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研究︱从华北到华东：解放战争前后山东省大区归属的演变

在我们当前熟知的地区概念中，山东属于华东区，1949年后设置的华东大区就包括山东；在后来的华东经济协作区中，山东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当下民间和官方的各种“华东”表述中，山东都归属于华东地区。然而，在民国时期一般人的概念中，山东与“华东”却没有多少关联，时人认为山东属“华北”才天经地义。在清代，山东在官方表述中即属于“北五省”的范畴。事实上，在众多社会经济史和区域史学者的研究中，山东都是“华北”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山东何时开始转归华东，又是什么样的因素促成了这样的剧变？

山东齐河黄河航拍

一、问题的提出

从地理学的角度看，山东与华北其他区域有着比较明显的一致性。山东大部地区与河南、河北同处华北平原，气候为温带季风气候。农业上，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四省的主要粮食作物均为小麦、谷子和高粱，经济作物包括棉花、花生、大豆和烟草等。各地在灾害上的同步性也许更能证明其区域的一致性。光绪元年至四年，直隶、山西、河南、山东、陕西诸省同时爆发大规模旱灾，即著名的丁戊奇荒。1942年至1943年，华北各省又普遍遭遇大旱，包括山东在内的北方各抗日根据地不得不开展大规模的生产救灾运动。1943年之后，华北各地紧接着又发生蝗灾，山东一些地区也遭到蝗虫侵袭，1945年渤海区的沾化、垦利、广北、寿光等县“发现成群似水丹蝗蝻，垦、寿尤为严重，计有二十万亩之面积”。气候、环境等多方面的相似性，导致包括山东在内的整个华北在灾害类型上也具有相似性。除了地理环境的相似性，近代之前山东与华北各省在经济上也形成了一个稳固的区域市场，经济史学界对此已有大量研究成果，如许檀关于明清时期华北的商业城镇与市场层级研究，有力地证明了明清山东、河南、河北三省市场的统一性；樊如森对近代华北经济区的变迁进行了研究，认为近代华北经济区的范围包括“以天津、青岛为中心城市的山东、河北、山西、察哈尔、热河５省，以及河南省和江苏省的黄河流域部分。这一区域基本是依据市场规律形成的，具有较高市场依存度”；等等。

以上所涉研究成果从一些客观的标准说明了山东与华北区域的联结，但衡量区域一致性的另一个也许更重要的维度，就是区域内人们对于区域范围的主观认知，即人们的认同度也很重要。我们先从“华北”概念的产生和发展，看山东是否在其中有一席之地。学界对于“华北”概念已经有比较详尽的辨析，据张利民考证，“华北”概念的诞生与英文“North China”密切相关，最初是在来华传教士中传播和使用。晚清时期在《华北月报》等报刊中开始出现“华北”一词，但在当时并未普遍流传。到20世纪之后，“‘华北’的概念通过报纸杂志、书籍等路径，经过社会、经济、文化体育等多个层面比较迅速和广泛的传播，彰显其生命力，并通过自然科学和区域性行政管理机制的认定，成为人所共知的有一定空间范围的地域名词”。虽然“华北”一词在民国时期广泛流行，但姚焱超指出，“时人包括一些水利、农业、经济等领域的专家在使用时一直都未能明确其定义”，并列举了当时比较典型的对于“华北”地域范围的认知：“第一，直隶、山东、河南、陕西、山西、甘肃六省统称华北”，“第二，苏皖北境以及鲁豫冀晋陕甘数省称华北”，“第三，宽泛而言华北即北中国，细分则为晋冀鲁豫四省”，“第四，冀鲁晋察绥五省为华北”。值得注意的是，四种流行的“华北”概念都毫无例外将山东列入。可见，在时人心目中，山东是“华北”的核心组成部分。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开始积极谋划所谓“华北自治运动”。日方概念中的“华北”包含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日本势力入侵中国北方，在思想和舆论上都给人们带来了极大震动，加速了“华北”一词的传播，冀、鲁、晋、察、绥“华北五省”的概念也逐渐被人们广为接受。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中国北方部分区域，在北平组建伪临时政府。1940年，伪临时政府改名“华北政务委员会”，管辖区域包括河北、山东、山西三省以及河南北部地区。在日伪政府的行政区划中，山东同样是华北不可或缺的部分。

1949年后，山东在行政区划上正式被划归华东区，而不再归属华北区，影响深远。但是在学术研究领域，很多学者并不认可这种划分的合理性。尤其是研究明清及近代历史的学者，基于上述历史的、地理的、经济的传统和学理，在著作中仍普遍将山东当作华北的一部分。施坚雅将晚清时期的中国划分为九个地文大区，其中“华北”由黄河下游、淮河、渭河流域及华北平原其他河流流域组成，从行政区上看，包含了河北与山东全省，河南大部、山西东部和陕西一部，以及江苏、安徽的北部地区。施坚雅对中国地文大区的划分被学术界广泛接受，不少学者在此基础上展开了立足于华北区域的专门研究。如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彭慕兰《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等著作都引用了大量山东的案例，将山东作为华北的典型区域。与施坚雅不同，国内以从翰香、郑起东、史建云等为代表的华北区域史学者则将华北的区域范围划定在山东、河北、河南三省。对“华北”概念有深入研究的张利民则认为华北经济区域包括今天京津两市、冀鲁晋三省、河南省一部分和内蒙古的中西部。总体上看，尽管学者们对于“华北”区域的界定尚未形成较统一的意见，但无论在哪一种方案中，都有山东的一席之地，这代表了当前学术界对山东与华北关系的基本看法。

