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国家的养成之道”之三：从农牧帝国到工商国家

现代国家形态，可以从不同角度，给出不同归类。从政体论的角度看，现代国家可以是民主国家或专制国家。从国家主体结构上看，可以是民族国家或超民族的帝国。从国家行政体制上看，可以是单一制国家或联邦制国家。从经济体制的角度看，可以是市场经济国家或计划经济国家。但从关乎经济类型的传统国家形态与现代国家形态演替的特定视角看，国家形态则可以区分为农牧帝国或工商国家。这一国家类型划分，恰好切中论题，因此构成进一步描述和分析的话题。

国家演进线索：从农牧帝国到工商国家

引人瞩目的传统国家形态，基本上都是农牧帝国。这是一个需要解释的断言。传统国家形态自然是多种多样的。诸如城邦国家、共和国、王国、公国、部落制国家等等，但这些国家要不规模过小，要不政治统治方式落后，都不太引人关注。唯有达到帝国层次的古代国家，才能进入国家的世界史范畴，值得深入考察。哪怕是古希腊罗马，也是因为希腊帝国主义和罗马的帝国建制，才如此引人瞩目。进一步讲，如果承认古代国家以帝国建制吸引注意力的话，人们可能会质疑，那大多数帝国应该是农业帝国，怎么会是农牧帝国呢？

其实，整个一部古代历史，真正具有政治征服能力，建立地域广袤、让多个被征服民族共处的庞大帝国，主要不是依赖维持性的农业力量，而是依靠游牧民族的军事征服能力建立起来的：正是依靠游牧民族那种风卷残云般的军事征服，再结合农业民族寻求稳定的统治秩序建构，才足以形成影响世界古代历史面目的庞大帝国。罗马帝国是如此，古代中国、尤其是元帝国与清帝国就更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称古代帝国为农牧帝国，显然更为准确。正如有论者指出的，“世界历史，通俗地说就是一部王朝的历史、帝国的历史。”（[英]约翰•达尔文：《全球帝国史——帖木儿之后帝国的兴与衰（1400-2000）》，陆伟芳等译，大象出版社，2015年，页410）

论者认定，一部世界史就是一部帝国史。这是由于他将现代无形帝国的具体形态包含在其中，因此将人类政治史视为一部帝国史。但他所列举的三类帝国形态，两种有形帝国均属于古代，只有无形帝国才是帝国的现代形态。如果将现代银行家、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创建的无形国家称之为无形帝国的话，那么很显然这一名称仅具象征意义。它确实是一种“非正式帝国”。正式帝国，都是古代时期存在的如中国和罗马那样的农业官僚帝国和欧亚中部那样的军事帝国。这两类有形帝国，都呈现出兴起、强盛、衰落、危机到衰亡的过程性，其衰亡命运几乎是注定了的。随之论者将新生的西方国家称之为“欧美帝国”，并由此展开现代帝国史的分析。

显然，这有些混淆视听。因为取代古代帝国崛起的，不是新的帝国，恰恰是现代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以民族作为行动主体建构起来的国家权力机制。这是典型的现代性事件。民族国家依赖于一个暴力拓展开来的世界，在早期开疆拓土的时期，有着类似于古代帝国的殖民政治行径，但它在成熟时期确实不再寻求跨民族、跨地域的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至于民族国家中的一些行动者如前述银行家、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所创制的无形帝国，那是无法放在有形帝国的同样框架中加以比较的事物。一些强大的民族国家，初期曾经以军事暴力征服相异民族、不同国家。但成熟的民族国家体系，出现在殖民地体系崩溃之后，帝国体系不再可能为后殖民国家所接受。

就此而言，如果试图对古代国家与现代国家加以区别的话，古代的帝国体系与现代的民族国家，恰好构成两种国家结构。而且从国家演进的世界史来看，正好刻画出一条民族国家取代传统帝国的演进轨迹。假如从经济体系的角度描述这样的演进，便可以说国家演进呈现出从农牧帝国向工商国家的嬗变线索。自然，这是一种总体性的断言，勿需与任何一个国家的具体现代转进历程一一对应。

打开现代发展大门的早期国家，其国家行为带有古代帝国的军事与政治征服的色彩。这是帝国与民族国家在交替之际的特有现象。因此，葡萄牙、西班牙在现代国家建构中虽然占得先机，但两国完全缺乏把经济动能转化为社会和国家发展动力的相应准备。军事征服，是两国获取其意欲的别国财富最基本的手段；榨取财源，是两国攻城掠地的基本目的；穷奢极欲，是两国消耗掠夺来的财富的基本方式。因此，除开打开世界大门的巨大贡献之外，葡、西两国对现代国家的制度建构是明显缺乏贡献的。因此，两国在国内外政策上的失误，让其迅速丧失大国地位。这是一种国家战略失误的必然结果。

以西班牙为例，如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全球通史》中指出，16、17世纪，西班牙卷入欧洲的宗教战争和王朝战争，耗尽人力和财富。而英国的战略是：置身于大陆事务的外围，只在势力均衡受到严重威胁时才进行干涉。这一战略使得英国人能全力以赴地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殖民地。最终结果是，英国人建立起了一个世界范围的庞大帝国，而西班牙人却先后失去了其对自己帝国的经济控制和政治控制。（参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董书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421）

在葡、西两国制度创新乏力导致衰颓之际，荷兰以其贸易制度的创制开始领先世界。荷兰人既善于建造海上贸易所需要的船只，又依靠现代商业机制的创建，通过商业贸易所获得的财富雄视欧洲。与此同时，荷兰人在思想领域里也发生了相关的革命，其中一个堪称标志性的人物，就是开启了现代私法和国际法理念的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年）。

