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著名左翼学者克里奇利谈特朗普：一位施密特式的人物

［编者按］：

从去年至今，“民族—民粹主义”的狂潮正席卷西方世界，一夜之间，仿佛亘古不易的“政治正确”信条以肉眼可见的方式在普通民众与知识阶层之间真真切切地撕裂了。相形之下，在政治哲学中被称为施密特主义的“以敌友划分界定政治本质，置民族—国家利益于国际法之上”的政治话语似乎正以一种压倒性优势主导着当下西方的政治现实。特朗普让全世界大跌眼镜的“禁穆令”，他标榜的贸易保护主义、反移民、反全球化与去年6月英国脱欧，12月意大利修宪公投惨败遥相呼应；而在今年接踵而至的欧洲各国大选前，法国国民阵线(FN)、德国选择党(AfD)等极右翼政党的浩大声势，似乎都预示着西方世界将有一场大变局。

近日纽约新学院哲学系访问学者、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王曦，对美国学界最著名的左翼学者之一西蒙·克里奇利 (Simon Critchley，1960 — ）教授就特朗普现象展开专访。面对中国学生的提问，克里奇利对特朗普上台前后诸如思想与情绪、真相与谎言、被代表与边缘化等一系列今日“美式民主”的典型症候做了精彩点评，揭示了施密特意义上的“赤裸政治”如何在当下的美式民主中粉墨登场，政治在心知肚明的谎言套谎言的体制下，经由媒体、景观、作秀运作，依靠经济利益得以保全。今天，民粹主义在西方世界的抬头已成为全世界都必须面对的政治现实，国际政治或将滑落至一种返祖性的民族主义话语，在这一特殊时刻，克里奇利提醒，西方左翼需要汲取教训，面对民粹主义的威胁，人们必须思考一种“有动机的政治”是如何被构建起来的。他指出一种有效的政治必须懂得如何让体制性的、政策性的、结构性的元素，能够契合特定地域民众的日常生活的气质、秉性，如此政治伦理主体方能培育出来，公民才能向参与公共政治事务、投身公共善的方向发展。

西蒙·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1960 — ）现任纽约新学院哲学系教授，约翰·乔纳斯荣誉教授，欧洲哲学论坛执行委员会创始委员、常任委员，曾任英国现象学学会主席，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研究员。个人学术专著二十本有余，部分著作已译成多种语言。此外，他还是《卫报》的撰稿人，《纽约时报》大众哲学专栏《石头》的编辑，该专栏已经吸引了数百万的读者。

王曦：近年来您的《无信仰者的信仰》和《无尽的要求》等探讨政治哲学的著作在西方学术界影响巨大，您对美学和政治伦理学交叉领域的探讨更是在西方左翼理论家中独树一帜，引发了齐泽克、巴迪欧、朗西埃等左翼学者的广泛理论对话与争锋。您曾在著作中谈及施密特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复杂纠葛，谈及当下政治与美学、伦理学的错综关系。还想请教您如何看待当下欧洲传统政治势力与日益上升的民粹主义、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之间的争夺与博弈？特朗普所预示的是否是一种新现象？

克里奇利：这是一个很复杂但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让我们从我的家乡英国脱欧往后看，公投是一个重要时刻，被精英们边缘化的最普通的男人和女人们在表达一种诉求，或者说抗议，他们拥有的是一种十分强大，却同时又模糊不清的民族情绪。不仅是美国这次的竞选，今年二月份德国的竞选，五月份法国的总统选举，不得不面对的是相同的局面。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时间点，欧洲的自由主义政治似乎已走到了解体的临界点。当然这一直都是俄罗斯想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缔结的北约同盟正在日益土崩瓦解。现在的政治更像在看戏，一场超现实主义的惊心动魄的大戏。想来这丝毫不让人奇怪，特朗普的首席战略专家和媒体顾问史蒂芬·班农，之前是个不错的好莱坞导演，他将莎士比亚的一部政治戏剧《泰斯特·安特洛尼克斯》拍成了电影，这应该是莎士比亚最早的一部戏剧，关于一场玩弄权谋的残忍的政治屠杀。班农还参与了11年另一部改编自莎翁戏剧《科里奥兰纳斯》的同名电影拍摄，这部电影大致反映了共和国与军事独裁的权力博弈。政治正被那些有着戏剧背景的幕僚们美学化，这种美学化以一种让人们持续转移注意力的方式运作，他们不停地变换着政治景观，让这场大戏能够持续上演。特朗普很精明地看清了这点，因而能够让戏演得引人入胜。目前发生的像一场电视真人秀，所有的东西都带上了戏剧特征。

