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韩国走上现代化的“新村运动”（上）：缩短城乡差距

新村运动是韩国人民为了改善生活环境和增加收入，从1970年代开始的全民地区性社会运动，其本质是以勤勉、自助、协同精神为基础，以民族振兴和国家现代化为目标而展开的民族振兴运动。早期的新村运动旨在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起步于农村建设事业，是农民自主的农村现代化事业；但新村运动并不限于农村，它是整个国家现代化运动的重要环节，是韩国经济社会崛起的原动力。

为什么会出现新村运动？

1970年4月22日在为讨论寒害对策而召集的地方长官会议上，朴正熙总统提出了灾民恢复对策和广泛意义的农村再建工作，并将该再建工作命名为以自助、自立精神为基础的，具有村庄建设事业意义的“新村建设运动”。

当天朴正熙总统说, “如果我们发扬‘独自用我们的双手建设我们的村庄’的自助、自立精神，流着汗劳动的话，相信所有的村庄不久将成为富裕而舒适的村庄。该运动可以说是新村建设运动”。以此为契机，政府开始研究以农民为主体、相关机构和领导人的支持为前提的农村自主图强的振兴方案。

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政治上混乱、人民穷困、社会很不稳定，农村充斥着“贫穷就是命运”的宿命论，人们被沉闷的氛围压抑着。亟需一场精神改造的社会运动来激发全国人民的热情。

1945年韩国独立后，农村不仅在经济方面非常穷困，村庄的居住环境也非常恶劣。农村不仅没有上下水道，也没有满足生活需要的基本设施，卫生或防疫等基本条件也十分薄弱。这样的低质量生活状态导致村民缺乏改善环境的条件和动力。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开始向城市迁移。其结果是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农村人口不断减少，农村的穷困状态愈加严重。

1960年4月19日韩国民众因不满总统选举舞弊，大批学生和民众冲向青瓦台，100多名学生被射杀，60000多民众受伤，李承晚政权迫于压力于27日宣布下台。这是韩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民主运动。1961年5月16日韩国陆军军官朴正熙领导军方发动政变，推翻了旧政权。朴正熙总统上台后大力纠正社会秩序，倡导新伦理，力求革新制度和推进经济发展。

1960年代的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只有85美元，是典型的最贫困国家之一。因战争后遗症，整个国家没能摆脱饥饿，依靠美国支援的面粉勉强支撑着最基本的生存。因山林荒废以及洪水和旱灾的危害，农业连年歉收。1962年开始的第一次“经济开发五年计划”以出口和重工业为重点，经过五年的努力，到1967年实施第二次开发计划时，韩国经济已经呈现出了明显的提升。经济发展的初见成效让韩国国民看到了希望，并口口相传“经济增长是有机会的”。

虽然“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取得了初步成功，但以大城市和重工业为重点的开发政策导致城乡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新村运动也是为了缩小日益加剧的城乡差距，克服地方日益严峻的经济困难，提高乡村生活质量，以农村村庄为对象开展的社会运动。如果要实现当时的农村复兴，还需要特别的动力。在当时的环境下，政府需要建设农村道路、桥梁、上下水等基础设施和改良农业以增加农民收入，同时还需要在农村建立自主、自立的社会自信心和生活态度。

新村运动的方法：精神启蒙、环境改善和增加收入

新村运动开始的1970年，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257美元，增幅显著。这样明显的（经济增长）成效让国民找到了新动力，并坚定了意志，自主建设小康村庄。以政府支援为开端的新村运动，通过选择性的支援诱发竞争，进而不断地扩大到全国范围，并发展成为实现勤勉、自助、协同的“新村精神生活化”的改革运动。新村运动是将“必须通过经济自立成长为先进国的意志”强力注入到国民思想的国家现代化运动。

在新村运动初期的1970年，政府向全国33267个行政里洞统一无偿支援各335袋水泥，支持村庄自主开展建设。支援水泥的动因是当时水泥生产过剩和振兴内需的现实背景。以此为开端，政府向建设成效好的16600个村庄再无偿追加供应500袋水泥和1吨钢筋，并对其自主的协同努力予以奖励。