他为崛起的荷兰提供了自由贸易的精神支持：他对私有财产权利的辩护，对财产安全、诚信与公平交易的吁求，伸张了一种颇具现代意义的自然法理念。在荷兰亟欲打破葡、西海上霸权的情况下，格劳秀斯的海上自由论，也发挥了促进国际自由贸易的声辩作用。在领土的主权归属与海洋的国际属性之间，格劳秀斯确立了国家行为的自利与国际行为兼容的不同原则。他认为，一个国家，无论是以发现权、武力、教皇敕令、强行规定或习俗惯例占有海洋或航海权，以同样的借口禁止贸易，都属于不公正，有悖于自然法或与自然法精神相通的国际法。

格劳秀斯的理念领先于当时整个世界。但他因卷入荷兰政治、宗教争端而出逃法国，并终生不得回到祖国的遭遇，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荷兰现代思想的不利处境，荷兰终于还是跌倒在现代门槛上。

相对于葡、西两国而言，荷兰以现代自由贸易获取了大量财富，超越了葡、西那样的早期现代国家依靠掠夺积累财富的状态。但是，纯粹靠市场拓展是无法建成现代国家的。商业贸易可以将荷兰转变成为一个作别了传统国家的国度，但却无法将之引向与工业机制相互伴随的现代国家。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市场重要，工业更重要。而运用新型的国家力量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转轨，就更为重要。显然，荷兰在这方面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

诚如前述，苏联所走的工业化国家道路与荷兰大为不同。十月革命前的苏联，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农业国家。一个极端落后的农业国家，却试图借助革命一下子跃进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显然是富有想象力的。在苏联建国初期的极左、极右政策摇摆之后，斯大林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力，他将国家权力作为工业化的唯一动力，拒绝为工业化进程引入市场力量。其基本特征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部、管理总局作为国家行政组织直接管理和指挥企业的一切活动：国家计划机关自上而下，直接规定企业活动的重要指标，这些指标是指令性的；企业的大部分资金由国家财政无偿拨给，收入几乎全部上缴；所需重要物资由国家物资管理部门统一分配；产品由国家商业部门统购统销；所需劳动力由国家劳动部门统一分配；大部分产品的价格由国家物价管理部门统一规定。第二，以行政管理方法为主。国家行政组织同企业的关系是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依靠国家行政组织的决议、命令、指示。企业办事也要按行政系统和层次逐级上报审批后再逐级下达。商品货币关系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排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第三，经济权利与经济责任分离。直接从事生产活动的企业，在人、财、物方面的决定权很小，虽然表面上也实行经济核算制，但企业无法承担亏损的责任，经济核算制流于形式，并不起真正的核算监督作用。而有权决定和指挥企业活动的国家行政组织，却不实行经济核算制，对企业经营好坏和盈亏不负直接经济责任。（参见金挥等：《论苏联经济》，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64-65）

这是一种极为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权力是经济发展或工业化的唯一动力，市场手段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此这般以国家强大的政治意志推进工业化进程，速度之快，出人意料。苏联在短短的20年左右就完成了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实在堪称奇迹。类似苏联这样集中国家一切力量办大事的工业化模式，在此后的世界历史进程中还不断涌现。确实得承认，仅从工业化这个单一指标的进度来看，国家权力的全力推进，不失为一种高效率的方式。不过，这种几乎排除市场手段的权力工业化模式，后果是极为严重的：苏联的崩溃命运，可能就此注定。因为这样的工业化体制引发的诸种弊端，完全是同样的国家机器所无法克制的，它们在国家的持续运行过程中，不仅会不断累积，而且爆发之日，将一发而不可收拾。

关于苏联工业化体制的种种弊端，可简单胪列如下。第一，管理机构臃肿、庞大，官僚主义盛行。第二，忽视市场机制的作用，微观经济效率低，浪费大，技术进步慢。第三，企业集体和职工个人的物质利益遭到无视。第四，部门之间的有机联系被割断，不利于综合发展地区经济。（同上，页68-70）

这种将国家权力机器与工业化安排直接勾连起来的机制，完全是一种为国家强大而激发权力无穷榨取的机制，必然导致国家权力与工业化进程或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这是一种由相关运行体制无法自我解决的恶性循环，只有等待崩溃的一条出路。而经济上的失败，最后一定会导致政治上的失败。

苏联完全把荷兰进路反转过来了：荷兰没有重视现代国家建构，经济发展的驱动主要来源于商贸活动；而苏联高度重视国家权力作用，由国家疾速推动工业化。但国家权力因此变得自我封闭、自我膨胀、自我停滞，最后走向自我崩溃。国家未能行走在现代的正常化轨道上。直到今天，俄罗斯还走不出权力经济的泥淖，国家仍然还是一个畸形状态。可见，必须扭转两个国家的现代建构畸形状态，才能指望真正建成现代国家。

但这样的国家建构，岂是轻而易举可以竟功的。一个国家试图从传统的农业国家转变成现代工业国家，意欲依托在某个单一社会要素上就实现相关目标，完全是异想天开。但一个国家试图将事后归纳出的诸有利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因素聚齐并互动，且产生预期的良好结果，那是多么难得且幸运的事情。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唯有英国，将工业革命、市场经济与立宪国家三大要素聚合起来，并且实现了积极互动，从而走出一条作别农业国家，进入现代国家的独特道路。（待续）

（本文为作者即将出版的新著《立国技艺》一书第六章“工业、市场与立宪”之第三节，正文有简化和文字技术上的改写，注释格式有调整，小标题为编者所加。经授权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