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史写作最终是在探究自己

我写了一部草根家族史。主线是吕寿亭的人生经历，他是我外公。

1940年代初，吕寿亭担任胶东村庄保长，在“伪军”手下干活。其间，因暗保“黑八路”（类似地下党），被解除保长职务，抓丁从军。1946年“土改”，划了个上中农成分。随后国共内战爆发，他被征调，参与中共支前。1950年代前期，他做个体马车运输。1955年全行业公私合营，他成了当地马车运输社的社员。他并不喜欢新的生活方式，或许自由受了限制，或许收入受了影响，总之，留下了打伤公家牲口的档案记录。1958年，公私合营部门开展“肃反”运动，因历史问题和现行破坏，他被打成“土匪”，发配青海改造十年。其间提前获释，留场就业。1972年返乡，1977年去世。

这个写作的意图，并不是重构一个小人物的生命史，尽管这非常重要。吕寿亭的故事，我是从他子女口中听到的，有趣的是，每个子女都有独特的叙述模式，而且他们性格迥异。什么原因造成了性格与记忆的差异呢？这是研究关注的重点，但仍不是终极问题。我的终极探索，是尝试探究“命”的意识。中国人大都信命，认为冥冥之中，一种无形力量主导了人生轨迹。如何理解这种（潜）意识呢？我从回忆与叙述的角度出发，探讨人是如何有选择地回忆、遗忘，以便建构观念世界的平衡感。当然，这种有选择性跟每个个体的人生经历高度相关。

家史写作中，我产生了很多零碎思考。我想，不妨把这些思考汇总梳理，形成一篇史学理论的文章。其中，有些思考针对的是家族史的具体话题，更多的则涉及一个大问题：历史书写的可能性。我主要讨论四个方面：家族成员书写家族史，能否摆脱情感牵涉；个案研究如何获得共性价值；历史书写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如何理解史学的真相。

作者家庭合影

共情的差序格局

得知我研究自己的家族史，人们大多非常好奇，我知道，好奇背后隐藏的是情感共鸣，每个人都渴望了解自己的家族史。但也不乏热心学者的质疑：作为这个家族的成员，你很难摆脱局内人的情感牵涉，如此写成的历史，恐怕很难达到史学的客观要求。我一时不知如何答复，直到某段时间，当我逐渐习惯了对意识的意识，即对研究过程中自我意识进行探究时，我才意识到，学者的热心质疑只是一种表层思考，并没有深入深层的意识结构。

问题的关键在于，克服情感牵涉与保留史学的感性是两码事。前者是约束自己的感情越界，谨防受情感支配，轻易作出明显的价值评判。就此而言，学者关于情感牵涉的质疑自有道理。但当我谈论史学的感性时，我谈的是另一层面的问题，它是关于研究者如何捕捉瞬间的问题，既包括捕捉被研究者的感性，也包括研究者对自己瞬间思维的捕捉。我逐渐意识到，如果因为顾虑情感牵涉，而质疑研究自己家族史的选择，那么，研究者很可能错失挖掘自我意识的写作契机。

在这个家族史研究中，我就捕捉了大量的感性瞬间。比如，吕寿亭在被解除保长职务后，抓丁从军，随军烧杀，后人回忆中，有放火烧死老太太的事情。我在记录这段历史时，一定有过潜在的情感纠结（值得玩味的是，此时我写这篇梳理文章时，那种纠结感已经淡漠，近乎于无）。再如，吕寿亭的小女儿吕丕玉，由于特殊的成长经历，形成了极其敏感内向的性格，因为她是我的母亲，当我记录她怕城里儿媳妇瞧不起，却自己又瞧不起农村儿媳妇时，我的内心也有犹豫。当我呈现自己对乡村同情与歧视共存的情感状态时，也曾体会到阻力。而且，随着代际更替，那种呈现的阻力越来越强，以至自我忏悔最让自己纠结。

