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经典读书会的十年总结：读经不是什么小儿科的事情

我并没有统计过，但直觉告诉我，北京是中国拥有读书会最多的城市。

到百度上输入“北京”和“读书会”这两个关键词，就会发现北京几乎每天都有读书活动，既有长期定期举办的，也有临时个别举办的；既有开放式的，也有同仁小圈子的；既有大学、出版社等“官方”组织的，也有书友网友们自行集结的；既有讲座式演讲式的，也有大家发言、观点分享式的……这还不包括在网上或以通讯方式开展的非现场读书会。显而易见，读书会在今日的北京早已不再是学院派的专属，而是一个普通的社会现象，是城市现代生活的一个精神表征。读书会如此蓬勃发展，当然是因为市民有大量需求：首先是有读书的需求，很多刚入职的白领、刚毕业的学生，生活压力还不够大，在感到生活空虚的时候想到的成本最低的活动无非就是读书、健身、学外语，他们会主动在网上寻找可以参加的读书会；其次，很多人有畅所欲言的需求，有名无名的作家、水平不俗却找不到教职的博士生，也需要有一个舞台继续分享自己的观点。总之，北京在读书会上毫不缺乏“买方和卖方”。

十几年来，我在北京参加过很多读书会，有时倾听、有时陪读、有时对谈、有时主讲，我想，统计北京一共有多少家读书会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个数字在动态变化着。据我所知，有些读书会轰轰烈烈地发起，坚持不了几次就悄无声息地结束；有些读书会的参加者水平相似，大家各说各话，莫衷一是，阅读效率极低，亦不能持久；有些沦为茶话会和闲谈会，失却了读书的初衷……而能保持固定频率、持续多年时间、阅读质量稳定的读书会，应属凤毛麟角。

这次我想介绍的读书会，正是一个2007年以来每周持续举办，从未中断，参加者长期坚持、质量上乘的经典读书会。与很多拥有响亮“名字”的读书会不同，这个读书会至今没有正式的名称，我们有时候称其为“《论语》读书班”，因为这十年间，有六年时间读完第一遍《论语》，现在在读第二遍，期间有一年加读了一部分《诗经》，有半年读了部分《左传》；有时候也称其为“经典读书班”，因为尽管现在所读的都是儒经，但也保不准以后会读一些先秦的子书或前四史之类的重要典籍；有时候还称其为“注疏读书会”，因为我们读经的基本方法并不是直接阅读经文原文，而是阅读古代注疏，强调通过注疏来理解经典。

为了行文方便，接下来我还是统一用“经典读书会”来称呼这个读书会吧。说到这里，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知道了，这就是曾被媒体报道过，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陈壁生教授自2007年组织发起、至今仍然活跃的读书会。

我很幸运是这个读书会最早的成员。2007年，我刚读博士研究生，新到人大国学院任教的讲师陈壁生马上组织了这个经典读书会。他师从中山大学哲学系陈少明先生，研究方向是《论语》。于是，最初的读书会就是从阅读《论语》开始了，主持者除了陈壁生，还有当时国学院新来的陈伟文、刁小龙两位老师。这是一个开放式读书会，参加者并不限于本校师生，事实上，第一堂读书课可谓高朋满座、“人满为患”，但从第二次读书活动开始，许是知难而退，许是理念不合，很多人就陆续不再出现了。大约一段时间后，稳定下来的早期成员主要是包括我在内的五六名博士硕士研究生（还有现在中山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伟、暨南大学文学院讲师宋小克、昆明理工大学教师董琳利、人民大学哲学系教师刘增光）和三五名本科生（现在基本都在攻读国内外一流高校的博士研究生），以及一位出版社编辑。这批人始终坚持，直到因为毕业离开人大，甚至是离开北京才不再参加。当然，读书会每年也都有新人加入，新加入者大多数同样坚持到非离开不可才离开。

我并不讳言，我对这个读书会有着超乎寻常的个人感情，但这并不是因为我是“元老”，熟稔各种掌故，也并不因为那几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而是经典读书会真正教会了我读经典的有效方法。此外，和我后来主动参加或受邀参加的各类读书会相比，这个读书会也是最有收获、最货真价实的读书会。我写下这篇文字，首先并不是追忆，而是我认为经典读书会提供了一个可以复制、但复制标准极高的读书会范例，而其中的核心，则是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经典文本的阅读方法。我想，如果有人也想组织读书会，不论是学术类还是非学术类，经典读书会都能够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不妨谈谈经典读书会的三点经验。

