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历史教与学︱如何克服“年级越小，题目越大”的毛病

初到复旦附中，笔者发现自己教的这届学生阅读最多的是文学名著，热衷参与的是模拟联合国、模拟政协、模拟人大等政治类的社会实践。学生对历史的好奇心有，但对史学研究的方法却知之甚少。还有不少学生认为历史没有什么用，学起来并不困难，也很容易入门。

如何能让学生真正喜爱历史，懂得历史？“史学作为一种特殊的人文学，必须在知识、思想和美感三个方面达到适度的平衡，以充分实现它对人生的价值，这三者的平衡，最终是通过文字表达来实现的”。去年暑假，附中的历史组布置了一份特别的作业，以“近代历史上的个人：行为、作用与影响”为题，就感兴趣的历史人物展开研究、撰写论文，先提交论文选题、提纲与参考文献，由老师点评指导后再开始写作。我们之所以这样安排，正如严先生治史所言的“研究历史，首要是选择问题。”选题之规划与设计，对于历史研究的整体工程而言，犹如大方向之定位。

暑假期间陆续收到学生发来的邮件，他们交上来的作业很多都不太理想，特别突出的问题就是选题视野的局限，最常见的题目是“林则徐的功与过”、“晚清重臣李鸿章”、“少帅张学良的一生”等，还有不少重新评述袁世凯、慈禧的文章。总结下来，发现无题可选、扎堆研究、过度求异的现象比较严重。于是，笔者对于学生的选题与提纲进行点评并回复邮件希望他们做进一步的改进。开始时积极响应者还是挺多的，但改了两次后愿意坚持到底的人就少了。有学生抱怨说：“选题太难了，我们常常苦于无题可选，自己想好的问题似乎别人都已经进行了研究。”

论文选题是论文写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选题不确定，史料搜集就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更在于选题不恰当，直接影响历史论文完成得好与坏，甚至决定着论文写作的成与败。因此，有人说：“题好一半文。”选择，听起来轻松，实际上却是见功力、显才智的事情。同样一个题目，不同的人写出来的肯定不会都一样。笔者觉得选题，体现一个人的眼光，更能体现个性。那么，教师指导学生进行论文选题时，应该强调哪些问题呢？如何才能有问题意识？笔者认为在论文选题上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兴趣使然、大题小作、有进一步的意义。

在兴趣中发掘选题

面对学生的选题困惑，笔者的建议是：“你对哪些事哪些人感兴趣呢？”论文选题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适合自己的兴趣与性格。

高二的沈昕逸同学写论文的感想时，提到了自己选题过程中三次兴趣的产生与三次重新的调整：第一次因为影视作品的热播而对张学良有了研究的兴趣，想写的与实际情况不符而放弃；第二次因为老师在上课时聊到了“蔡锷与小凤仙故事的真与伪”而产生写作的想法，却又因为这桩历史公案离奇复杂、传闻多于史实以致自己无从下手；第三次是因为特别喜欢民国教科书而想写民国教育人，自然而然想到了蔡元培，但是查找资料时却发现无法找到创新的角度而停滞。屡次搁置的选题过程让她有过放弃的念头，好在她因为喜欢历史题材而没有气馁。后来，笔者与她交流过程中发现她喜欢各种中国传统工艺，于是启发她寻找这一方面的素材。近代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中，传统艺术在冲击、夹缝中也会有所发展，在碰撞中也有创新。于是，她最终决定写传统艺术人物，挖掘历史上中国的“匠人精神”，弘扬传统文化的艰难与探索。有了浓厚的兴趣才能生发出持久而强劲的思考与写作动力，促使沈同学主动深入发问，自觉求索解疑。在笔者的建议下，她开始围绕一个问题展开集中阅读，目标明确，注力集中。由于时间紧张，对于没有相关度关或关系小的内容就先略过；集中火力阅读，还可以快速的将已学的知识，甚至是从上一本书中学到的知识快速的进行运用，做到了学用结合，不断突破难点，最终有所收获。