通过上文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出，无论从地理、经济还是区域内主观认知的角度抑或从当代学术界的意见看，山东均属于华北的核心区。这种情况在1949年后才发生改变，即山东被从华北区剥离，转而归入华东区，并且连带着开始改变人们的认知，山东在华东区的位置也逐渐得到认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转变为什么会如此之深刻，正是本文所要提出并追究的问题。

二、华东战局中的山东

山东从华北转归华东，主要发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抗战时期，山东根据地仍接受北方局的领导，不管从经济文化还是党政关系上，山东均倾向于华北，但同时与华东的关系也逐渐密切，尤其是在解放战争过程中，山东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探讨山东在解放战争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与华东地区发生的关联，正是解释山东在1949年后划归华东大区的关键所在。

大青山胜利突围纪念馆里的抗战主题雕塑

第一，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独特性。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山东的力量经历了爆发式的增长过程，即山东从一个中共革命的边缘地区，一跃而成为中共最重要的根据地之一。战前山东从未建立起中共政权并发展起革命武装，甚至山东省委与中央曾一度失联，各项工作陷于停滞。但在战后，山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凸显，“山东解放区和冀鲁豫解放区所属山东诸县，人口共3500万，占全国抗日民主根据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军队有33万人，占全国人民军队总数的四分之一；歼敌60余万人，占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歼敌总数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30万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四分之一”。山东根据地的异军突起，再加上其本身所具有的种种特点和优势，使得山东在中共革命的总体布局中迅速占据了重要位置。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形成方式与大多数根据地不同。中共在其他敌后区域，一般由八路军、新四军等正规军进入该地区，发动和武装群众，建立政权，形成稳固的根据地。但山东根据地则是在山东省委没有正规军支持的情况下，组织武装发动一系列革命起义而形成的。起义武装后来经过不断整训，发展成正规化的山东纵队。山东纵队的存在以及1939年八路军第115师进入山东的战略举措，形成了山东根据地的另一大特点，即根据地内的基本武装由这两部分组成。然而“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是两支在不同环境中成长起来，有着不同的经历、条件和作风的部队”，“要完全融为一体，需要有个过程”。这两大特点的存在给山东根据地的发展带来了一些不确定因素，但是山东的干部坚决接受中央的领导，很好地处理了这方面的问题。1938年起义成功之初，山东省委负责人黎玉便前往延安，请求中央派出有经验的军事和政治干部，领导山东根据地的建设。中央随后决定派遣郭洪涛、张经武等200余名干部前往山东。1938年12月，山东分局成立，郭洪涛任书记，张经武、黎玉任委员；山东起义武装也更名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115师进入山东后，根据地领导层再次改组。1939年8月，中央决定成立八路军第一纵队，任命徐向前为司令员，朱瑞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地区的八路军部队。山东分局扩展，由郭洪涛、徐向前、朱瑞、罗荣桓、黎玉、张经武等组成，郭洪涛任书记。同时，115师和山东纵队都认真执行中央的指示，采取多种措施相互交流和帮助。115师输出军事干部和帮助山东纵队正规化，山东纵队则为115师输送本土干部和兵员、枪械。在八路军第一纵队的领导下，两支部队逐渐走向融合。

及至1941年和1942年，虽然根据地建设有了起色，但是战场形势发生剧变，日军在华北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派出大量兵力进行“扫荡”和“蚕食”，包括山东在内的华北各根据地压力陡然增大，山东根据地也迎来最困难的两年。为渡过困难，根据地政权采取了两项关键举措：一个是通过减租增资等运动发动群众，强化根据地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另一个则是通过整风运动革新根据地干部的工作作风。虽然群众运动和整风运动属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共同经历，但山东根据地在这两方面又有自己的特点。在减租运动中，山东根据地提出的“增加雇工工资”成为发动群众的重要措施；在整风层面，山东根据地的整风运动与推进领导一元化是同时进行的，整风从领导层首先展开，大大推动了山东的领导走向统一。1943年8月，中央决定朱瑞等人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由罗荣桓代理山东分局书记。罗荣桓自此成为山东党、政、军的全面负责人，山东一元化领导的格局得以确立。在整风后期，延安进入坦白运动、抢救运动的阶段，但山东根据地的整风依然平稳。1944年，“民主检查运动”曾冲击到多位根据地领导人，但经罗荣桓与中央交涉随即停止。正是因为山东根据地领导人对整风尺度的掌握，“所以山东的整风，特别是抢救运动，时间较短，在规模上和激烈程度上相对较小”。经过减租减息和整风运动之后，山东根据地力量显著增强；相形之下，日军在山东的实力慢慢削弱。从1943年开始，山东根据地开始对日军开展反攻，并在1944年从局部反攻转入大反攻。时任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和前方总部参谋长滕代远在1944年9月的电报中称赞道：“半年来，（八路军）胜利最大且突出者是山东。”