1970年代初期的新村运动从精神启蒙、环境改善和增加收入三个方面推进：

首先，政府认识到人在村庄建设中的核心作用，所以先行开展“刺激人们使其动起来”的精神启蒙；当时农村一年除了5个月的农忙期以外其余均为农闲期，精神启蒙要让人们在农闲期不要过度饮酒和赌博，而是自主地参与村庄建设活动，要引导人们感受到成就感，并激发“我们也能做到”的热情和自信。

其次是改善环境，扩大和改善狭窄的道路，提高生活的便利性，加快生产物资等的流通，帮助农民增加收入，将每年必须整修的草房屋顶换成了石板瓦，减少了劳动力投入，这样就将有限的劳动力资源集中到了生产上。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增加村民收入，政府支持村民建设新村工厂，通过制作草绳、草袋子和村庄特产品的集体生产活动来增加收入，当时每个郡都建设了5~6座工厂，全国共建成了800多座农村工厂，取得了增加农民收入的明显成效。因为有了这些新村工厂，1974年韩国农村GDP首次超过城市GDP。

新村运动的发展过程

以下按照新村运动中央会的划分方法，将10年间的新村运动发展过程分成如下三个阶段，分别予以阐析。

基础阶段（1971—1973年）

村庄领导人在发动村民参与新村建设活动的过程中，其作用非常重要。新村运动初期，各村均选出了新村领导人，经过政府组织的培训后，以他们为中心来带领村庄的各项建设活动。

初期新村建设的重点聚焦在村庄道路的扩建、共用洗衣台的建设和屋顶、墙垣及厨房改良等环境改善工作，并同时开展了改良耕地和提高种子质量等增收工作，一扫乡村过往的颓废风气，实践了勤俭节约等精神意识的改革。

政府组织开设新村领导人研修院，在全国培养了大量的新村领导人。居住环境的改善使得村庄发生了明显变化，人均GNP也从1970年的257美元增至1973年的375美元，增长了约50%。这些显著成效让国民看到了国家富强的希望，这段时期也是朴正熙总统领导下的政府主导型政策的高效运作时期。

扩散阶段（1974—1976年）

这段时期以农村小康运动为重点，工作聚焦在农民增收上，意图逐步消除城乡差距。这个阶段不仅仅是农村运动时期，而是国民的新村运动扩散时期。鉴于前期的成效显著，新村运动的组织和人力大幅增加，政府的支援和支持力度继续加大，新村运动的对象范围也扩大至一般市民，通过整备水田埂、整治小河川、实施综合农业、发掘农外收入等工作促进了居民收入的增加，全面激发了国民的改革意识和自主行动意志。

1976年，韩国人均GNP达到了767美元，比3年前翻了一番多。基于农村的新村运动成功扩散至城市，包括和工厂、作单位和学校，逐步发展成为全体国民参与的运动，形成了当时韩国的国民精神。

深化阶段（1977—1979年）

这个阶段是对过去阶段的超越，不再局限于以村庄为单位的小规模活动，而是扩大了活动的地域和规模，旨在提高新村运动的经济性。农村聚焦于增加收入和扩充文化福祉设施，城市聚焦于节约物资和提高生产力及健全劳资关系。通过活跃地开展单位和工厂的新村运动，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并增加了居民收入。

1979年韩国人均GNP达到1394美元，与3年前相比又翻了一番，全国的城乡生活条件持续得到明显改善。这一时期的特点在于谋求从村庄单元到地区单元，从关联性中谋求共有资源和共同开发所带来的效率性和经济性，追求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国民精神的成熟，引导村庄的自立，并促进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

1980年代以后的新村运动

政府主导下的新村运动从1980年代开始转换为民间体制。新村运动中央总部的成立，促使新村运动发展成为连续的国民自律运动。之后经过组织体系完善，在市道设置支部，在市郡区设置支会。1986年亚运会和1988年奥运会时期，韩国开展了奥林匹克新村运动，1989年韩国人均GNP再次增加至4934美元。新村运动转换为民间主导机制的同时，许多工作从农村扩大至城市，内容也变得多样化。