特朗普毫无疑问是一位施密特式的人物，推行着施密特意义上的“赤裸政治”，我想强调的是在眼下的时间点上，我们看到的是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塌陷。我们将一位成功的商人推上了台。在施密特的定义中，统治是对孰为敌人、孰为朋友做出决断，特朗普眼下的所有决断，他在全世界“寻找敌人”的举措，都聚焦在我们能做一笔好生意还是坏生意。特朗普这两天颁布的移民法令，宣布开始“修墙”的政治秀，和他竞选以来调用的“反华”修辞，背后运作的是同一套敌友逻辑。中国运作良好的市场经济和中国政府强有力的领导，在他的演说辞令中被转化为将美国各个方面打得一败涂地的政治强敌形象。商人的清算和精明手腕，使他擅长用媒体宣传调动起人们的各种情绪，在这里我指的是一种被制造出来的恐慌，对被外国移民，或中国人抢走工作的恐慌。这即是在施密特的意义上借助臆想的外部威胁以确保帝国秩序的活动。这种借助关于外部敌人的景观生产机制，推行政治决断的手腕在历史上并不陌生，只是现在我们有了一位电视真人秀选手的倾情演出。

特朗普现象还将如下的施密特政治教义赤裸裸地演绎出来：我们知道政客都是骗子，他们同样知道我们都知道他们在撒谎，我们也知道他们同样知道我们都知道他们在撒谎。这的确是施密特意义上的“赤裸政治”，一种当代的特殊类型。政治在心知肚明的谎言套谎言的体制下，经由媒体、景观、作秀运作，依靠经济利益得以保全。你只要看一下特朗普上台以来金融市场和股市运作得出奇好的现实，就大概能理解特朗普意义上的“赤裸政治”是如何了。我们经过了奥巴马的8年，在政治准则、理念和自由主义全球秩序规则下运行的8年，但现在一切都不再如此，经济利益至上的“赤裸政治”压倒一切，而资本主义的秩序却依然借这个充斥着我们心照不宣的谎言的体系得以保全，但究竟何去何从我们只能等着继续看戏。

王曦：这是不是意味着只要经济运作良好，政府就能够被保全？但在古典政治哲学的语境下，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扰乱难道不意味着政治德性的沦丧和政治的堕落吗？就美国国内政治而言，何为民主政治的基本准则，难道不都会很快无底线地沦丧下去？同时，如果民族国家利益压倒性地高过国际公义，这是否意味着长久以来为达成多边合作关系和全球合意结构付出的许多政治努力可能都将付诸东流？

克里奇利：这的确意味着政治德性的严重堕落。西方世界的人们依旧生活在这样一种疯狂的幻觉中，好像体制会永存。对这一点我的态度很悲观，依然没有能改变现状的集体意志。施密特主义的流行，意味着现在的政客和民众都懂得政治或多或少需要谎言维系，民主、权力、尊严甚至自由等无比珍贵的字眼，都被扭曲、降格成了确保国家体制的自我维系而不得不说的低贱谎言。民众认为在特朗普公然摒弃左翼自由派熟稔的政治规则和辞令背后，他们看到了一些真实的东西，每个人都知道他是谁，他是个逐利的商人。现在我们有了个商人式的美国总统，一切问题都成了交易问题。特朗普正在发起的是一种交易政治，现在美国正试图做的是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国家，达成新协议，并强硬地将之落实，因此我们可能破除所有这些现有的全球自由主义秩序下的贸易关系。不妨做个回顾，现在人们将里根与撒切尔的上台称为新自由主义的出现，那种政府的存在是为了服务于市场的理念，以及全球化了的市场；与市场全球化同时的是中国的崛起。接着我们这儿出了奥巴马，他力图采取贸易自由主义机制，控制全球主义效应。而今所有这些都被拒绝了。以往我们的观念是，会有一些国际协议，这些协议意味着跨国的全球的合意结构，每一方都来签署这些关于环保或各种其他事务的国际协议，国际磋商聚焦的仅仅是我们能否令中国或者美国签署这些协议。但是现在，它们都被拒绝了，人们想要个商人做领袖，他“寻找敌人”，仅仅关心能不能做一笔好生意，即便那意味着相当艰难的谈判。