首先，须具有明确的主旨和阅读范围。

一个读书会如果没有主旨和阅读范围，就一定会变成闲谈扯淡的社交平台，话题的泛滥不会带来意见的民主，范围的宽泛也不会带来思考的自由，只会导致时间的浪费。经典读书会从一开始就明确了主旨是经学研究，十年来从未改变。因此，读书会所阅读的文本也均是经学典籍及相关著作。当然，经学典籍本身浩如烟海，读书会还要制定更为集中的阅读范围。比如，读书会最早阅读的是《论语》，这个方向定下来之后，首先要做的是确定书目：包括作为基本典籍的十三经本《论语注疏》、刘宝楠《论语正义》、程树德《论语集释》；作为各个时期注疏代表作的如皇侃《论语义疏》、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宋翔凤《论语说义》等；作为参考资料的今人注本，如钱穆《论语新解》、杨伯峻《论语译注》等；作为出土资料的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等。

事实证明，读书会特别是学术型读书会，阅读的火力必须集中在有限的领域才能达到“攻城略地”的效果。而我曾参加过的一些读书会，每个人向其他人分享一本自己所读的书，那些没有读过的听众只好表现出“礼貌的兴趣”。大家读的书千差万别，兴趣就不能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兴趣很快就消退了。

第二，须有至少一名核心教师。

经典读书会的核心教师只有一名，即陈壁生教授。在读书会上，核心教师所承担的并不是组织人员、提出阅读书目等事务性工作，也不能像课堂教学那样进行单向的知识和思想传播。核心教师既要作为读书会的一员，和其他人平等地参与阅读，鼓励大家积极发表见解；又要凭借比其他人更高的水平，或是对大家发言中错误的地方进行更正，或是将发言中值得探讨的问题引向深入，或是把离题万里的发言拉回到话题本身。此外，为了保证读书会的长期坚持，核心教师本人必须做到坚持不懈、风雨无阻。因此，读书会的核心教师不仅要有足够的毅力，还须不断提升自己的学术和思想水平，每一次读书会之前要和其他人一样提前预习做足功课，总之，核心教师是一个苦差事，也是一个读书会能够保持良好运转的最重要的推动者，是读书会的灵魂。

第三，须采取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

读书有方法，毋庸置疑。古往今来，很多学者提出了各类读书方法，其中不乏朱熹这样的学术大师，愿意度金针给别人，实属后辈读书人的幸运。

一个人读书有法，一群人读书也有法。就我在北京所知道的，有些读小说的读书会，特别是女性读书会，其方法是提前布置一本小说，读完后大家来讨论，软沙发、下午茶、姐妹花，不失为城市女性生活的雅致情调；有些读社科哲学的读书会，其方法是每期请一位专业人士，对一本书的作者、背景和主要内容做些介绍，选读一些重要章节或段落，其他人提提问，近乎讲座；有些大学老师组织的读书会，不管是读外文原著，还是经史子集，方法是带领学生们把一本书从头读到尾，老师边读边讲解，学生边读边提问，教学相长，这是课堂授课的延伸；有些商业人士组织的读书会，方法是每人推荐一本书，用一次读书会的时间，了解多种观点，这比较适合那些速朽的流行的书……

经典读书会的读书方法，确实别有一些特色。这与读书会对“儒家经典”的认知理念相关。经典读书会认为：儒家经典作为经学的意义，首先并不在于原文，而在于历朝历代的解释（注疏），经学的活力体现在对当时当世“上至国家大政、下至日常生活”的解释、褒贬、介入，并非有一个凝固不变的标准答案等待后人挖掘。因此，试图通过直接阅读经典原文来探究所谓“原意”，既没有用，也不太可能实现，还会因为人人“我注六经”，导致出现“六经注我”、各说各话的局面。

因此，经典读书会认为，阅读儒家经典必须通过阅读注疏来实现，注疏提供的不仅是一般性的字、词、句的小学训诂，更是体现了一朝一代对经典的整体认知，特别是如郑玄、朱熹等具有转捩性特征的注经大师，其注疏还标志着他们以一己之思想体系，对经典系统的重新塑造。而只有通过阅读注疏，才能深入体会到儒家经典是具有生命的，能在不同的时代，针对不同的问题，结出不同的果实。最终，对注疏的阅读还将帮助读者习得用经学的观念来观察、解释、介入自身所处的时代，推动儒学继续生长并结出新的果实。

这一理念决定了经典读书会的读书法必须围绕着注疏进行。还是以《论语》为例，读书会不直接读《论语》原文，而是将不同时代的注疏分配给读书会的成员，每个成员主读一本注疏，参读其他注疏。当时，宋小克主读何晏注、邢昺疏的十三经本《论语注疏》以及皇侃《论语义疏》，刘伟主读朱熹《论语集注》，我主读刘宝楠《论语正义》和宋翔凤《论语说义》，陈壁生老师则总揽全部，其他注疏作为参考。没有排印本的，就从古书中选取善本复印。每次读书会前，我们都会认真做好功课，不仅要精读自己负责的注疏，还要浏览其他的注疏。

