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美国“回缩”，中国需“互联互通”大战略

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后，接连做出“退约”（退出TPP）、“筑墙”（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修建隔离墙）、“赶人”（移民禁令）等决策，美国自身的大变革及其所牵动的世界大变革，可能来得要比我们想象得更快。2017年，德国、荷兰和法国等欧洲国家将迎来大选，主张反欧盟、反移民、反自由贸易政策的极右政党或将“所向披靡”，欧洲的大变动恐怕也是“箭在弦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作为西方世界的核心地带，美国和欧洲自身发展走向的“不确定性”如此之高，可以说是前所未见。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评论家蒂莫西•阿什（Timothy G. Ash）忧心忡忡地写道：世界正在进入民族主义高涨和全球对抗的新时代，而民族主义的时代“常常始于高涨的希望，而终结于泪水”。

国际舆论对“特朗普冲击”也是一片悲鸣。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菲利普•斯蒂芬斯（Philip Stephens）直言，美国开始拒绝承担国际领导权，没有美国的领导，“西方”这个概念开始失去意义。加拿大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环球邮报》评论称，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正在终结“美国世纪”，更黑暗的时代或将到来。向来持右翼立场的日本《产经新闻》也刊文称，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已经站到破坏国际秩序的最前列。

美国缘何“回缩”

面对这种局面，需要暂时放下对特朗普在道德上的嫌恶之感，思考一个大问题：为什么美国会发生如此戏剧性的变化，这是不是一种战略转向，这种转向的深层动力到底是什么？

自奥巴马执政以来，战略界人士就常常使用“retrenchment”这个词来描述美国的总体态势，汉语中很难找到相应的词汇，姑且翻译为“回缩”（与“收缩”、“紧缩”有所差别）。实际上，如果说奥巴马和特朗普两个政府之间有什么延续性的话，那就是美国愈加关注自己的国内建设，愈加不愿在美国之外“背包袱”。奥巴马选择的是自由主义、制度主义的路线，特朗普则是“强现实主义”、“新孤立主义”的路线，赤裸裸地宣扬和坚持“美国第一”。

美国的这种“回缩”，既事出有因，也影响深远。美国国防大学的知名战略学者T•X•黑姆斯（T.X. Hammes）提出了一个颇有启发性的解释。他认为，全球化在过去几十年中，奠定了美国大战略的基础，如今却出现逆转，而这种状况也将决定未来一个时期美国大战略的选择。

首先，机器人、人工智能和3D打印等新兴技术的发展，将削弱低劳动力成本地区在制造业方面的优势，这为美国海外企业的“回流”创造了条件。其次，温室种植等技术降低了从其他国家进口农产品的重要性，发达国家可以把工业和农业生产转移到距离国内市场较近的区域。第三，随着美国实现“能源独立”目标以及国内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美国将更少地从国外尤其是中东地区进口石油等资源。由此，全球化进程的一系列深刻变化致使，美国大战略不可避免地变得更趋“内向”和“孤立”。

当然，理解美国的战略转向，还要考虑美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围绕“特朗普现象”，笔者和多位美国学者交流，他们不约而同地推荐一本“纽约时报畅销书”《山里人的挽歌》（Hillbilly Elegy），读罢该书，就会明白为什么愤怒、无助的美国白人民众会支持特朗普。布朗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金泽（Stephen Kinzer）也非常生动地描述了美国人的这种“愤怒”情绪，“全球化被描述成将使所有人获益的事情，结果却成为很多工薪阶层的噩梦。因为‘破坏’（disruption）与‘全球供应链’，很多曾经可以凭着稳定收入养活家人的美国工薪族现在只能期望去沃尔玛当接待员。与此同时，少数超级富有的金融家操纵我们的政治体系，巩固他们对国家财富的掌控”。

简言之，特朗普很多看上去不靠谱的政策绝非“一时兴起”，它们的确有“群众基础”，即便不是特朗普上台，美国的内外政策也会大变。毫无疑问，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很不一样的美国。正如“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耶鲁大学教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言，不稳定问题已不再是“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专属，不稳定正在美国的社会及政治层面蔓延。美国正从“不可或缺的”全球领导变成“不可预测的”国家，特朗普上台给全球带来的动荡也许才刚刚开始。

中国如何应对

重要的是，面对一个并没有太多“玫瑰色”的世界，中国该怎么办，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大战略？这是面对“特朗普冲击”亟需思考和争论的话题。

所谓大战略，是指一个国家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协调运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权力资源，确保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利益的总体构想。有了这样的总体构想，一个国家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就会有较为明晰的主线和基轴，而不致四面出击、耗费实力，也有助于给国民和其他国家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

有人说，美国的“退场”正好给中国让出了位子，成为“世界老大”应当是中国的大战略，中国要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导。的确，历史上很多强国的大战略，往往以争取“世界老大”的地位为导向。从2000多年前的罗马帝国，到近代以来西班牙、荷兰、法国等殖民主义强权，再到19世纪触角遍及各大陆的“大不列颠”、占据欧亚大陆核心地带的奥斯曼帝国等，世界舞台上的重要玩家们带着称霸世界的野心一一亮相，又毫无例外地陷入衰败，从舞台中央退隐。

很遗憾，在21世纪，任何国家都不得不放弃当“世界老大”的野心，即便是各方面实力仍然远超其他大国的美国。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是负责评估美国国家战略环境的权威机构，它在2012年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中明确宣称，“到2030年，没有国家将是霸权国家。个人赋权、权力在国家之间的转移，以及权力从国家向非正式网络的分散，将是影响深远的”。

在美国“回缩”、欧洲衰弱、西方世界实力相对下降的背景下，未来20年很可能将出现一个美、中、欧、俄构成的“多中心”世界，同时也会有若干占据“枢轴”地位的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伊朗等。“多中心”与过去常说的“多极”大不一样。“极”的概念更多体现的是一种19世纪的思维，与“势力范围”、“后院”、“大博弈”等一连串带有封闭性、冲突性的理念密切相联。“多中心”世界在承认相关国家拥有“中心强国”地位的同时，也强调这些“中心强国”之间的联通性和相互依存。

面对很可能出现的“多中心”世界，同时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国力、发展挑战、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地缘限制等因素，中国千万不要被“世界老大”的迷梦所绑缚，而应选择一种以“互联互通”（connectivity）为导向的大战略。“互联互通”目标是有限的、可控的，战略姿态是克制的，重在发挥中国的真正优势，以包容、融合、聚合化解封闭、排他、阵营，彰显的是“东方智慧”。

难免有人质疑，为什么当美国和欧洲开始“筑墙”，而中国却要推动“互联互通”。概言之，“中国走向全球”的大趋势难以改变，没有一个开放的世界，就很难有一个真正繁荣的中国。虽然美欧出现“逆全球化”思潮，但在东南亚、南亚、中亚等广阔地带却涌动着实现市场、产品、人员、货币更大程度联通的需要。虽然中国还不是全球性强国，但它具备在“大周边”地区主动作为、推动“互联互通”的能力。

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蒂亚（Frederic Bastiat）曾言，“如果货物不跨过边界的话，那么军队就要跨过去了”。今天的世界，这种风险依然存在，“特朗普冲击”对全球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不容低估。在巩固外交基础、寻求新伙伴、建立“联合阵线”方面，中国需要深入发掘和运用“互联互通”作为政策、世界观和大战略导向的巨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