历史课堂是一个开放互动的场所，在教学中笔者也会以趣启思、激疑促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教学中，笔者曾经以“苦命天子咸丰”为主线：1850-1861年正是近代中国内外交困、危机重重的年代，以一个年轻的平庸皇帝的短短11载所经历过的动荡与痛苦，在教学叙事的过程中，辅以介绍作者的治史方法，不失时机地穿插展现作者在研究中的精辟思考和经验总结，“叙”与“讲”的协调交织，既有教学的流畅，也有着思想的深度。也许是对茅海建老师多年埋首于档案文献、逐字逐句比对史料的钦佩，又或许是被“史学不是年轻人的事业”所激将，部分同学跃跃欲试，想复制、模仿“档案馆大师”的研究过程，对于这些同学的热情，笔者更多的是给予鼓励与支持。学术的研究对于热爱它的人们而言，十年寒窗是值得珍重的幸福体验，论文写作的过程，也是一次兴味盎然的思想旅行与学术探险，希望这些年轻人的理想之花能最终结出硕果。

全课结尾笔者重新梳理了一下在两次鸦片战争年间一些熟悉与陌生历史人物的行为：粪桶将军杨芳、开眼看世界林则徐、六不总督叶名琛、师夷制夷的魏源、鬼子六王爷奕䜣……这些人物的选择，无疑是带着问题意识的，看似荒唐的杨芳却在此前是常胜将军，甚至绘像紫光阁，死后谥号勤勇？开眼看世界林则徐认为英兵不善陆战，“腿足裹缠……屈伸皆所不便……”，甚至“一仆不能复起”？国人眼中昏庸无能的叶名琛，西方人却把他视为强有力的敌方首领、更是反抗势力的标杆人物，甚至是嗜杀的“广州屠夫”，怎么理解这样的差别？个体与群体跌宕人生的背后，是一个时代的转折。

这些平时被教师一句带过的史实面临挑战性的质疑，师生共同思考，寻找解答疑问的路径。通过这些典型的个案式的人物研究，可以折射出近代史研究中的时代关切。失败的战争、弱国的谈判、“师夷长技”的过程，这一代人身上既有着移花接木地创新，又受到各种牵绊和阻碍。教师对于历史问题有了自己的领悟，创设出具有“历史味道”的质疑与问题，引发学生最佳学习动机、兴趣，质疑与探究的时机才可能出现。课后就有学生对于叶名琛很感兴趣，想要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笔者在鼓励他的同时也提醒他，不必大幅转述一些专业学术论文中的观点，如果想了解这个人，就要去读一些原始资料，要紧的是把他放在整个时代脉络下来看。对于这些书上所言不多或没有涉及的历史人物，学生们兴趣盎然，兴趣中产生问题这是选题的第一步，有兴趣才能投入。

又如，讲到新文化运动，笔者讲了徐志摩与张幼仪的“民国第一文明离婚案”，让学生对于此事发表自己的观点。有同学就问：今天看来颇有争议的举动为何当时却受到了人们的追捧？问题是思考的前提，笔者顺势再问：“哪些人追捧？哪个时期被追捧？以后的评价还是这样吗？”很快就有同学意识到，这是肯定徐的自由恋爱，是在两千年专制社会被逐步打破后的社会态度，也是新文化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呼喊的反响。这段上课插曲最后成为了同学们的论文创作和微视频制作的灵感来源。

多媒体大数据时代，历史研究的“问题”产生形式就更为多元，可以通过“泛读”历史文献去发现，也可以通过浏览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或影视作品发现，或许是从微信微博的一些微阅读后产生疑问，甚至也可以通过与历史爱好者的闲聊形成或发现。说到底，“问题”本身是大量存在的，发现它们并不难。不过，笔者还是要强调一点，选题并不是在书桌前思考数小时就可以解决，选题，更需要的是平日里对感兴趣题材的积累和对历史现象与事件的敏感程度。

怎样克服“年级越小，题目越大”的毛病？

有人说，学生年级越低题目越大，往往是初中生研究的是“孙中山与中国革命”，高中生会研究“孙中山对推动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作用评价”；本科生也许会写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演变；硕士、博士一般是研究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一个方面。