不过，代际更替似乎只是表象，而且，与其从牵涉的情感来理解这些纠结，不如分析自我意识本身。比如，为什么自我忏悔最难？因为认识自己最难吗？或许是的，人只有捕捉和呈现意识流里的瞬间感受，才能忠于自己。忠于自己最难，这个难或许不在于人是否有勇气面对，而在于多数人已经失去了敏锐的捕捉能力。每个人都处在外在自我与内在自我的对峙撕裂中，但很少有人保持着敏感的能力，去捕捉和呈现意识的撕裂状态。

人往往有这样的感觉，最亲近的人反而最让自己摸不透，这是否真是因为情感牵涉干扰了理解。对这个研究持善意质疑的学者，他们不无道理地坚信，客观的研究需要拉开情感距离。问题在于，当研究者面对可以拉开情感距离的人时，是否有信心认为自己获得了更好的理解。比如，相对于吕寿亭的子女，吕寿亭更能让我拉开情感距离，毕竟我从来没有跟他见过面。而相对于吕寿亭，“伪军”司令赵保原更能让我拉开情感距离。但我很难说自己对赵保原的理解胜过对吕寿亭的理解，对吕寿亭的理解超过对他子女的理解。进而言之，也很难说对吕寿亭子女的理解胜过对自我的理解。

局内人和局外人是相对的，这种差别常常极其微妙，多年访谈经历使我渐有体会。比如作为返乡青年，与父母短暂的共同生活，一切苦乐都是切身体验，这种体验似乎无需语言传达。而与家族其他长辈聊天，这种共情感弱了些。与其他父老乡亲闲谈，我的精神状态明显轻松，那种自我呈现似乎隐含了一种意识：我需要做的，无非是在闲谈中给予问候或同情。不妨借用费孝通先生“差序格局”的提法，给这种潜意识命名，我称之为“共情的差序格局”。

这种习以为常的潜意识，当它进入研究者的反思时，不难发现，情感距离的拉开的确带来了研究便利感，原因在于一种陌生感的自然生发。人多是这样，对最亲近的人往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另一方面，这种研究便利也很可能掺杂了误觉，只因情感距离的拉大，无意间减轻了研究者臧否人物的内心负担，同时，它似乎也弱化了某些共情的体验。

总之，所谓摆脱情感牵涉，拉开情感距离，这种思维很可能使研究者弱化共情的体验，也错失深度挖掘自我意识的契机，进而使历史书写失去温情。我相信，受过学术训练的研究者，通常会有文化自觉意识，可以处理好情感牵涉的问题。如果研究者具有敏锐捕捉自我意识的能力，并具备在习以为常中发现陌生感的能力，那他更可以处理好情感牵涉与史学感性的关系。实际上，既有为数不多的家族史研究中，那些有影响力的作品，无一不是由家族内部成员书写，比如林耀华《金翼》、周锡瑞《叶》、李洁Shanghai Home：Palimpsests of Private Life等。

碎片化：空间还是精神？

必须承认，当下史学研究的碎片化日趋严重。个案研究如何获得共性价值，这个问题需要重新反思。以这个家族史研究为例，我谈三点体会。

首先，家族史应该是整体史研究，它需要时段跨度，同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多方面。比如林耀华在《金翼》中，通过生命史叙述，串起了诸多重大政治事件，如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等；串起了重要历史进程，如19世纪闽江流域贸易扩张、近代运输业的兴起、晚清地方军事化过程、近代教育体制的兴起。同样，我的家族史研究中，通过吕寿亭的生命故事，贯穿了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土改”、参军、公私合营、“肃反”、集体化等重大事件和历史进程。时下碎片化的研究中，学者固然可以就具体问题精细研究，但无法让读者形成对时代的整体把握。打个比方，目下学界的砖瓦生产足够多，但很少有人用过剩的砖瓦设计建筑。

其次，整体史研究固然涉及甚多，但尽可能不要面面俱到，而应有一条关键隐线。这条隐线的价值，在于突破一个家族的狭小格局，反应更大层面的群体生存境况。就我的家族史研究而言，这条关键隐线是二十世纪的粮食关系。

