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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我就玩啊

2022-01-05 18:47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2014年7月，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收到一封意外来信，是作家、出版策划人李辉邀请他参加黄永玉老先生的九十寿宴。张欣然前往。宴席上，黄老一见面就拉着他聊起《沈从文的后半生》，说“事情我大都知道，但还是停不下来，读到天亮”。

黄永玉，著名画家、作家、篆刻家，他有一个特别的身份：作家沈从文的侄子。李辉曾撰文概括他们的家庭关系——沈从文的母亲，是黄永玉祖父的妹妹，故黄永玉称沈从文为表叔。近一个世纪时间里，两家关系一直非常密切。两人分别来到北京后，相继走上文艺道路，“黄永玉”的笔名也是听从表叔建议改成，意喻永远光泽明透。

沈从文与黄永玉

如今，沈从文去世四十余年，黄永玉则有九十六岁高龄，许多读者或许读过他的诗、看过他的画，也耳闻两人的故事，但像张新颖教授这般，与他面对面聊天，近距离观察和走进他的生活，并听他亲口回忆沈从文、巴金、钱锺书等文化人物的故事，实属难得。而“顽童”如黄老，精神矍铄，一边说话，一边抽烟，他让张新颖教授坐在右手边，因为“我这边的耳朵好一点，说话方便”，听见有人说昨天这么热，今天却凉快，还道“因为我生日嘛，当然天气好了。”

本文摘编自张新颖《要是沈从文看到黄永玉的文章》之《黄永玉先生聊天记》，因篇幅所限，有删减，小标题为编者拟。

“我就玩啊”

“您昨天晚上是几点钟睡觉的？”

“我啊，一点多。”

“平常呢？”

“平常也是一点多，两点。最近看电视，到床上还在看，看摔跤啊，青海台啊，河南台啊。”

“那您一天睡几个小时啊？”

“我随时睡。无所谓的。”

“看电视的时间挺长？”

“有些时候长，看影碟啊。我主要有一点，工作时间是指定的，工作时间之外，随便做什么，不管自己的。”

“上午工作？”

“上午在写小说，下午就是外来的一些人，什么买画呀，买字呀，或者是看看零碎的书，做做笔记，反正这一类的事儿。”

“现在写文章用的时间，比画画用得多了。”

“可不，这样已经五六年了。连载，一催稿，就紧张。别的没有什么，画画很自由。”

“连载这个形式也挺好，没有这个形式逼着，您可能就拖了。”

“我就玩啊，或者什么了，那就不可能写完了……所以李辉是监督员，我的监督员，很好。没有他的敦促，不是很容易写得完的。”

黄先生一边说话，一边抽烟斗，或者雪茄。我说您一直抽，影响不影响喉咙？黄先生反问道：“你听我说话，觉得有什么影响没有？——也有一点，别人让我现在唱歌，我就唱不好了。”说完，哈哈笑。

黄永玉

一只大狗悄无声息地走过来，趴在黄先生坐的单人沙发旁边，黄先生抚摸着它。

“它几岁了？”

“六岁了。”

“长得好。您写过一幅字，‘我认识的人越多，越喜欢狗。’”

“写过的。现在我的日子里，完全就是这些东西了。朋友也是这类的朋友，聊天，谈文化什么的，没有别的朋友。我酒也不喝，更也谈不上下棋，打牌，我都不会。”

黄永玉的画

“为什么您就不喝酒呢？”

“我的父亲也不喝酒，我的兄弟都不喝酒。但是我的爷爷是个大酒鬼，大到不得了。他帮熊希龄做事情，与熊希龄有亲戚关系，香山慈幼院是他盖的。他房间里面一墙都是酒坛子，我有个表兄帮他管酒坛子。他七十多岁退休回到湖南来，熊希龄在芷江还有个产业，他又到芷江去帮他管产业，所有的酒熊希龄派人从北京运到芷江。是个大酒鬼。”

“那您父亲不喝酒，跟您爷爷是个酒鬼，有没有关系？”