在抗日战争后期，山东在地缘位置上的重要性开始逐渐凸显。1942年7月，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便说：“有一点须与你商酌的，即是山东的重要性问题”，“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新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此点目前不须对任何人说），如此则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在此之前，第一纵队政委朱瑞也曾说过：“苏鲁皖边区是华北和华中的枢纽，是华北的第二支点，与太行山区同样重要。”这也充分显示了中共高层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山东处在华北的东部边缘区，本来是山东发展革命的不利条件，但山东省委毅然发动起义，并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将山东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根据地，使得地缘政治上原来的不利条件反而成为山东根据地的极大优势。在战后中共向外扩展的计划中，无论是向北经略东北，还是向南威胁国民党统治核心区，山东都处在战略枢纽的位置。而山东根据地已有的人口和经济的规模以及军事上的实力，使其有能力胜任这样的角色。抗日战争中山东在政治上的表现也足以让人信任，在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没有发生过山东干部排斥外来干部的现象，山东分局的人事变动虽然频繁，但每一任干部都坚决服从中央的指挥，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正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经历，为山东在未来解放战争大局中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第二，解放战争初期的山东战场。

抗战胜利之后，中共中央按照“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对山东及华中根据地做出了一系列新的政治、军事安排。山东八路军共抽调6万余人赶赴东北，而华中地区的新四军则抽调8万兵力，充实山东和冀东的军事力量。北移的新四军与山东现有八路军组成山东野战军，华中根据地则将剩余部队编成华中野战军。在政治上，1945年10月，华中局与山东分局在临沂合并，成立华东局，由饶漱石任书记，陈毅、黎玉任副书记，统一领导山东、华中的工作；苏北淮安另建立华中分局，受华东局领导。战场的另外一边，日军投降后，国民党军借助铁路运输和日军的配合，占领了济南、青岛和津浦路沿线的兖州、泰安等地。蒋介石还在徐州成立绥靖公署，部署重兵压迫苏中和苏北。

1946年6月，内战全面开始，国民党军以占其总兵力约1/3的58个旅、46万余人进攻山东及华中解放区。从苏中、苏北到山东一线，成为国民党军在战略上最重要的进攻方向。华中野战军在粟裕的指挥之下，于七八月间开展苏中战役，七次作战共歼敌5.3万人。但是敌军兵力过强，最终华中根据地大部被敌占领。在10月的陈师庵会议上，华中领导人统一思想，决定华中野战军北撤山东，由陈毅统一指挥华中、山东军队，为华东野战军的形成打下了基础。12月，面对国民党军的四路围攻，华中和山东两大野战军首次战略合作，发起宿北战役，歼灭敌整编69师在内3.3万余人。宿北战役是华东军队战略收缩后的首战，此役获胜使全军取得了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明确了运动战和歼灭战的方针。12月底，国民党军主力继续推进到鲁南地区，其中整编26师位置突出，与其他国民党主力部队分隔，形势孤立。山东与华中部队领导人果断放弃原来出击苏北的计划，决定以优势兵力运动作战，围歼整编26师。1947年1月，中共军队陆续歼灭整编26师和整编51师，最终歼敌5.3万余人，取得鲁南大捷。

鲁南战役的胜利坚定了全军对既定战略方针的信心，1947年2月，山东与华中野战军正式合并，形成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委，陈士榘任参谋长，所辖部队“总兵力达到30万人，实现了完全意义上的统一指挥，具备了打大仗的条件”。1月中旬，中共放弃沭阳，苏北全境落入国民党控制。蒋介石判断中共主力部队已经转移至山东，准备在山东进行战略决战。国民党军拟定计划：南线以八个整编师为主攻兵团，由陇海路出发分三路进攻临沂；北线以第12军、第73军和整编46师为助攻兵团，由胶济路出莱芜、新泰，切断中共部队后路。但在行军过程中，北线兵团轻敌躁进、喧宾夺主，南线兵团则行进谨慎缓慢，北线军队暴露于不利位置。华东野战军抓住战机急行军北上，2月20日以主力部队在莱芜北设伏，包围了国民党北线军团。敌军指挥失当，南线部队也未能及时予以援助和配合，最终73军和整编46师被全部歼灭，12军新编36师也大部被歼。在莱芜战役中，华东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近6万人，再次予以国民党军沉重打击。国民党战史这样评价鲁南和莱芜战役：“其对双方战力与士气之消长，影响尔后作战者甚巨，所以此次作战，实为双方在主战场上胜败之转捩点所在。”