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中，将历史分成三个层次：一是长时段历史，几乎静止的历史，即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史；二是社会史、群体和集团史；三是事件史，即传统历史的部分，也就是个人历史。他警示道，个人规模的历史只是海面浪花，它动人心弦、富有情味，但这个世界对历史深层只是蜻蜓点水。“我们必须事先弄清这些隐蔽的、往往无声无息的巨大水流，而长时期的观察才能揭示它们的流向。引起轰动的事件往往只是这些宽阔的命运的瞬间表象，而且只能用这些命运予以解释”。（[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唐家龙、曾培耿 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0页）

就二十世纪中国乡村史而言，“粮食”正是推动个体命运波澜的深层水流。按照孔飞力的分析，在粮食获取方式上的突破，是中国由帝制迈入现代国家的关键标志。（[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73-102页）土地关系与农业税制的不断变动，决定了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变化，也影响着乡村群体内部的关系变动，这些都在影响着每一个个体的命运。通过这个家族史研究，我将贯穿起抗战时期国共征粮、双减增资、土改征粮、互助合作、统购统销等关键事件。

最后，个案最大的价值和最大的难点，在于如何“趟过世俗的河流，抵达精神的彼岸”（阎连科语）。所谓碎片化质疑，无非是“一个家族的历史能有多少典型性、代表性呢？”这个质疑很有道理，时下微观实证研究往往陷入具体个案，无法超脱，而历史研究需要宏大关怀。但我逐渐意识到，质疑“碎片化”的大部分学者们，对于宏大关怀的理解，并没有上升到精神层面。学界多以为，只要研究的对象足够大，就克服了“碎片化”问题。这只是在空间范围上理解“碎片”和“整体”，但没有意识到，真正的共性并非空间层面的拓展，那种拓展反倒是在抹杀差异。那么，真正的共性如何达成？它需要超脱到精神层面，即趟过世俗的河流，抵达精神的彼岸。

我的研究的终极探索，是思考“命”的意识。宿命论就是精神彼岸的问题，它具有地域和时代特点，同时又超越地域和时代局限。我试图说明，宿命论的产生源于人存在状态的荒诞，而宿命意识的生成同时也在制造荒诞，它用制造荒诞的方式实现对荒诞的反抗。命的意识的荒诞在于它有选择地建构，通过遗忘这种创造性的力量，对某些确切发生的事实视而不见。但它并非绝对的消极，并非与自由意志绝对对立。之所以说“命”的意识带有荒诞性，这源于我们的理性意识，而对信命者而言，理性消退的地方，潜意识登场。在冷酷的荒诞面前，唯一可行的反抗，或许就是自欺。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生机勃勃的潜意识从根本上决定着人的生命活动。（残雪：《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年，第103页）正是这种潜意识中有选择的建构，达成了观念世界的平衡，人由此得以对抗世界的荒诞，生活下去。

这显然是个带有哲学意味的问题，它足以唤起读者的共鸣感与同情心，唤起读者对自我身世与意识的思考。就此而言，历史写作需要研究活着的历史。活着的历史直指精神彼岸，比如宿命论、生死观等问题。

历史书写：科学还是艺术？

我认同海登·怀特对历史的定位，即历史是科学与艺术的中介。（[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3-62页）所谓科学，即以实证研究探寻历史的真实，而艺术则是制造陌生感，创造认知世界的新视角，这种创造融入了个人特有的气质、性情。

首先，实证研究是这个家族史写作的基础，它以档案查询、田野访谈等方式进行。档案查询的过程让我意识到，家族史写作很看缘分，因为并非所有家族都能留下档案，即便只是零星一点。这个过程也提示，并非所有家族故事都值得学术书写，显然，只有具备丰富曲折的故事，才能支撑一个大规模的研究。