王曦： 所以特朗普强硬的交易政治，意味着全球政治经贸关系将很可能从多边主义的斡旋与合作滑向一国对一国的力量对比？您觉得特朗普这种本国利益至上的民粹主义姿态对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造成何种挑战？会给国际政治生态带来何种影响？

克里奇利：没错。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曾一度被奉为世界效仿的典范，但现在显然成了一种讽刺，除非你想往你的国家输入像我们这里一样的不确定性及混乱无序。对我来说特朗普现象提出的问题是：特朗普到底做了什么让他获胜？他的演讲方式为什么会鼓动人心？他究竟鼓动起了什么？我想先抛出的判断是：在当下国际政治滑向一种返祖性的民族主义话语之时，西方左翼需要汲取的教训是政治不仅依赖对民粹主义威胁的深刻洞悉。面对民粹主义我们思考的应该是，一种“有动机的政治”如何被构建起来。

先从众所周知的“铁锈工业带”的白人将特朗普推上了台讲起，但不仅仅是这些人，他的演讲在很多人那里产生了共鸣。奇怪的是，在他路人皆知的谎言和让人不齿的行径背后，人们却认为有一种隐藏的真理，一种第一次替他们发声的真理。在特朗普选举获胜后，他的第一条推特写的是“这是一场被遗忘的男人和女人们的胜利”。特朗普现象值得引起我们关注的，是新的选民结构和能够发动起他们的政治名义，那些没能从全球化中获得任何好处的人们。上世纪八十年代对大企业的收购和私有化，使原有的工业在制造业产品外包的全球市场倾轧下消解，其中一个结果就是美国大量蓝领的失业，所以“中国人偷走了我们的工作”就成了对中国等国家不满情绪的表达形式之一。我的想法是，过去四十年在美国和英国等国家发生的事情是政治被商业接管，自由主义右翼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在筹划着怎么运用市场的权力，市场成为影响人们方方面面生活的杠杆性因素。这个观念的盛行在当今的美国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在市场面前政治的力量十分微弱，真相在这次选举中毕露无疑。

你想想看，在特朗普好像要获胜的时候，人们最主要的反应是“这会对市场带来什么影响”，很显然，市场决定了政治！里根的美国时代和撒切尔的英国时代以来，一直试图削减政府对人们生活影响，这导致工作岗位基本上由市场支配。但很显然，市场支配一切既意味着关税和贸易都不受限，也同时意味着无法确保本国人的工作岗位；因为市场跑到哪，工作岗位就在哪，而提供较多岗位的制造业显然青睐成本更低廉的非西方国家。概言之，商业支配政府的现实，使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受损。而特朗普的悖论在于，美国的政府早已无可作为，除非贯彻一种国家社会主义的策略，但这在美国又不现实。因而对很多西方国家而言，中国是个很神奇的模式，在确保市场运作的情况下，政府依然能够对市场施加足够多的影响。

王曦：所以您认为特朗普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试图以加强政府操纵的方式实现与全球化市场的博弈？

克里奇利：这对美国来说已经太晚了，现在他们能做的只有被称作“资本回撤”的举措。也即将那些被分配到世界各地的资本再度收拢回来，投资在本国的基础设施、工厂企业、产品制造业上，他们预测十年或二十年后重新夺回那些“被抢走”的工作机会。这是很多人想要的，但实际上如我们所说的，人们习惯了汽车、洗衣机、各种家居用品低廉的价格，如果要改变很难。所以我想强调的是，特朗普更多调动的，实际上是一种“民族情绪”，他发现了一个新的选民群体，并尝试发明一套能表述他们诉求的政治话语。这些群体长久以来感到被两样东西欺骗了：一是全球化的发展，或者说资本主义近二十年乃至四十年内的发展，很多人感到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好处。另一个是国家自身塑造的形象，或是说国家许诺要代表的群体。那些最普通的工人阶级的白人感到这个国家不再是他们的，文化象征语言中充斥着少数族裔、多样性等的话语，但他们没看到关于他们的任何表述，他们在问： 我是谁？我的感受如何？我应该怎么办？这种被彻底忽视的感受，让他们觉得唯一能做的只剩下握紧“让美国再度强大”的爱国主义标语，期盼着美国变成一个能够让他们说话算数的地方。所以真正调动起这些选民群体的是这种民族情感，人们一方面感到全球化和技术精英主义让他们被边缘化，另一方面在这个国家现有的文化表征中，他们感到一种彻底的疏离、孤立、遗忘，这让他们投票给特朗普。