从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就难以维系，蒋介石谋划针对陕北和山东的重点进攻，其中山东在他看来更是重中之重：“照现在的战局来观察，匪军的主力集中在山东”，“目前山东是匪我两军的主战场，而其他皆是支战场”。为此，国民党军在山东战场投入24个军（师），计45万人，并且在作战方针上强调集中兵力、稳扎稳打、逐步推进。国民党军的谨慎使得华东野战军一时找不到好的战机，但华野耐心等待机会，同时采用各种手段调动、迷惑对手。5月，敌军第一兵团在经过孟良崮时，整编74师行军稍快，与两翼部队拉开一段距离。整编74师是国民党五大王牌部队之一，敌军显然没有想到它会成为攻击目标。华东野战军出其不意，5月13日兵分四路包围敌整编74师，经过数日激战，全歼敌整编74师3.2万人，取得孟良崮战役的胜利。7月1日，为了策应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华东野战军服从中央指示，分兵一半转入鲁南、鲁西外线作战。此时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压力尚未减轻，而华野内、外线几次战役都没有打好，伤亡较大。短暂的挫折没有改变既定战略计划，华野反思失利教训，谨慎制定作战方案，9月7日在鲁西南发动沙土集战役，全歼国民党整编57师，获得分兵之后的首次重大胜利。沙土集战役意义重大，此役获胜之后，由山东南下的通道被打开。9月下旬，华野西兵团主力越过陇海路进入豫皖苏，与刘邓、陈谢两路大军形成了品字形经略中原的态势，这样就将战争引入国统区，迫使国民党大军调动，使得全国主战场由山东转入中原，而中共军队掌握了战略上的主动。

孟良崮战役纪念碑

解放战争初期，华东战场是全国主战场。华东野战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并在1947年9月成功转入外线，配合刘邓、陈谢大军进行战略反攻。在这一过程中，华野先后取得了震动全国的鲁南、莱芜、孟良崮等战役的胜利，使华东在“我军各区成绩次第”中名列第一。更为重要的是，华东战场所摸索出的运动战、歼灭战战术具有开创性，影响了整个战争中解放军作战的基本思路。无论从战局、战果还是战术上，华东战场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而其中大多数战役都发生在山东，可见山东解放区在战争中的贡献。

第三，华东局在山东。

1945年10月，中共华东中央局成立。作为华东地区的最高领导机构，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大部分时间内，华东局驻地在山东，这使得山东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华东的政治中心。1947年初，华中机关北迁，原新四军和华中分局的领导人纷纷集中到山东，华东局的政治影响力进一步加强。在解放战争的几年内，华东局立足山东解放区，发动土改进一步动员群众，并全力保障粮食和人力供应，有力地支援了前线军队。而在战争临近胜利的时刻，中央又从山东抽出大量干部支援新解放区的建设。在这一过程中，山东逐渐成为华东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华东局在解放战争时期最重要的任务是保障战争供给，但这一任务并不容易完成。由于军队数量的增加和作战规模的扩大，解放区的财粮需求急剧增加。1946年春，山东解放区军、政人员达到45万，到1947年初华中机关北移，山东脱产人员暴增至百万，占总人口比例的3.2%。1947年在战火集中的鲁中、鲁南、滨海地区，脱产比例甚至达到5.85%。抗战时山东脱产人员比例“至多不超过百分之二，已经感到困难了”，此时山东已经远远超过这一标准。华东局和山东省政府为此不得不提高征收额度，1946年公粮征收中政府取消了计算负担时扣除农本费的做法，导致农民负担普遍加重20%。1947年2月，政府在大军集中的鲁南等地区预征1亿斤粮食。同时，由于土改等社会变革使得解放区社会结构渐趋中农化，绝大部分的粮食加征落在了中农甚至贫农身上。华东局及时意识到这个问题。1947年，邓子恢、舒同带领华东局工委到渤海区检查，“发现普遍的强迫命令，苛杂骚扰，群众负担极重”。为缓解人民的负担，尽管粮食供应十分困难，华东局还是决定将渤海区公粮减除1/3。

1948年春，由于战争破坏、土改过左以及天灾等原因，山东解放区陷入春荒，而上一年的秋征更减少了农民口粮，加剧了春荒困难。面对灾荒，华东局确定把生产救灾作为本年政府的中心工作，提出“不饿死一个人”的口号，全力组织救灾。在灾情严重的鲁南等地区，华东局在年初三个月内就发放调剂粮3400万斤、救济款370亿元（北海币）。至麦收前，山东农民虽生活艰难，但成功渡过难关。而对于政府本身的困难，华东局则采取精简编制、降低供给标准、清理机关存粮等方式，成功压缩政府开支。1948年后，华东局和山东省政府还承担了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的战争供给工作。淮海战役时，山东的鲁中南区和渤海区共筹集粮食3.9亿斤，占解放区筹粮总数9.62亿斤的40.5%，为战役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在三年多的财粮征收工作中，华东局始终处在必须保障军需供给但又不能过度加重人民负担的矛盾处境之中。华东局能顺利平衡二者的关系，一方面是因为自身执政水平较高，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山东解放区具备较好的资源基础。山东解放区地域广阔、人口庞大且经济较发达，使得华东局在政策上有了更多转圜的余地。而山东经验丰富的干部队伍又保证了华东局的政策意图在实际工作中能够得到切实贯彻，工作中的各种偏向也能较快得到纠正。山东解放区经济上有实力，政治上充分可靠，使得山东在华东局的管理下，成为华东野战军的坚强后方。