草根研究面临的最大难题，或许在于资料的匮乏，尤其书面档案的匮乏。娜塔莉·戴维斯写《马丁·盖尔归来》时，便遇到了这种难题：地方信息异常丰富，但特定人物的史料仅有一鳞半爪。戴维斯的做法是，借助来自同期本地的其他资料，努力发现他们也许看到过的世界，他们也许有过的反应。（[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6页）就我的家族史而言，档案同样一鳞半爪，但都涉及了关键事件，比如1956年公私合营时，吕寿亭打伤牲口的记载；1958年“肃反”运动中，对吕寿亭的审判记载。尽管直接材料只有这些，但按照戴维斯的方式，通过大量查阅相关事件的档案，结合多人访谈，仍可以大体还原历史脉络。

娜塔莉·戴维斯与《马丁·盖尔归来》

田野访谈的关键在于多轮访谈。我每年保持至少一次的访谈，以单独访谈为主，有时也找机会集体聊天。单独访谈的好处，是营造了相对私密的交谈空间，双方思想顾虑较少，访谈容易深入。这就避免了集体聊天的问题：个体往往要兼顾他者的情感，以迎合整体的情感氛围。这种差异显示了身份与叙述互动关系的微妙：集体聊天时，个体叙述需要兼顾其在家族中的角色位置，因为角色对应了个体约定俗成的言行规范。

但集体聊天必不可少。一方面，多人共同的回忆与提示，激发了更多关于过往的记忆细节，也互相纠正记忆的错误。另一方面，正如李洁在上海家庭的研究中所说，“家庭成员或者彼此信任的邻居间的闲聊，可以提供少有的充满诚实、安慰和幽默的聊天氛围，他们的这种闲谈私语创造了官方历史叙述之外更多样的历史叙述”。[Jie Li, Shanghai Homes, Palimpsests of Private Lif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148]

重复是必不可少的，任何重复都会产生新的差异，从叙述者的角度而言，体现在这几方面：就在我对某个话题不抱更多期待时，却总在不经意间，从讲述者口中听到了未曾提及的故事；而且通过反复的田野调查，即便被访问者第一次存在撒谎的情况，但在第三次甚至第七次访谈中，对同样话题的探讨可能会反映出被访谈者的真实体验；（Yunxiang Yan, Private Life Under Socialism: Love, Intimacy, and Family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1）还有更微妙的原因，对于过去同一段历史，个体会在时空变化中改变自己的认知评判，尤其当个体新近经历了生活转折时，他对过去的讲述兴许会有改变，以重新认知自己的身份。（Elliot G. Mishler, Narrative and identity: the double arrow of time, in Discourse and Identity, edited by Anna De Fina, Deborah Schiffrin, Michael Bamber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41）

对倾听者而言，重复的价值在于，很多先前感觉零散、可以略去的细节，在倾听叙述者多次提及，以及自己事后独自回味时，会从中品味出一种鲜活生命力。很多时候，研究者跟访谈内容产生共鸣，不在最初听到的瞬间，却在陈酿很久以后。正是鲜活生命力于不经意间的传递与体会，使得微观历史叙述不再只是印证或颠覆宏大叙述的一个“碎片”。

我研究的前期工作，主要是查档与访谈，这为整个研究建构了坚实基础。到了后期，我考虑的则更多是艺术呈现的问题。我有一个联想，关于一种电影拍摄的模式，它目前只存在于我的想象中，即电影主体、拍摄花絮、事后影评融为一体，构成一部新的电影。它旨在突破平面叙述，或者说二维叙述。这种叙述的特点是上帝视角，在俯瞰历史。我尝试的是立体化、多层次的历史书写。这种书写模式需要把“我”带入历史中，出现在拍摄花絮、事后影评两个环节。