王曦：被称作新千年一代的年轻投票者们在这场选举中很支持桑德斯，您怎么看他提出的新型民主社会主义方案。从您提到的能激发政治情绪、鼓动人心来看，希拉里显然不具竞争力，但您觉得如果竞选是在桑德斯和特朗普间情况会有不同吗？

克里奇利：这是个相当有趣的问题，将特朗普和桑德斯对举很能说明当今政治的问题。桑德斯十分明智地在民主社会主义地名目下讲述了一套批判全球化的话语，他关于贸易、经济的观点和特朗普很近似，都是一种国家保护主义。但他能够吸引年轻投票者们，他们形成了与特朗普“中下层中老年白人男性”的选民队伍对举的一拨新型选民构成。如果说特朗普调动了一套右翼民粹主义话语，桑德斯调动的则是一套左翼民粹主义的话语。我并不想评论哪一方吸引力更强，我想说的是政治必须有深入人心的一度。尽管政治关乎律法、论辩、立场、言说等事项，但这些事项带给人们何种感受，如何言说才能让人们信服，才能激发起人们的行动实际上相当重要。希拉里显然不懂得政治如何才能具备深入人心的维度，桑德斯和特朗普却深谙此道。

王曦：这样说来，特朗普的“让美国再度强大”、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以及奥巴马的“美国梦”倒是有极相似的地方，他们都制造了一套有说服力的，能表达新群体诉求的意识形态话语，这还让我想起了您书中对“政治虚构”的界定。有些评论者认为希拉里不具备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如果她当选，所有的东西都会一成不变，但眼下人们想要变化，所以希拉里给不出吸引人的“政治虚构”。

克里奇利：的确如此。这是特朗普现象指向的眼下政治的另一组悖论。人们想要变化，但他们却处在一套所有的制度设计都是为了防止生变的政治体制中，在这一系列规章程序下，即便有变化，也只能十分缓慢地发生。特朗普抓住了人们想要求变的心理，奥巴马也是，他提供了一套关于变化和信仰的美好政治虚构，也即是万众一心的美利坚合众国。正如我在《无信仰者的信仰》中写的那样，政治通过虚构运作，尽管我们倾向于把这些虚构视作不同的东西，它们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现在我们有关于普世话语的政治虚构，有左翼的政治虚构，有右翼的政治虚构，有民族主义的政治虚构，有身份认同的政治虚构，我们要清醒认识的是，政治关涉在权力的角逐中最好地调动这些虚构。

王曦：这似乎直接照应了您之前抛出的论断“面对民粹主义的抬头趋势我们思考的应该是，一种‘有动机的政治’如何被构建起来。”您在书中曾评价西方左翼政治“无动机性”的致命弱点，指出如果精英们一再理所当然地将他们的意志凌驾在大众之上，从不思考何种政治谋划才能鼓动人心，他们必然从一次体面的挫败走向另一次体面的挫败。您认为政治如何调动人们的情绪反应才是恰当的？

克里奇利：是这样。我在书中想强调的是在当下国际政治滑向一种返祖性的民族主义话语之时，西方左翼需要汲取的教训是政治不仅依赖对民粹主义威胁的深刻洞悉，面对民粹主义我们思考的应该是，一种“有动机的政治”如何被构建起来。对我来说，政治的关键是如何鼓动起主体与他人协同行动，因而在政治中，理性永远是必要不充分条件，这也是宗教直觉、虚构、伦理必然牵涉其中的原因。我们面对的是形形色色的政治虚构，不是我们怎么抉择，而是一国的民众容易被哪种虚构鼓动。国际法和政治准则是必须的，是善的，好的，但如果不植根于人们的日常社会实践，只能带来抽象化的不可欲的政治。一种有效的政治必须懂得如何让体制性的、政策性的、结构性的元素，能够契合特定地域民众的日常生活的气质、秉性，如此政治伦理主体方能培育出来，公民才能向参与公共政治事务、投身公共善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