沂蒙群众支前

解放战争后期，随着解放军控制区域的不断扩大，新解放区干部缺乏的难题摆在了中央的面前。中共中央为此在1948年10月28日发出《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决议估计新解放区各级干部需求人数在53000人左右。中央进一步将这一指标分配到各个大区，要求华北调出干部17000人、华东15000人、东北15000人、西北3000人、中原3000人。此时华东约有100万党员、20万干部，干部基础比较好，可以完成中央分派的任务，但华东局鉴于“目前华中的干部特别缺乏”，决定“准备一万五千干部规定完全由山东来负责”。在实际工作中，山东各区南下干部达22968人，超额7968名完成了中央和华东局下达的任务。山东南下的1.5万名干部在1949年初分两批抵达临城，集中进行整训学习。集训期间，按照华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的指示，两批南下干部被整编为“南下干部纵队”，计划将来随华东野战军南下接管新解放区。纵队之下又分为四个支队，鲁中南区南下干部编为第一支队，华东局直属机关南下干部编为第二支队，渤海区南下干部编为第三支队，胶东区南下干部编为第四支队。渡江战役之后，除部分干部先期南下从事支前工作外，一支队全部和三支队部分干部负责接管浙江，二支队全部和三支队部分干部参与接管上海，四支队干部则被分配到苏南地区建设新政权，并有部分被抽调到福建和西南地区。在南下纵队之外，山东还响应中央《解决粤桂滇川黔宁青等地干部》的指示，另外抽调1200名山东新老干部，支援华南和西南新解放地区。

解放战争时期的山东是名副其实的红色堡垒，是中共在东部地区的战略支点和坚强根据地。战场上的胜利不说，山东解放区还用物资和民力切实支援了战争，并向新解放区输出了大量中共干部。如果不是山东在解放战争时期作出的重大贡献，中共不可能如此快速控制中国最富裕的东部沿海地区，新中国成立的过程恐怕也会更加曲折和漫长。在紧张的战争局势中，华东局与山东的关系也在慢慢发生变化。华东局的高层干部大多来自华中，他们早期对山东不熟悉，与山东干部也发生过一些矛盾和分歧，但经过数年的共同奋斗，华东局与山东愈发不可分割，山东从华中的“客”变成了华东的“主”。在华东局成立的最初几年里，山东几乎是所谓“华东”的唯一组成部分。随着华东局控制区域的扩大，山东成为有力的后方基地。山东的南下干部，大部分被分配到江浙沪等后来的华东核心区，这就自然增强了山东与华东其他区域在政治上的血肉关联。在华东局发展的过程中，管辖山东解放区的经历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这也为后来山东被划入华东区埋下了伏笔。

三、塑造“华东”

在华东区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政区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民国时期的江浙地区就已经出现了“华东”概念，它是基于区域发展而形成的概念，与中共富有政治色彩的“华东”概念差别明显，且传播范围有限、影响力不大，后来迅速被中共的“华东”概念所覆盖。因此，“华东”概念主要的塑造过程仍是在中共治下完成的。

第一，民国时期的“华东”概念。

与“华北”类似，“华东”概念的产生与近代来华的传教士有关。笔者检索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发现早期表示地域观念的“华东”一词均出自1921年的《华东青年团教育部月刊》，另有一份《华东教育》杂志也由华东青年团教育部发行。华东青年团是基督教华东联合会领导下的一个组织，是近代以来传教士所建基督教网络的一部分。而无论是青年团还是联合会，其名称中的“华东”一词均来自英文“East China”，在基督教会内部意指中国东部教区，或者地理意义上的中国东部，中心在上海。很显然，在基督教会的各种出版物中，我们还能找到很多也许更早的“华东”出处，但它的含义与《华东青年团教育部月刊》中所示基本相同。此外，近代上海还成立了华东基督教教育会，在其影响之下，教育领域使用“华东”的情况也比较多。1921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复旦大学、南洋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大学、金陵大学，杭州之江大学曾联合举办运动会，当时报纸有称之为“华东运动会”，也有称之为“华东八大学运动会”。不过《申报》在报道时没有使用“华东”的说法，而称为“东方八大学联合运动会”。

民国时期其他各种形式的运动会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华东”概念的产生。1913年开始举办的远东运动会，从第三届开始限制每个国家的参赛人数，所以国内出现了分地区的选拔赛，上述“华东八大学”运动会便承担了部分选拔的任务。1921年，第五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中国的参赛选手被划分为华北、华南、华中、华东四部。1924年的第三届全国运动会，设立了全国奖项、省奖、区奖三级荣誉，其中区奖即包括华北、华南、华东、华中、华西。1925年4月，江浙两省又联合举办了华东运动会。这些运动会中出现了“华东”的提法，但可以看出其概念本身依然很不成熟，只是基于简单的东西南北分区，具体包括哪些省份也很不明确。虽然如此，各种运动会依然把“华东”一词纳入了公众的视野，当时的报刊对远东运动会等多有报道，其中不少地方不自觉地开始使用起“华东”的概念。例如，《申报》1923年5月5日报道了远东运动会华东预选赛的赛况，《东方杂志》1924年第11期刊登华东女子篮球队参加全国运动会的照片，《新闻报》1924年5月8日报道了全国运动会华东代表队选拔队员的新闻，1925年华东运动会举办时《新闻报》亦曾刊载通知。