高中同学写论文，尤其喜欢挑选特别有名、特别争议、特别重要的历史人与事来写。题目太大了，不仅在有限的时间无法完成，更可能涉及太多理论问题和知识领域，超出自己的思维能力。就高中生的而言，可以引导他们从小问题中可以阐发出大的意义来，把小问题和更大的历史进程、更有意义的大问题联系起来，不仅具有了宏观的视野，也为之后课题进一步拓展和进行后续研究提供了可能性。“聚集许多不相干的琐碎材料、琐小事例，加以整理、组织，使其系统化，讲出一个大问题、大结论”。纵观耕望先生诸著，正可见出这一研究轨迹，强调“面”的研究，少作“点”之探讨：所谓“面的研究，研究问题，目标要大些，范围要广些。大题目，里面包括许多小的问题，如此研究，似慢实快，苦尽甘来，能产生大而且精的成绩。”

对于历史学家而言，“专精”和“博通”两种品质，哪一种更重要？这是个历史学界也争论不休的问题。严先生的看法颇为独到，他提倡从博通的视域中，研究大范围内的小问题，力求专精。这也是常说的“小中见大”、“见微知著”。

不妨把“大题目”看做某一个范围，从中选一个比较小又“有话可说”的角度来写。如高二的张若冲同学是个历史迷，受到附中浓浓的人文氛围的熏陶，他对于近代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尤其感兴趣，笔者问他想写谁，他脱口而出：“当然是胡适！”当他说起自己的“胡适”情结更是头头是道：因为喜欢历史，所以想写近代历史上的知识分子的担当与追求；因为喜爱文学，所以对新文化运动中的胡适欣赏不已。笔者建议他先在自己挑选的问题中进一步筛选，保留几个认为具有研究价值的问题，然后把它们精确地表述出来。精确地表述可以使问题具体化，并排除许多似是而非的枝节问题。就题目的确定，笔者和他前后交流了近一个月，从“胡适与文学革命”、“胡适的教育观”等常见的选题，到剑走偏锋的“胡适与丧葬礼仪改革”，或因文章创新点不足、或因资料过于难找而被否定，一次次碰壁并没有让他气馁，也没有放弃胡适这个人物，最终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有次，在历史课堂上探讨民国社会的新与旧，大家聚焦于婚恋悖论，张同学侃侃而谈：新女性观念与传统婚姻状态的矛盾，始终困扰着胡适的矛盾，一方面源于胡适希望向西方文化学习、追求自由的婚姻，但另一方面由于自己的性格和文化背景等因素受困，或是最终回归传统文化。时代有其特有的问题焦点，在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纷纷打出了自由解放的旗号，但是在这面旗帜的背后，其实还隐藏着时髦表象与守旧内核的矛盾，还蕴含着新旧碰撞与中西融合的纠结。他的发言赢得掌声一片，他的论文题目也最终选定，即胡适的女性观。理解胡适对女性观念的认知变化，感受其跌宕起伏的生活，解读这样一位新文化中的旧道德楷模的内心纠结，感受特定时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

注意处理好题目大与小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选取切口要小，但也要以小见大，能折射、映射历史的选题可能更有意思。严先生强调研究要重视细节而不失宏观主旨，精细而能见其大，故能避免研究的碎片化；在宏观通识的基础上做深入细致的研究，不仅是治史的基本原则，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应遵循的准则。

在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发现新的选题

当有了许多问题之后，剩下的应该就是考虑题目的价值，严先生在书中特别强调“选题意义”，勾勒指陈，十分具体明白：价值在于一要“可信而合乎事实”，二要能比前人“更进一步”。治史当“以发掘史实真相为主流，以解释、论史为辅助。找出史实的真相写录下来，可以永远于人有用，即永远不算落伍”。这样的标准对于高中生的历史研究同样是有效的。