周末的晚上，读书会开始。每个成员首先把主读的注疏讲解给其他人听，并提出阅读中思考的问题，讲错的地方老师会马上更正。所有人发言完毕后，大家再由核心教师带领下，对不同注疏进行比较，分析差异的原因，有些注疏还要结合注家所处的历史背景，甚至结合当前的社会现实、学术思潮进行分析。各家注疏一经比较，就会发现无数值得探究的问题。比如，何晏的注常常具有鲜明的玄学色彩，而皇侃的注（疏）确实是六朝义疏的典范，刘宝楠的注（疏）对郑玄的遗文几乎悉数采纳、百般弥缝，宋翔凤则提出许多奇异的今文经学的解释……不过，这样笼统的描述，恐怕不能见出“注疏读书法”的妙处，不如就以大家都熟悉的《论语》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中的第一个字“学”为例来做一说明。

这句全世界华人都耳熟能详的话，即使在钱穆、杨伯峻这样的宿学那里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钱穆《论语新解》说：“学能时时反复习之，我心不很觉欣畅吗？”杨伯峻《论语译注》说：“学了又时常温习和练习，不是很愉快吗？”但是，古人的注疏可就不同了。

在《论语注疏》里，汉代的注家对“学”字不做解释，只有东汉末到三国的王肃说：“诵习以时，学无废业”，这说明在当时“学”的含义是不言自明的。到了六朝的皇侃，他在《论语义疏》中引用了《内则》、《王制》等《礼记》的篇章里关于“学”的解释，大意是说“学”指的是“诗书礼乐”等儒家体系的内容。由此可见，在早期，这个“学”字指的就是与儒家典籍和礼仪密切相关的内容。

而南宋的朱熹却说，“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意思完全变了，“学”不再拘泥于典籍礼仪等“知识性”内容，而是“向善”，成为一种道德追求。这一对比，马上就能看出宋代理学对于个体心性的挖掘和对道德的措意。

再看清代。刘宝楠一反朱熹的道德言辞，说：“诗书礼乐，乃贵贱通习之学，学已大成，始得出仕。春秋时，废选举之务，故学校多废，礼乐崩坏，职此之由，夫子十五志学，及后不仕，乃更删定诸经……删定之后，学业复存。凡篇中所言为学之事，皆指夫子所删定言之矣。”意思又变了，“学”的内容不再是道德，甚至比早期的“诗书礼乐”还要狭窄，专指孔子“删定”的六经，而且，“学”还被赋予了政治含义，成为孔子为了复兴已荒废的通过诗书礼乐选拔官员的制度的措施。显然，这种解释既是清代学术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反动，也反映了清代经今文学的影响。

一个小小的“学”字，通过注疏的比较就能发现如此重大且有趣的问题，其他可想而知。因此，这一“注疏读书法”受到了读书会成员的欢迎，大家得以深入到不同时代的历史和学术语境中，从差异里寻找思想史的蛛丝马迹，很多人还打开了写论文的灵感宝库。没有人去问：“哪一个才是标准答案？谁说的是孔子本义？”阅读注疏，本质上就是阅读原文。而且，久而久之，对注疏的熟悉使得读书会的成员能够有意识地用儒经为标准，来对当代国内外发生的一些大事和个人生活事业的选择进行判断，产生了实践的效果。

我想，以上三条做法，正是经典读书会能够坚持十年之久，且培养了不少认真读书具有判断力的青年的原因。或许有人会说，这个经典读书会太“学术”化了，我们日常需要的读书会是一种交际方式，不需要这么学术。对此我认为，不同目的的读书会当然有不同的形态，但在组织方式、维持高水平阅读等方面具有共通性，而且，学术性读书会树立的是较高的标杆和准则，一定能比那些社区、网友、爱好者组织的读书会更值得借鉴，至于借鉴的程度高低，那是另外的事情了。

此外，之所以写下这篇文章，我想还有一层含义。在今天传统思想回潮，到处都是良莠不齐的读经班、女德班的情况下，经典读书会的读书方法，多少能够告诉普罗大众，读经不是什么小儿科的事情，不是什么人都有能力来做老师的，也不是一眼就能辨别出精华糟粕的。因此，也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识别出那些打着读经的旗号，有意无意拿传统之糟粕毒害大众特别是青少年的所谓读经班的真面目。

最后，我想透露一下，目前（2017年）经典读书会的地点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二层会议室，时间是每周日六点半开始，目前正在阅读第二遍《论语》。我只能帮到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