机会有不平等价值是一种常形，利益集团的形成遵循的是“物质利益集中于团体而总量成本分散于社会”的集体行动逻辑，犹如民粹煽动的出现遵循的是“精神利益集中于个人而总体成本分散于社会”的集体信念逻辑那样。多数规则、少数否决、利益集团、民粹煽动等等都是美式民主的常态。美国还年轻，只要时间足够长，自由民主的确定规则，必定会有让不同人不同程度吃惊的不确定结果。

特朗普的出现，只是一种琐碎偏执的好斗人格，碰巧赶上了美国相对优势加速丧失的时候。忧心忡忡、想重振美国的他，选择了与自由主义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对抗，由此造成的只是治道危机，当然还远不是政道危机。这个世界上，像低估中国模式那样低估美国模式的自由主义者实在多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