所谓电影主体，就是家族史的故事主线。历史研究者往往忽略一个思考：研究者是否可以悬置对史实的已有认知，去呈现一种书写与阅读的陌生感。换句话说，历史研究者为什么不假象一种儿童状态，不只是作为书写者的自己，也包括可能的阅读者。我的意思是说，研究者写下了一句话，里面可能包含了某个历史“知识”，研究者或许心安理得地认为，读者应该知晓这个“知识”。这个现象要么可以说成是研究者思维的霸权，要么说明他本身没有意识到这一切，没有意识到这里隐含的时代局限。须知，当下和未来的读者，并不会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应该”知道某些历史“知识”。

拍摄花絮，指的是查档、访谈经历的融入，这里也涉及现象学与潜意识的引入。贡布里希说：“我们必须认识到，一旦艺术家最终彻底放弃把事物表现成我们眼见的样子，他们的面前将会展现多么伟大的前景。”（[美]E.H.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范景中译，杨成凯校，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181页）他告诉我们，艺术不只是呈现你知道的、见到的，更要呈现你感受到的。比如面对档案与访谈，捕捉思维的互动别有趣味。人不能成为史料——比如档案——的囚徒，在它的指引下匍匐前行。要与它若即若离，甚至与它戏谑。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人面对史料，头脑会在不同瞬间闪过杂七杂八的念头，它们天马行空、转瞬即逝。追求客观的历史学家们，他们乐意的是在史料的巨山中不断刨取，穷尽一生，无非身边留下一小堆碎石。他们意识不到，那些闪过头脑的转瞬即逝的念头更重要。柯林武德说过：“真正的美绝不是主观与客观相排斥这种意义上的主观与客观，它是心灵在客观之中发现其自身。”（[英]柯林武德：《艺术原理》，转引自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译序第17页）

现象学如何进入文史书写，文字如何唤起听觉、触觉、味觉及诸如此类的一切感觉，如何捕捉由这些感觉延伸出去的一切内容。这些问题值得历史研究者思考。普鲁斯特以对非自主记忆的捕捉，呈现了这种书写的可能性。（所谓非自主记忆，指通过当前偶然获得的感觉唤起的过去，这种感觉是由意想不到的物体给予的，如甜点的味道、汤匙碰壁的声音，往事正隐蔽在这物体里。参见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李恒基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叙述的生成意味着非自助记忆的中断，意味着人从现象学的陶醉中抽离。人似乎很难捕捉他人的非自主记忆，似乎只能以趟入自身意识深处的方式，去体会他人的无意识、潜意识。但也不必绝望，那些叙述中的“转折”——梦境、口误、记忆错乱、随意的精神联想等——仍有捕捉价值，对于信息来说多余的东西，很可能在言语中有弦外之意。（《典型疗法的变体》，载[法]雅克·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23页）

换言之，研究者需要意识到，对自我意识的意识，是一种更本源的反思性实践运动。有诗意的作品不只呈现最终的产品，它同时可以呈现这个动的过程。我曾想，写作应该像树的年轮一样，呈现作者不同时段的思想痕迹，哪怕只是瞬间。但这不太现实，年轮呈现了清晰感，而人不同时段的思维早就混杂在了一起。实际上，混沌才是更真实的状态。

所谓事后影评，是历史研究者的自我忏悔，忏悔并不意味着罪感，而是对追求真相的无力感的认知。在这个家族史写作中，这种所谓的事后影评不仅意味着“我”的介入，我还虚构了一位听我讲故事的人。从我的视角来看，我读自己先前的写作，旧文偶尔激起新的感想，它是一种自己给自己做评注的冲动。此时，我让这位虚构的朋友出场，以对话形式完成这种新的反思。这个过程有点像照片上搞绘画，层累地创作。它离真相进了还是远了呢？这种问题似乎并没有提问的必要。

而从读者视角来看，这位虚构的朋友不时打断我的讲述，质疑我书写的真实性，或者对我的书写方式进行探讨，使得整个研究多了一个层次，即我与这位朋友探讨了诸多历史哲学问题。读者阅读这个家族史时，他可以随意切换这个虚拟朋友的身份，既可以想象成这就是读者本人，也可以想象成这纯粹是作者的自说自话，还可以想象成是一个读者、作者之外的他者。我后来意识到，这个虚拟的朋友带来了意外价值，他的出现，让我的很多谈话变得更自然，更有生活气息，而不是死板的书面语。