直到20世纪40年代，“华东”一词仍主要流传在宗教、教育、体育等领域，指代的地域主要是以南京、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其间还出现过一些以“华东”为名的企业，如1928年成立的华东烟公司、1929年成立的华东皮鞋商店、1931年成立的华东商业储蓄银行等。

参加远东运动会的中国篮球队

这些公司不时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华东”的流传度。1933年，全国出现对于“华东共和国”的热议，但此“华东”非彼“华东”，“华东共和国”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所成立的政权。清朝以来，官方将东北称为“东三省”或“东省”，从北方的视角，东三省确实处在“中华东部”，所以东北义勇军的新政权采用了“华东”的说法。“华东共和国”引起全国知识界和公众的普遍关注，但这一“华东”观念与以往报刊中的“华东”概念明显不同，一方面使得“华东”的含义更加复杂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上述以江浙为中心的“华东”概念在全国还远远没有流传开来，甚至没能在“华东共和国”事件中激起公众对何为“华东”的讨论。可以说，此时“华东”概念仍然处在萌芽期或形成期，教会、体育诸领域的传播未能有效扩展该词汇的影响力。这种情况直到1949年前都基本如此，特别是在国民政府的官方机构之中，尚未有以“华东”命名者，说明官方对此概念的接受程度也比较低。

依照上文的考察，“华东”概念在民国时期多流传于江浙地区，并局限在宗教、体育、教育等领域，对全国大多数的民众来说，“华东”依然是比较陌生的词汇，国民党官方也很少使用“华东”的说法。但是今日“华东”一词举国皆知，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说明“华东”这个概念发展的关键时刻不在民国，而在中共战胜国民党之后。正是中共对华东区的各种政治、经济的安排以及对“华东”的大量使用和宣传，塑造了今日的“华东”概念。这一点也提醒我们，在研究民国历史时，使用“华东”这个概念要格外谨慎，因为当时尚未形成稳定的“华东”概念，我们很容易把今日的观念带入其中，以为“华东”那时就有且从未变化，进而在研究中出现时代倒挂的问题。

第二，华东区的形成及其接受。

“华东”概念最重要的塑造过程是由中共完成的，在这一概念的塑造过程中，作为政治实体的华东局与作为军事实体的华东野战军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

首先看华东局。中共的地方中央局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架构，管辖范围一般横跨数省，下属的省委接受其直接领导，地方中央局的领导人在党内的地位一般也比较高，在中央之下有一定的自主权，“抗日战争时期红区的中央局已经具备了在中央和省之间的行政大区的雏形”。这一趋势在解放战争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当时中共在全国成立了东北局、北方局（华北局）、西北局、华东局、中原局（华中局）、西南局，各自管辖的地域基本就是日后的几个大区。由于当时中共在地方上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地方中央局作为辖区内最高的政治机构，具备了非常强的内部整合能力。例如，华东局所辖的山东、苏北地区与上海、苏南地区在文化上、经济上差异巨大，历来也分属不同的政区，但是经过华东局领导下的政权建设和土改、镇反等运动，两个地区却建立起了同质化的治理模式，地方的特性开始让位于中共体制的共性。同时，在中央的协调下，各地方中央局之间形成了比较明确的地域格局，当人们提到“华东”时，也清晰地意识到还有“华北”“华中”等，这就为大区认同奠定了基础。总之，经过地方中央局一段时间的治理之后，新中国划分为五个行政大区就显得水到渠成。

其次看华东野战军。“华东区”由华东局赋予了地域和政治上的内涵，但是具体的疆域范围，却是由华东野战军的军事活动所塑造的。解放战争初期，中共的“华东”只包括山东和苏北、皖北等地区，但随着人民解放军的不断胜利，“华东”的地域不断向南扩展。1949年渡江战役后，上海、南京、苏南、浙江等民国时期的“华东”地区被纳入华东局的管辖范围，新老“华东”实现了融合，进一步增强了这一地域概念的生命力。第三野战军随后继续南下，将福建也纳入“华东”的版图。至此，新中国的华东区基本成型，包含了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五个省和直辖市上海，后来江西一度也被划入华东区。

在新的华东区中，山东与福建显得格外瞩目，因山东与华北关联很深，福建则与华南密不可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华东”是由中共所主导的地域和政治概念，站在中共自身的角度，二省加入“华东”不难解释。山东自华东局成立以来就一直是“华东”的核心区，是华东野战军的大后方，在早期更是军事中心和政治中心，对于中共的“华东”概念来说，山东是必不可少的部分。而福建的加入则有更多军事层面的考虑，国民党军在逃亡台湾之后仍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不断侵扰浙江、福建沿海地区，福建地区为此需要部署足够的军事力量，华东军区部队承担这一任务，福建自然也划归华东区。