1980年代以后，新村运动替代当时不活跃的市民团体，开展了排队运动、遵守交通秩序运动等全国范围的意识改革运动。1990年代新村运动演变为以国家的焦点问题为中心的社会活动。1990年代末开展了以帮助失业者为目的的克服失业运动等。

另外，1990年代随着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环境变化，新村运动的活动范围和内容缩小了。为了巩固新村组织的自律和自立基础，缩减了组织和人力，持续地开展了提高社区共同体意识和恢复道德性的运动。经过努力，1996年韩国人均GNP超过1万美元，但1997年的金融海啸给韩国造成了冲击。为了克服经济危机，韩国再次启动全国的国民意识和社会风气革新。

新村运动如何在基层运作

1970年代为了高效地推进新村事业，政府依据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的方针，构建了地方运动组织。各市·道和市·郡单位组建了新村运营协议会，各邑·面单位组建了新村促进委员会，各里·洞单位组建了里洞开发委员会。任命各级行政机构长担任单位组织委员长，各委员会的委员由有关机构人员参与。委员会的决策组织和政府机构建立联系，构成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垂直组织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行政指导体系中，作为村庄的最高决策机构兼居民自治组织的“村会”被指认为正式的新村运动组织，并在各村庄分配了公职人员去指导新村事业。通过这些措施，政府在1970年代建立了稳定的人员架构来推进新村运动，进而实现了高效指导和管理村庄事业。政府的这种行政指导体系基本上与农村传统的行政体系相匹配。1970年代中期以后，工厂新村运动和城市新村运动作为独立部门得以强化，工厂新村运动和城市新村运动的行政指导体系也就逐渐分离。

首先，新村领导人作为村庄的领袖，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新村领导人最初是从自主的参与开始的，在政府的教育培训和奖励补偿政策影响下愈发活跃起来。政府从新村运动初期就开始培养新村领导人，为这些可能对村庄的发展和功能提升发挥重要作用的能人提供支持，使他们感受到作为村庄领导人的自豪感和使命感。通过教育培训和其他支持，新村领导人作为村庄领袖开展相关活动，对于村庄领导人自愿的风险和劳动，政府用新村勋章或表彰来补偿，并在正式场合积极宣传其成效。

其次，政府政策也是新村运动成功的重要要素。在总统的强力意志下，政府开展了示范试点工作，逐渐形成了连接一线市郡和邑面的新村运动推进体系。政府以多种形式扩大新村运动的成效，包括视察成功的村庄、提供总统和政府特别支援款、邀请优秀新村领导人举行月刊经济报告会等。政府通过宣传成功的村庄和新村领导人及其“成功神话”，极大地扩张了新村运动的社会影响。

再次，韩国农村村庄的社会结构因素也是新村运动成功的重要因素。当时乡村存在各种形式的妇女会、青年会、老人会、作业班、相助契、信用社等自治组织，经过“村会”的重组，它们构成了农村新村运动的基层组织体系。这些自治组织通过村会、村庄领导人或开发委员和村庄公职人员，获得了向村民进行新村事业启蒙教育等的各种宣讲机会。

这些自治组织在村会上对村庄的土地公司、基金建设、意见总结等发表意见，并宣传新村事业的显著成效，以积极扩散新村精神。当时，乡村地区也存在批判和不协助新村事业的不满势力，村集体利用公众意见或村庄规约等方式，减小他们对新村事业的影响。

新村运动亦可被解读为一场改变国民精神的运动。在推进当时落后的农村发展的同时，改变了农村居民懈怠、依赖他人、利己心及消极的精神状态；在确立积极的生活态度后，激发了“人人力求进步”的生活氛围。韩国现代史上的新村运动奠定了国家快速、健康发展的基础，成为令人骄傲的民族运动。

（本文原载《国际城市规划》2016年第6期，原标题为《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要因及当下的新课题》，经过编辑简化，由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