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韩国走上现代化的“新村运动”（下）：激发村民的自主参与

2015年，朴槿惠总统参加了联合国开发首脑会议和第70届总会。在韩国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经济协作开发机构（OECD）举办的“为使新村运动发展成为21世纪新型的农村开发模式”研讨会中，朴槿惠总统介绍了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和成就，并对新村运动的成功要因做了具体阐释，指出奖励和竞争、建立在信任基石上的国家领袖精神、主动而积极的国民参与等，是新村运动成功的核心要因。

朴槿惠总统当天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新村运动高层人士特别活动”的开会词中的讲话揭示了新村运动成功的要因和推广到发展中国家的可能性。

“看到当时作为总统的先父促进新村运动的面貌时，我体会到了以哪些成功要因，如何形成善循环结构来改变国民和国家。新村运动开始的第一年，政府向全国3.3万多个村庄平均供应等量的水泥，让每个村庄开始独立地大干一番……第二年政府只支援优秀的16600座村庄。因长期的贫穷变得无气力的农民们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援而开始竞争和团结起来，为农村现代化掀起了巨浪……领导人的意志与国民精神形成了共识，同时扩大了新村运动的综合效应。看到‘可以做到’的信念成为现实，国民各自成为变化的主体。政府通过体系化的项目培养了新村运动领导人，他们成为了变化的催化剂，引领了居民的自主参与。我期待新村运动能够成为符合各国国情和时代变化的国际农村开发战略和国家发展战略。此外，希望基于新村运动的全新开发模式可以为根治地球村的贫困和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新村运动的主要成效包括扩充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改善村民的生活环境和增加村民收入等。韩国农民年人均收入从1970年的825美元增加到1979年的4602美元，9年间每年增加20%多。新村运动之所以成功，源于居民的主人公意识和协同力量、政府的强力意志和高效的行政效率以及土地改革和教育等多种因素。

韩国通过第一次和第二次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大大推动了工业化进程，使得农村现代化所需的财源基本得到了保障。但最重要的是，新村运动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是其“赋予并激发了村民期待成功的心理动机”。政府与村庄直接签署合同，开展该地区的环境改善工作，居民们提供劳动，领取工资，政府将其工资的一部分集中存起来，支援村庄开展养蜂、粮食种植等其他农业活动。农民们通过参与工程建设，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条件，务农资金也得以增加。

新村运动也曾经开展过“创建小康村庄”的政府政策和“国民再建运动”，但不是居民自主参与的运动，而是国家支援物资开展的事业，所以居民没有参与的积极性，也就没有发展成为国民运动。

韩国新农村运动时期的农村建设景象

在新村运动开始扩散并创造出显著成效以前，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援、指导和协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支援新村运动的成功因素可以进一步地概括整理成以下五条。

1．居民们的自主参与

新村运动得以顺利开展的最根本动力是村民的主动参与。以往每到农闲期，村庄中（出生于1920年代前后）的青年们是以酗酒赌博度日的，但在新村运动开始后他们主动地参与村庄的整备。在取得显著成效时政府给予奖励，这样的过程不断地循环，促使新村运动能够扩散和活性化。这种主动的参与（不仅对农村，也对城市）是整备环境和提高生产力所必需的根本条件。

2．村庄是最基础的执行单元

新村事业最初是从（最小的行政单位）村庄的“新村建设”事业开始的。村庄是人们集聚在一起生活的基本单元，是一定地域内资源共享的主体，村民在新村领导人的指导下协力参与，推动了新村事业的顺利开展。政府为了实现建设新村的目标，循序渐进地实施了改善环境、革新意识、增加收入等举措。在政府可调控的资源不足的状况下，为了引导村民的共同参与，从最简单的环境改善事业（需要的物质支援较少，大多是村民的劳动力贡献）开始实施。

村民通过这些基础的村庄建设事业找回了自信，引导村民形成了“只要做就可以”的新村精神。在这个过程中，非生产性旧习得以清除，重建了优良的传统习俗，并利用现代技术培养了健全的国民精神，改造了农村社会和重建了村民的精神生活。

3．优先支援优秀的村庄

新村事业的另一个成功因素是择优选择和支援。政府通过对取得成效的村庄进行评估，择优支持和投资其后续建设活动，并实行基础村庄、自助村庄、自立村庄等的升级制度，引导村庄之间的公平竞争。通过对优秀的村庄和领导人的定期评价和补偿（或者说是表彰），持续地赋予其动力，使人们对自己的努力和参与（新村建设）充满自豪感和成就感。

基础村庄是村庄小路、进入路、农路和小河川整备修理率为70%，达到协同作业班活动、村庄基金30万韩元、每户收入50万韩元等基准的最低阶段的村庄。自助村庄是达到村庄小路、耕作农路、村庄间的溪流、小河川的整备和协同生产事业的执行、村庄基金50万韩元、每户收入80万韩元以上等基准的村庄，自立村庄是村庄外小·中河川的整备修理率为95%，达到每户收入140万韩元和村庄基金100万韩元以上等基准的最优秀的村庄。