从1949年成立到1954年被撤销，行政意义上的华东大区存在时间并不算长，但是“华东”的观念影响力特别大，至今仍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词汇。“华东”这一概念被广泛接受，一方面是因为在华东大区的各种政治和文化实践中，“华东”概念成功地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今日不少学校、机关的名称仍然带有“华东”一词，“东北”“西北”“西南”等各区也存在类似情况，证明了中共对政治和社会现实强大的形塑能力。另一方面，华东的经济中心——长三角区域对于“华东”一词特别认同，因苏、浙、皖、沪地区自近代以来本就有一体化的趋势，这些地区在民国时期已经自发形成了“华东”的概念，只是还不够成熟，流传度也不广。1949年后，中共的“华东”概念承接了旧“华东”的部分功能，在苏、浙、皖、沪地区流行开来。华东大区撤销后，“华东”政治方面的内涵逐渐消退，而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内涵慢慢凸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长三角地区的经济飞速发展，在华东和全国的影响力都迅速上升，这让“华东”一词成为长三角的代称而重新焕发活力。

于是，我们今日时常提到的“华东”，成为一个非常含混、具有多层含义的概念。就目前最有活力的含义而言，“华东”首先指代的还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但是我们也依稀记得“华东”在政治、军事等层面的内涵。政治和经济层面的错位，使得这个词汇失去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时的那种确定性和明晰性，但不妨碍它在大众领域继续被广泛地使用，“华东”概念在今日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第三，山东与“华东”关系的变化。

山东与“华东”的关系，在不同的时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全面抗战开始前，山东与民国的“华东”地区之间存在一定经济、贸易关联且有日益强化的趋势。清朝时的山东，主要是运河沿线区与江苏、安徽有商贸往来，而近代“山东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后，不仅建立了与海外市场的直接联系，而且扩大了与国内各通商口岸之间的贸易往来”，其中便包括了上海、宁波等地。胶济铁路建成后，山东腹地的潍县、济南、周村等地也逐渐融入外向型经济，与上海、天津等口岸发生联系，济南更是凭借胶济、津浦两大铁路枢纽的位置，“逐渐发展成为天津与上海间的区域中心城市”。而鲁南的沂州（临沂）等地区，也通过海州（连云港）与上海直接通商，处在上海的市场辐射圈内。山东各地与东部地区联系的加强，也为日后山东加入“华东”埋下了一些线索。

同时，1937年之前，山东未能建立起革命根据地，也未能形成一支工农红军，革命力量相对弱小。当时山东为军阀韩复榘控制，他对共产党和群众的革命活动采取坚决的镇压态度。而山东党组织在此情况下“盲目执行‘左’倾错误路线，不考虑敌我力量悬殊，盲目发动暴动，多次使党组织千辛万苦聚集起来的力量毁于一旦，省委组织屡遭破坏”，以致从1933年到1935年，山东党组织在整整两年间都与中央和北方局失去联系。而在敌我力量悬殊之际，山东在地理位置上又远离当时的革命中心区，所以全面抗战之前的山东在中共革命历程中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由于没有全国性强政治力量的介入，这一时期山东与华北及“华东”关系的演变，主要遵循区域发展的逻辑，其结果就是山东成为华北的核心区，但与东部沿海各地也建立起日益紧密的商贸联系。

1945年夏，八路军攻克山东诸城后入城。

抗战时期，随着山东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山东一跃而成为全国革命的重点区域，而它在地缘格局中的位置也开始改变。由于山东根据地处在华北的东部边缘区，其形成、发展过程相对其他根据地又有着自身的特色，于是在中共的政治版图中，山东相对华北逐渐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山东分局的成立和长期存在也印证了这一点。当抗战结束、国共之争再度开启时，山东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良好的政治、经济条件，成为中共从华北出发、经略全国的地缘枢纽。1945年，中央决定成立华东局，随后华中与山东根据地合并为华东战略区，今日意义上的华东区自此开始形成，而山东在这番战略规划下也开始融入华东区。

解放战争时期，山东作为中共逐鹿华东的战略支点，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军事上，战争初期的山东是全国主要战场，华野在此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而在全国主战场转入中原之后，山东战场又有力策应了外线作战。山东还承担了主要的粮食供给和支前任务。淮海战役期间，山东解放区筹集粮食3.9亿斤，占总数的40%。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全省先后动员了1106万余名民兵、民工，折合使用日工5.2亿个”，全力支援战争。在政治上，山东是华东局驻地，是中共在华东地区的政治中心，新中国成立前后山东党组织又派出大批干部南下，支援了新解放区的建设。正因这一时期山东与华东建立的深刻联系，1949年山东自然地被划入华东区，并且在华东区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

1954年行政大区被撤销后，1961年国家又成立华东经济协作区，“华东区”的内涵开始转向经济层面。在经济方面，山东省在华东区内的位置比较特殊。山东半岛的经济自成一体，不像苏、浙、皖地区处在上海市场的直接辐射之下。同时，就其与外部的联系来说，山东与华北市场的联系比与长三角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实际上，除了山东，华东内部还有几个这样的区域。福建南部地区即属于珠三角市场圈，独特的闽南文化与华东其他地区差异明显，江西北部则处于华中区武汉的辐射范围内。如果纯粹从经济和人文地理的角度，山东、闽南、赣西北恐怕都不会被划入东部地区。经过多年的“经济协作”，这些区域依然没有被整合进一个统一的华东市场，而是各自逐渐融入了其他经济带。这再次说明了“华东”概念的局限性，它的划分最初是基于政治和军事的逻辑，不能准确反映经济和文化层面的社会现实。今日环渤海经济带成为北方的经济中心，山东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正是回归其既往在华北市场体系中地位的具体体现。