“我四叔——我父亲弟弟，我父亲是老三——四叔是大酒鬼，遗传给四叔不遗传给我父亲。我爷爷知道四叔是个大酒鬼，有时候回家乡了要骂他，喝醉了，骂不了，等第二天一大早再说吧；第二天一大早呢——他早午晚要喝三顿酒，早上四两——四两一下去就醉了，我四叔就没有机会挨骂，两个人参商之隔。叔叔在蚕业学校，养蚕教书，所以早晚碰不到头。我父亲是一滴酒也不能喝。”

“沈从文也不喝酒。”

“不喝，他家里大哥不喝，弟弟也不喝。”

“噢，他弟弟是军人，也不喝？”

“不喝，应酬可以。我的四叔，后来在沈从文弟弟那里当副官，喝醉酒就骂他，他们表兄弟呀，就骂娘。然后，我这个三表叔呢——就是昨天那个表妹的爸爸——就打他屁股，叫兵打屁股，他骂娘嘛。第二天醒过来，我四叔也不知道屁股怎么这么疼，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人家就告诉他，你骂娘，他就很不好意思。那个部队，都是家乡子弟，就等于是个大家庭，谁打谁啊，干什么，都知道。”

“你们那个地方的人，当兵特别勇敢，也很惨。”

“在嘉善。”

“你们那个地方，虽然偏僻，却一点都不封闭。很早的时候，像您父亲啊，您母亲啊，就受现代教育，那么早的年代。”

“主要是经济的关系，有钱，没有钱也办不到。我外公是宁波知府，最末一任，清朝末一任宁波知府，是曾国藩的部下。慈禧要分散曾国藩的力量，把他弄到宁波，宁波知府是很大，很权威，所以他的孩子能念大学、念师范啊什么的。而且外婆是宁波人。”

有的读书人，只会读书了

谈话如流水，流过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的事。

“……一个骂人的人，他骂一骂，你不理他，他就慢慢就好了。你去理嘛，这个事儿就不好办。”

“有个英国人说了一句话，说，不要老记仇，你记仇了，影响你以后办事的判断力，影响你未来的判断力。”

“还有一句话是，为自己想，也为别人想。别光为自己想，也为别人，设身处地想一想。权力、欲望、名利，太厉害了，太强烈了，不好。”

“有的人，跟演艺界的人差不多，也怕人家忘记。你画画的……”

黄永玉的画

“萧乾这个人哪，非常有意思。人也很有趣，博学，知识广阔，聊天，玩儿啊，真是太好了！一把雨伞摆在家里，报馆也得摆一把；雨衣，这里一件，那里一件。香港《大公报》晚上开夜班，一看九点钟，抽屉打开，一瓶一瓶的药，开水，吃这个药，吃那个药……落魄了，做右派，穷了，到街边买处理的水果，一半是坏的，买回来，洗干净，把坏的切了，用布摆好，刀、叉、餐巾，一一摆好。我搬到三里河，知道他也住在附近，我写了个信给他。我说，现在日子好了，太平了，平安了，不再恐惧了，我有吃的好东西，听到好的音乐，我就想到你。他回了封信，‘那你得先来看我。’我说当然要来看你了，就又来往了。然后我就忙去了，毛泽东纪念堂啊，这里那里，忙得不得了。再以后呢，我就到香港去了。他《尤利西斯》翻译出来了，我打电报祝贺他。他翻译的书，特别好，特别顺。不久就去世了。很好玩儿的一个人，很幽默，懂幽默。唉，很想念他。”

1935年，萧乾从燕京大学毕业，经沈从文推荐，接替他编辑大公报副刊

我又问：“您看沈从文和巴金这两个人，性格很不一样，文章的风格也很不一样，但是两个人一直很好。这个怎么解释呢？”

“巴金呢，是一个中心，在精神上，是一个中心，老大，也不算老。什么中心？可能就是人格中心，道德中心。每一个人都找他，写信，谈问题。曹禺，萧乾，包括以前的丽尼，陆蠡啊，那一帮人，他年纪不一定最老，但是很多人都找他，在修身方面做裁判。曹禺，萧乾，写一大堆的信，跟他谈，沈从文也是这样，交谈，是这么一个关系，到后来是越来越成为这么一个中心……他本来是这样，他本身的成就，对文化上的贡献，在朋友中间的影响，还有人格的影响，这样的。他文字，没有沈从文好玩，但就是一讲到巴先生，都很尊敬。沈从文来往的人，像金岳霖，朱光潜，梁思成，杨振声，关系很多，但是在文化上成为中心的人是巴金。”