选题，既可以关注学术研究，盯着学者们的题目，亦步亦趋，找个机会在某个地方重新调查一下。也可以开发自己的眼光，虽说年轻有着阅历和能力的不足，但敏感和敏锐的优势还是有的，或许能看到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现象中的问题，想出一些非常别致的题目。

记得高二的陈子健同学交上来的初稿让笔者吃惊不已，他的题目是《李秀成苏州时期的城市政策及商业政策评价》。问他为何会想到选择这个内容来研究，他说，本来想写曾国藩的洋务思想萌芽，通过查阅学校图书馆馆藏文献，发现相关文献较少，但同时发现太平天国中外资料较多，故转而写太平天国。为了更好地完成文章，陈同学还利用暑假前往苏州博物馆、沪苏两地图书馆和档案馆查找资料，还通过走访以及采访等形式收集史料。他的题目很不错，我们交换了一点意见，建议他思考不同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对现象（事件、过程、人物、政策等等）进行叙述，这种联系既可以是因果关系，也可以是相互之间的关联性。最后，他的题目定为：《李秀成苏州时期所行内外贸易政策评价——兼论李秀成的洋务早期实践》，从李秀成的早期实践与思想变化探讨洋务思想在中国的萌生与最早的发展。他的努力让笔者想到了严先生强调的治学要下功夫，史学论著应“充实而有光辉”。就这篇文章来看，“材料丰富、踏踏实实”，在高中生的历史写作中实属难得。

又如，高二的陈馨玥同学想写林则徐，一开始大家都不太看好。但听了她的想法后，笔者却决定鼓励她去写。她在所有的学生中可以说是最勤奋的了，从交提纲到最终稿，一共修改了5遍，其中改动较大的有3次，最后也获得了很好的评价。颁奖的时候，她的发言让笔者欣赏不已，她在《映像•印象•形象——三重记忆中的林则徐》写道：“儿时记忆中的映像，是投射在我记忆中的影子；学习历史后形成的印象，是课本留在我脑海中的知识构建；这些都让我对林则徐充满好感。于是不自觉的倾向性在笔尖流露，而史料的选用也有着轻重之分。写着写着我觉得自己更像在描绘着理想中的英雄，笔下的林则徐高大而不真实，伟岸而不生动。是在近代无数赞誉累积下的高大全形象。于是在老师的帮助下，我继续阅读史料、数据、专著，阅读到了活生生的人物和实实在在的行为。我读到了书上没有写下去的历史，原来林则徐在禁烟前后也有着见识上的局限，被流放后也曾失意落寞，边疆建设中蕴含他重启仕途的渴望……这一切都让我意识到，林则徐毕竟只是十九世纪中叶的一位士大夫，他终究没能走出旧时代。经世致用，精忠报国、开眼看世界、抵御外侮、鞠躬精粹……多重的形象叠加在一起，也许这才更接近真实的林则徐吧！”我觉得她的反思更让我眼前一亮，作为高中学生能有这样的想法实属不易。“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一样是选题之创新与价值的体现。在一次次指导学生写作的过程，与其说是笔者指导学生选题，不如说是学生的选题启发了笔者。

爱因斯坦说过的一句话：提出一个好问题比解决它更重要。这句话真的非常深刻，一个人选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选题，有质量的问题，他解答不了，但是他找到了一个有价值的研究对象，后人都跟着下手，多少人都在朝这个方向走。笔者和同学们谈论文选题，讲到爱因斯坦的追求，是想从另一个角度证明选题的重要。选题是一种智慧，对同学们是这样，对前沿的科学家也是这样。

对于不同风格的研究者而言，选题会有不同的眼光和标准。就高中生而言，笔者觉得好的选题在于适合、真实与意义。“欲把金针度与人”，严先生将一生治学经验作全面总结，现身说法撰述研究方法，如今笔者通读严耕望先生的《治史三书》后，把先生切实有效的方法作为学生的写作指导。无论与笔者与学生，如同“有大师在旁为我接招拆招，解说点评，自能给人莫大启悟。”犹如开启另一扇学术之窗而豁然开朗，心中不禁涌现了孙中山当年赴美后的感慨——“今日始见沧海之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