总之，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在政治、军事上的出色表现，使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华东区的重要部分。但回到区域经济文化发展自身的轨道，山东在气候、环境、风俗、市场等各个方面，都更多地属于华北。况且从“华北”概念的发展过程来看，山东始终也是“华北”的核心部分，区域内部在观念上都认同山东在华北的位置，只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前后特殊的政治际遇，山东才没有被划入华北区。随着此后大区制的行政色彩和计划色彩逐渐消失，山东也慢慢从华东回归华北，依靠华北的市场找到了自身发展的定位。

四、余论

从长时段的历史以及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山东自始至终都没有脱离华北区的趋势。抗战后期及解放战争时期，山东的特殊地位以及中共的策略方针改变了历史的走向，也塑造了新的区域格局。原属华北的山东，因为在东部战场上无可替代的政治和军事作用，在战后成为新华东区的一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伴随着华东野战军占领区域的扩张以及华东局对这些地域的不断整合，今日意义上的“华东”概念逐渐成形，并且在1949年以行政大区的形式得到了官方认定。因为中共在这一时期对中国的巨大影响力，“华东”概念迅速进入人们的生活，山东的“华东”标签也广为人知。

关于区域范围的界定，学界大多从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等客观因素入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带有各自学科特点的研究范式。也就是说，区域是客观环境与主观认知的结合体，除了受客观条件影响之外，区域概念及区域划分也是人们主观认知的产物。地理环境等客观条件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当然是认识一个区域非常重要的因素，但一个区域的形成也会受到一些特殊因素的影响，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范围和影响力等都会发生巨大改变。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人的活动在地域概念的形成中有时会起到关键性作用。比如，人们对前近代“江南”概念的认知，与上海开埠以后“江南”的概念差异极大，其中的区位经济中心及所含地理范围也大不一样。而近代“华北”“华东”等概念的变迁，人的主观作用的影响更为明显。因为在这一时期，华东及华北的社会经济并未发生巨大变化。这充分说明，在某一历史时期，人的活动可能会改变区域的原有传统，随着人们的新地域观念被某种强政治力量在短期内塑造而成，人们对地域的观念认知就会发生根本改变，并深入影响日常生活和学术研究。“江南”这一概念的变迁以及山东归属的复杂性提示我们，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既与这一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相联系，更必须与这一历史时期的特殊政治军事活动相联系，否则便无法得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所不同的是，江南的变迁已经成为稳固的历史事实，比如上海成为江南的经济中心，不会再回到松江或苏州；而山东从华北归入华东，只局限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以及行政上的规定，而今山东在经济上实际已经再次回归华北。这两个区域的发展变迁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正确性，即历史区域的划分和命名，除客观地理因素外，最主要的决定因素是经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本文充分说明，在山东的大区归属问题上，人们在不同时代的认知发生了显著断裂，这种断裂主要是由中共革命的历程造成的，甚至“华东”的观念也是由中共主动塑造而成的。从这一问题延伸出去，由革命实践所导致的类似观念剧变并不少见，毕竟中共革命不只是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更是一场彻底的思想革命、观念革命。本文所论不过是其中很小的一个侧面，背后还潜藏着一个广大的、富有深刻原创性的问题领域。但因为变革过于剧烈和影响深远，新观念已经沉淀进了我们思维的日常，当代人常常只知其新而不知其旧，以致新旧观念之间的断裂反而不易察觉。而发掘革命过程中的观念剧变、思想剧变，正是历史学者的责任所在。

笔者近年来从事华北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民国之前山东一直是华北地区的稳固组成部分，在多次田野考察之中也发现山东、河北、山西等地存在着很明显的文化习俗上的亲近性。为什么到了当代，山东却成为华东的一部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笔者，所以才有了本文的思考。文章选题过程似乎与一般历史研究略有不同，因为问题并非完全从史料与文献中得来，而是结合了当代学术成果和作者的个人感受。但笔者认为，在革命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中，此方法具有特殊意义，因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影响实在巨大，革命历程对中国进行了全面的塑造，其影响已经深入每个人的心灵意识之中。有学者近来曾倡议“关联呼应”的历史观，即注重古今历史和观念的有机关联，并以此角度阐发新的历史意义，而“关联呼应”之实现，与研究者个人的体悟是分不开的。本文由当代山东归属华东的观念，去关联民国时期的地域观念，似乎也可以作为“关联呼应”方法的一种尝试。而在研究过程中，解放战争前后地域观念的剧变自然呈现出来，笔者试图以“革命地理学”加以解释，结果从“华北”“华东”“解放战争”等熟悉的历史事件与观念中又发掘出了新的问题。若我们想要研究中共革命历程中的观念剧变，调动研究者个人的思维和生活经历与历史世界之间的“关联呼应”，应当是发现问题、思考问题的一种有益方式。

（本文首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5期，原题《从华北到华东：解放战争前后山东省大区归属的演变》。作者仲伟民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叶鹏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略有删节，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