黄先生又说：“巴金的文字是很不讲究的……这些老人家面前，我最怕巴金，在他面前我没有什么话讲。”

“您这个性格，不应该是这样呀。”

“不是，你讲话，他没有话同你对答，坐着。你想，坐着是不是厌烦我们在那里，咱们走，他又不希望你走。黄裳也有这感觉。黄裳要是写巴金，就很有写头，他同他的关系，又住得很近，可以写很多。黄裳写了一点点，他去世以后。”

“您昨天跟我说，沈从文服饰研究的书，郭沫若作序，是最大的一个侮辱。”

“是不是？你说沈从文怎么能反对。当然不会是他去要求他的嘛。就是沈从文去要求郭沫若，郭沫若能答应吗？是吧。”

“沈从文这个人，也很矛盾。您看他的性格，外表很软弱，但是内心又特别坚强。这个软弱和坚强混合在一起。”

“没有办法。你比如说，第二次文代会，五三年，我回来了，马上就能够参加文代会了。当时基本上天天见面，因为住得近。‘好，你们年轻人多参加活动，好！我们这些老人就不要了，也可以了。’这一类的话，心情是很寂寥的。第二天早上要开会，大清早，他从东堂子胡同跑到大雅宝胡同，走路过来。‘永玉永玉，今天早上收到请柬。’啊，高兴得。老人家嘛，寂寞。后来当了政协委员。”

沈从文抗战前摄于北平

“您下放到河北磁县农场劳动的时候，那段日子还轻松吧？”

“非常不轻松。不轻松。对我呢，比较好，因为到底下，那两派的力量还在那边顶，对我呢，比较放心，我只是写动物那个东西，被人家揭发出来了，别的我没有。我历史一点问题也没有，作风，也没有问题，亲戚，也没有问题，而且教书非常认真——当然后来被批判成为资产阶级教育方法，那没有办法——但是教书，百分之百地投入，非常认真。要不，这么一个资产阶级的教授在这里，老早踢掉了，就是因为你认真，他没有办法那个。而且我脾气又不好，他竟然还要你。所以呢，到了干校，对我这方面，没有派系，觉得可靠，让我送报，各个班由我来送，让我当草药组的组长，采草药给军部上缴，做感冒丸啊，做什么丸。”

“这劳动强度还不算太大。”

“大，大，大。从住的地方到劳动的地方，是十六里，来回是三十二里，每天每天，还不讲干什么活。晚上放工回来，还要唱歌。过一座木桥，很宽的木桥。这边回去，那边赶羊的过来，这边唱，那边羊在叫。这个真好笑啊。不过礼拜天呢，他们要守纪律啊这些，我是在守纪律的夹缝中间，可以找玩乐的。那里是铜雀台，西门豹治邺的地方。那条漳河是很浅的，当年曹操练水军，现在呢，顶多盖过脚背。那么周围呢，有七十二个古代的坟堆，小金字塔一样的，有大的，有小的，六朝的，北齐的，兰陵王啊什么的。所以我就讲这个讲那个给他们听；有空呢，采草药的时候，就往那儿跑。”

“您教书期间，主要是教版画？”

“嗯，教版画。”

“到现在，对版画还有感情吧？是不是对版画的感情，比其他的艺术样式更深一点？”

“那是半辈子。你看看，我的那些木刻板，剩下一点的木刻板，那是一刀一刀地铲。这么多，就是用人手一刀一刀地这么铲。”

“这些板子，还有很多吗？”

“还有一些，很多没有了。所以，我给儿子，最近写个纸条给他，我说老爸是，半辈子是一刀一刀地铲；‘文革’以后呢，一笔一笔地在画；现在这十年间呢，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这一辈子就是这样。以前，是年轻的时候，我有把号，法国出的，就吹。有杆猎枪，所以困难时期解决问题，上海啊，东北啊，广东啊，来了开文代会啊，都没有东西吃。我怎么解决问题呢，到家里要吃饭呀。我就出去打猎，打个大雁啊，打个什么。”