历史研究者的忏悔可能面临一种质疑：人能绝对地忏悔吗？卢梭的忏悔难道不是更深层的掩饰吗？这确实很可玩味，它反映了人探究自我的无止境。在《忏悔录》中，卢梭通过回忆与叙述追溯“真实自我”，这个“自我”在何种意义上接近“真实”呢？斯塔罗宾斯基的评论颇有见地，我不妨直接引述：

自我不是我永远无法企及的静止，恰恰相反，我就是那焦虑不安本身，它禁止我停歇下来。正是在我摆脱原先被我当作原始给予物的事物（它刚被给予，就被即刻收回了）的过程中，我自身的真理得以显露，而我原以为在这事物中找到了“真实自我”。由此，我的所有行动、错误、虚构、谎言都体现着我的天性：我本真地就是这种不忠实的状态，即背离那永远吸引我、却永远躲避我的平衡状态。不存在无法被自我之整体性所吸纳的疯狂或谵妄。整体性的所有侧面都同样可疑、同样非法，但它们所构成的整体则奠定了主体之不可磨灭的价值与正当性。这就是为什么一切都必须被讲述、被坦白、被揭露，由此，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着才得以从那无比完整的混沌中显露出来。（[瑞士]让·斯塔罗宾斯基：《透明与障碍：论让-雅克·卢梭》，汪炜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15页）

田野访谈

真相：明确性？多元？混沌？

以上诸多思考多会关联一个问题：如何理解历史的真相。对这个问题的认知，涉及研究者的史观，也影响着历史书写的可能性。现当代历史研究面临一个特殊境况：史料不是匮乏，而是太多，真相在越来越清晰的同时，也变得越来越多元、越来越混沌。既往实证研究多相信史实还原的可能，在历史书写方式上，倾向于得出清晰结论，总之，追求的是历史真相的明确性。但史实彻底还原并不可能，历史研究者的作为，无非是尽最大可能，去逼近所谓历史真相。这个家族史研究的过程，也是逐渐塑造我个人史观的过程。

所谓多元，即承认单一视角对历史认知的局限，于是尽可能以更多视角共同呈现历史场景。实际上，整个研究最初，我的疑问就是如何面对多元认知的问题：同一个家族长大的子女，为何形成了差别迥异的性格和回忆。马克·布洛克强调，历史是去理解，而非评判。（[法]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黄艳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1页）当我抱着这种态度去尝试探究不同个体时，对于所谓“罗生门”的困境便有了更深的认知。

实际上，人在回忆过往时，往往是借助他者表达自己。比如，吕寿亭子女对吕寿亭的叙述各有侧重，但他们口中的吕寿亭形象，跟他们每个人的性情颇有吻合。拉康认为，无意识需要投射，主体通过对别人的言语来承担起他的历史。（《精神分析学中的言语和语言的作用和领域》，载[法]雅克·拉康：《拉康选集》，第246页）与此相似，邓晓芒认为自我意识里包含了一种自欺本质。自我意识就是把自己当对象看，同时又把对象当自己看的意识。人的自我意识要求他相信自己的叙述，人只有把某个对象当作自我来看，他才是真正的自我。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其实知道那个对象并不是他的真正自我，他其实是有能力拒绝诱惑或者反抗权威的。但是如果他真的拒绝诱惑、反抗权威，他就会感到极大的空虚和无奈，感到一个抽象的孤零零的自我，因为失去了一切对象而感到恐慌。（邓晓芒：《论“自我”的自欺本质》，《世界哲学》2009年第4期，第110-117页）