4．培养新村领导人

新村运动得以顺利开展，发挥最重要作用的是新村领导人的主动参与。新村领导人的作用在于与村民讨论形成村庄未来发展方向的共识，并对村民进行意识革新等相关的宣传教育等。政府通过组织研修班、专门化技术教育、领导艺术课程等，提高了新村领导人的综合素质，使其能够更加高效地带领村庄实现健康发展。新村领导人使得村庄分散的民心得以集聚，集中协力建设新农村。

新村教育是从1972年1月14日农协大学内的农家研修院开始的。第1期教育以从全国郡单位各选拔1名组成的140名研修生为对象，为期2周，共有420名研修生毕业。研修院从1973年4月迁移至水原农民会馆后改称为新村领导人研修院，从1973年6月开始，以妇女新村领导人班为始，教育对象逐渐扩大至经济团体干部班、农协干部班、高级公务员班和包括长次官在内的社会指导层班等。后来，新村领导人的教育超越了单纯的农村开发教育，逐渐具有了国民精神教育的性质。自1975年起，各部门和相关机构分担工作，分别主管各对象的教育过程，使用了全国的所有可用教育设施。新村教育大体上分为新村领导人教育、技术教育、农民教育等。

5．政府体系化的支援

在新村事业推进过程中，政府的主导和综合支援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尤其在初期，许多工作得以顺利推进的原动力正是总统强力坚定的意志；之后，政府建立了体系化的支援计划，这也是新村运动可以成功持续的因素。政府为支援新村工作建立了体系化的组织机构并强力引领。

新村运动全面扩散期开始是在1973年，当年1月16日依据总统令6458号在内务部设置了新村负责官室，其下属有4个科，3月7日在总统秘书室设置了新村负责官室，管理整个新村。分散于各部门的行政力量积少成多。

新村运动一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竞争性的支援政策的作用成效，即只支援“力求自力更生的村庄”。

韩国新村运动中央会，新村领导人会议（2013年）

新村运动的国际意义

20世纪50—60年代的韩国是一个贫穷且人们看不到希望的国家，占人口80%的农民每年在过了春天之后，需经历“春荒”后才能等到麦子成熟。在秋季播种的大麦被收获的6月以前，是通过采集春天留下的各种叶子和挖掘草木的根来充饥的时期，达到了以草根木皮来充饥的贫穷极限，现在1950年代以前出生的韩国人都不会忘记小时候在故乡的饥饿。

1979年朴正熙总统遇刺对新村运动造成了很大冲击，1990年代以后新村运动似丧失了动力而停滞不前，显然新村运动在当下遇到了新挑战。原因在于国内外的经济社会环境已经与过去不同了，新村运动的目标和内容也要与时俱进；经历了1970年代的新村运动后，韩国国民的生活水平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标准，对新村运动的参与度和热情也慢慢冷却了下来。所以，亟需回顾新村运动的本源意义，进而树立对应于新的国内外环境的新的新村价值导向。

国际视角而言，哥伦比亚大学杰佛瑞·萨克斯教授曾说, “可以终结绝对贫困的最终方法是培养绝对贫困层用自己的双脚登上开发阶梯的能力”；为了消除贫困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国际社会高度关注韩国的新村运动及“Can do”精神，并强调了新村运动对未来国际社会的作用。在促使处于贫穷境地的最贫国在短期间内摆脱贫困的过程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曾将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编入教科书。

此外，韩国新村运动中央会（Korea Saemaul Undong Center）在2013年新村领导人会议上倡导“第二次新村运动”，并提议开展文化共同体运动（Cultural Community Movement）、近邻共同体运动（Neighborhood Community Movement）、经济共同体运动（Economic Community Movement）和全球的共同体运动（Global Community Movement）这四个课题研究。这些课题可以促进新村运动价值的海外传播，凭借文化—近邻—经济—全球的共同体运动，“第二次新村运动”将展现出其全新的价值。

另一方面，最近在韩国也出现了一些对评价新村运动意义的负面舆论。若要让近些年来受到冷落的新村运动在韩国激活，需要组织开展年轻人群可以参与的活动。例如针对大学生，可以利用“绿色新村运动—提高国家品质的运动—运营充满生活气息的共同体—走向世界的新村运动”等新主题，策划一些有助于大家主动参与的活动。年轻人也可以基于国内的经验，通过参加海外志愿活动而自主地学习和传播新村运动。

在新村运动国际事业中最为核心的工作是培养村庄领导人，从而推进相关村庄发展。新村运动与其他援助项目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不是单纯的“富有国家援助贫困国家”，而是帮助它们实现自我发展。提供援助的国家和接受援助的国家间的积极互动，有助于被援助国家的长期自立。

在具体的援助运作中要让各个村庄独立地决定各自的优先发展顺序，并因地制宜地施行；政府要发挥支持地方开展工作的主导作用。对那些接受帮助的国家而言, 新村运动重在为它们提供自主、自信的发展氛围；这样做比起那些单纯授以“鱼”而非“渔”的套餐型开发事业，更具有为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农村带来变化的可能性。因此，有必要开发适合发展中国家农村现实条件的政策工具包（toolkit），以及可以根据具体条件灵活选用的模块。最后，对村庄发展的成功案例和模范事例要大力传播，从而促使以村庄为中心的成功实践扩散开来，最终成为全国性的事业。

（本文原载《国际城市规划》2016年第6期，原标题为《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要因及当下的新课题》，经过编辑简化，由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