“那个时候北京能够打到？”

“昌平、通县、顺义，这边，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房子，什么都没有。打到就回去开心。孔夫子讲的，吾生也贱，我生得比较贱，故多能鄙事，所以鄙贱的事都能做。有的读书人……”

“只会读书了。”

“李辉，他都不相信，我能做这么多东西，每一次都要去查一查，结果发现是真的。”

黄先生笑了，有些得意。

李辉写黄先生的传记，“每一样事他都要去验证。比如说，我在集美，留级，念到初中，念到二年级，念了三年，留了五次级，这怎么可能呢？”

“这个我们也不太相信。”

“三年是六个学期嘛，我怎么能留五次级呢。我主要的是有一个思想，就是看不起这些东西。比如说国文，我小学念的就是高中的国文哪，是吧。怎么现在初中还在念这个？自然科学，我在凤凰，什么真的东西，见得太多了。历史嘛，讲故事嘛，这有什么呢？英文，我学来干嘛！什么代数啊、几何啊这些，哎，我几何好，八十分以上九十分，代数一塌糊涂。老师说你几何需要代数的基础啊，哎，我能够憋出来。”

“几何好，可能跟您木刻、绘画都有关系。”

“大概是这个问题。”

身体不好，是一个弱者的表现

到了吃午饭时间，我们移到饭厅。两个人各一碗炸酱面，猪蹄，黄瓜丝，还各一大杯冰水。这一大杯冰水，我一直没动，黄先生却喝光了，我吃惊不小。

边吃边谈：“抗战那个时候，年轻人都没有出路，幸好有那种演剧队。全国很多大大小小的演剧队，把这些失学青年都能够收留。我文化上的成长，除了念书之外，主要是从演剧队里面受到的。演剧队里的导演啊，那些老大哥们，形成一个很好的环境，都谈戏剧啊这些。”

“您那个时候也年轻。”

“小。”

“您这个吃饭的口味，因为到的地方特别多，所以口味也无所谓吧？”

“嗯。都可以。像我的文化一样，都不是正统的，有什么吃什么。医院的饭我都能吃，我跟你说。我一个朋友，我去医院跟他住了几天。我朋友说，这个饭，你怎么也吃得这么欢。我开玩笑，我老说，一个人每天能对得起三顿饭就不容易了。”

吃完饭，又坐回客厅。

“您跟我说这么长时间的话，累不？”

“不累。”

九十一岁的老人，看不出一点疲倦的神色。

我指着墙上挂的沈云麓画的肖像，问：“这个您怎么找到的？”

“这个不是原作，是制版出来的，原作在我家里。我五三年回北京，他当年学画炭像那个地方，那个炭像馆，还在，在那里找到的。”

“五十年代还在。他应该是二十年代学的。”

“这个人呢，一身毛病，鼻子也有毛病，脑门儿上有条缝，身体又很单调。沈从文的爸爸，密谋刺杀袁世凯，失败了，跑了，就不告诉家里。然后呢，这个大表叔，就这么单独地从北京出发，去东北找爹，就找到了，真不容易。”

“您看了我这个《沈从文的后半生》，您觉得有没有必要再写一本《前半生》？”

《沈从文的后半生》，张新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理想国

“前半生，不要了。”

“不要了？”

“因为很清楚了。实际上他写家里，《从文自传》里面，写的事情并不多，是吧？你怎么可能写得更详细呢？不可能。有的是他以后想象出来的。你比如说，我有一次同他回家乡。我对表婶说，回去吧。她说，你得问他。那我等于是强迫他回去，他居然同意了。然后回来，他就多谢我。躺在床上不能动的时候，他说多谢，要不然的话，他就不能回家。我说，等你好了以后，咱们再好好地回去一次。我说，咱们找一只民船，你以前在白河游水的那种民船，自下而上往上走，往湘西那边走，到一个码头，你有印象，咱们停下来，过了几天再往前走。他说，没有人做饭哪。我说，做饭很容易啊。他说，让曾祺一起，曾祺会做饭，菜炒得好。我说，嗯，可以找他一下……以后就不行了。唉，真是。”