多元史观不只体现在如何理解个体回忆、个体意识上，在对这个家族史的故事建构中，我同样尽可能以多视角建构，避免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比如，我会兼顾国共双方视角、村干部、吕寿亭个人等不同视角，我会与那个虚拟朋友不时跳出，去点评我正在讲述的历史，这本身也是另一种视角。我尤其意识到，儿童视角在过往历史书写中的缺位。处在特定历史情境中的儿童，其对周遭历史事件的认知是独特的。这些特定事件对儿童性情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甚至关联着他们后来的历史认知。历史学者对儿童视角的建构，依托亲历者的回忆，自然也结合了一定的想象，这无可厚非，为何要放弃多元呈现呢？

与多元相关的混沌史观，同样表现在历史呈现上。多元本身就意味着混沌，但混沌也体现在故事叙述的技巧上。我曾尽力挖掘史料，期望把故事建构得丰富细致，这是实证研究必有的笨功夫。但到了考虑艺术呈现的阶段，这个想法就显得并不聪明了。首先，总有无法考证的细枝末节，只要不是关键内容的缺失，研究者大可不必为此揪心。其次，即便可以详细考证的部分，研究者未尝不可刻意制造粗糙、断裂。在艺术史上，这个问题已经引起过思考。艺术史家发现，无论绘画、雕塑，它们的美丽草图往往比精细的完工之作更优美、更有力。因为只有发挥高度想象力的作品，才能激起人们的想象力。那些粗糙不确定的地方，由观看者的想象力予以补足，而且跟艺术家全力以赴要达到的效果相比，想象力的补足即便不是更准确，起码也更让欣赏者自己满意。印象派后来给人们造成大胆革新的印象，其道理即在于此。可以说，那缺乏润饰后面，隐藏的是神秘的技巧和聪颖。（[英] E.H.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杨成凯、李本正、范景中译，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168-177页）除了故事建构的过程，研究最后也尽可能开放呈现，避免落脚于明确结论。总之，历史书写如同艺术建构，需要欣赏者的共同参与。你看待它的方式，就是它存在的方式。

《艺术与错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

多元、混沌的史观或许源于我对草根历史的关注。草根历史不是实证主义，研究者无法也无需像考订领袖年谱一样，寻求那些严苛的确定性。这本身是历史研究面对的现实，其深层也潜藏了研究者微妙的意识差异。也就是说，面对草根与领袖，研究者的心理负担是不同的。仿佛领袖的生命史就应当填充各种明确性，而草根的生命史则默许了想象空间。这种习焉不察的意识差异，本身就暗示着草根地位的微弱，即便在历史书写中，他们也顶多以一种模糊的形象呈现出来。但另一方面，我怀疑确定性不是成就了人的历史呈现，而是扼杀了人的存在状态的多元可能性。正像卡尔维诺所说：“记忆中的形象一旦被词语固定住，就给抹掉了。”（[意]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张宓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87页）这句话道破了记忆与忘却的悖谬统一。就此而言，那些侥幸留在档案上，并被模糊呈现出来的草根，又确实是幸运的。

余论

读者或许能有体会，这篇文章提出了若干思考，但重中之重是在呼唤研究者对自我意识的捕捉。我为什么逐渐形成了这种思维呢？或许恰恰跟研究自己的家族史有关系。作为家族史的一员，当我在书写这部家族史时，我到底在探究什么。我后来意识到，归根到底在探究自己，我从哪里来，我何以成为现在的自我。阿拉伯谚语说：“人像自己的时代，有甚于像他的父亲。”（[法]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黄艳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3页）实际上，人不止像自己的父母，不止像自己的时代，更可以从过往时代中找到个性与潜意识的来源。

我意识到，不要尝试从外在寻找历史的真相。那多元与混沌的意义，只能从自己的内在体会，而不是历史本身。当我们去生活，去体验，去思考存在的状态，真相就会因我们而变。真相当然会变，但只有当我们改变，真相才会改变。故此，我们实际走在孤独的道路上，它是探索自我的道路，而不只是探索历史本身。

最后说一句，这篇文章兼论历史书写的可能性，但史无定法，它呼唤多元的、有艺术感的书写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