汪曾祺与沈从文

“您看，他的身体，从五十年代的时候，就开始血压高。”

“流鼻血。四十年代、三十年代、二十年代就流鼻血，晚上写东西就流鼻血。他爱强调两样，一个就是，自己身体经常不好，强调这个。”

“是不是真的不好，我想问问。”

“也有。这种情况呢，是一个弱者的表现，哎呀我身体不好，这样。这个弱者的表现呢，从心理学上来讲，是一种自我发挥，另外一种发挥。他爱强调的另一样，写字，书法，喜欢写，但老是说用五分钱的毛笔啊这些，经常喜欢去做点这个。实际上他字写得好，但又说是‘学书’。这就是湘西人的那种毛病，老人家的那种毛病，把否定当成肯定。像钱锺书就强大。社科院让他参加一次人大会堂的宴会，通过办公室专门来找他。他说，‘我不去。’‘上级让你去的。’‘我不去，我很忙，我现在工作很忙。’‘那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不，我身体很好啊。’这就是强大。沈从文没有这样的强。”

钱锺书与杨绛

“他比较温和。”

“实际上内心很强大。”

“如果把他的书法收集起来，现在也收集不全了，印一本他的书法集，也挺好。”

“唉，可惜了，好多都毁了。”

“章草现在很少有人会了。”

“他写得多好，写得最好的一个人。”

读书，读完了思考，还要交游

谈话间歇的空当，听得见墙上挂钟走动的声音。屋里屋外，异常安静。

“那个时候，有一些沙龙，像林徽因、梁思成的沙龙，多少的精华啊。凯撒大帝总结他的经验，他不是有三条经验嘛，一个是阅读，一个是思考，还有一个交游。人生文化成长的三个要点，一个是读书，读完了思考，还要交游。交游，在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圈圈里面，都存在这个问题。比如说，十八世纪末的那个印象派，都住在塞纳河的沿岸、两边，大家汇在一起，形成自己的作风，我免得同你一样，我形成我的作风，你免得同我一样、同他一样，所以有自己的作风。因为交流，大家谈阳光的问题，怎么表现光，大家就研究这个。那么生活也吵架，就是这样的事——在中国，交游，就成了小集团。”

1922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在雪池胡同的家中

不知怎么就谈到了胡乔木：“我住在三里河的时候，钱锺书也住在三里河，胡乔木有时候就来找找钱锺书聊天，找找我聊天。要看胡乔木的一般的生活，非常没有意思。来我们家谈别的东西，聊玄天，很有意思。他主要的为什么呢，他想摆脱那些，才到我们这个世界来。我呢，有一个注意的地方，就是，不打听事情。他爱说什么，我们听，不提出什么问题。同他来往，哇哇哇的，很好。有时候我送书，他居然会很喜欢我的‘动物篇’、《永玉三记》啊那些。他的注解啊，有时候弄得很多，弄了六七张信纸，排字排错了啊，用词用错了啊，什么什么的。”

我后来看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的《胡乔木书信集》修订本，1984年3月1日一封长信，为香港三联版《太阳下的风景》做“义务校对”，顺着书页说“问题”，一条一条，不厌其烦。

开头说：“《太阳下的风景》我已看完了。这本小书给了我很多知识、智慧、美的喜悦（当然也给了我悲伤）。为了表示我的感谢，我曾说愿意做一名义务校对，这只是为了希望它在国内再版时能够改去一些误字（当我翻看时就发现了一两处，所以前信这样说），使它更为完美。我想你不至怪我‘好为人师’，因为实际上这只是好为人徒。况且，我太爱你的散文了，爱美的人是不会乐意看到他所爱的对象的外表上有任何斑点的，这想必会得到你的同感。”

末尾，又说：“总之，对你写得那么精妙的文章，来这样一个枯燥无味的校勘是太失礼了，投我以琼瑶，报之以砖头。我会不会成为那给主人打去脸上苍蝇的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