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国家的养成之道”之二：现代国家兴起的解释类型

工业与市场，而不是农业与市场，发挥着塑造现代国家的强大动力作用。但正如前述，仅仅是两者携手，并不构成现代国家兴起的动力机制的全部。正是因为如此，对现代国家究竟何以兴起，不同的论述者大都会承认经济力量发挥的强大而又直接的作用，并且愿意将经济增长视为现代国家兴起的标志。但除此之外，对一个国家究竟主要依靠什么样的动力机制成为现代国家，侧重点则存在很大的不同。

其中，两个流派长期主导着相关的理论解释，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二是马克斯•韦伯的解释。但近期的制度主义学派、修正主义史学试图走出另一解释路径。这三者，都对人们理解经济因素与现代国家兴起的相关性问题极有帮助。因此，在对三者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寻求一个较为恰切的解释进路，就有其必要。

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国家兴起的解释主要有两个框架：一是在人类发展总体进程中对现代国家予以定位，二是围绕现代国家自身特点进行分析。就前者来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围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统一关系，将现代国家定位为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相伴随的、剥削阶级的国家形态。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在原始社会阶段，生产力极其低下，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是原始共产主义所有制。在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了私有制。随之奴隶社会兴起，占有生产资料的奴隶主阶级残酷剥削奴隶阶级，促使奴隶阶级起来反抗奴隶主阶级的剥削。正是由于激烈的阶级斗争，促进了奴隶社会的解体，宣告了封建社会的兴起。封建国家由两个主要阶级之间的斗争构成，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出现，不仅宣告了进步阶级的出现，而且体现了取代奴隶社会而起的新生封建社会的进步性。但总的说来，封建地主阶级仍然以残酷的剥削对待农民阶级。因此，封建社会逐渐陷入停滞状态，解放生产力的要求，催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早期阶段，资产阶级以其解放生产力的作用，发挥了它的历史进步作用。但毕竟资本主义所有制，同此前的私有制一样，都是基于剥削的制度安排，因此都会丧失其历史合理性：工人阶级作为历史上最大公无私、品质卓越的新型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其跟资产阶级不妥协的斗争，为彻底解放生产力，砸碎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推进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提供了最深厚的历史发展动力。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国家不过是马克思主义论述国家历史演进总体进程的一个过渡阶段而已。

在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中，尽管资本主义国家只是通向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但这个阶段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正是在这个阶段中，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为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正是在这一个阶段，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之间的尖锐矛盾，凸显了资本主义国家不过是资产阶级维护自己阶级利益的工具的本质。因此，阶级矛盾已经到了一个非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来加以解决不可的地步。可见，资本主义国家是人类历史上国家形态演进的关键阶段，对消灭国家的共产主义之实现，具有终结国家历史、开启无国家历史的转折意义。

马克斯•韦伯和维尔纳•桑巴特的解释

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国家兴起的解释，在阶级斗争理论的范畴内看，是相当自洽的。后起的马克思主义者大都将马克思的这一解释转化为一种“经济决定论”。尽管这一理解有失偏颇，但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经济因素的决定性地位。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马克斯•韦伯，不再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从经济因素切入解释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转而从新教改革的文化价值观视角，解释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

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最大障碍是传统价值的惰性力量。例如，西方社会发达的宗教观念主导着人们的认识与实践，科学并不被认为是检验知识的主要途径，商业与日常行为主要受一个人的地位而非社会角色所引导，人的经济行为更是受其在宗教群体的成员关系而非市场因素所决定，法律裁决也不是基于人人平等的观念来做出。而新教尤其是加尔文教的改革，促成了一种有利于资本主义精神勃兴的社会氛围。

依论者概括，韦伯所论资本主义精神大致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工作本身作为目的而被赋予价值。第二，贸易和利润不仅被作为职业成功的根据，而且也被作为个人美德的指标。第三，一个通过理性管理有序组织起来的生活，不仅作为一个长期目标和经济成功的手段，而且作为一个固有的合适甚至正当的存在状态而被看重。第四，根植于正当获取经济成功之中的一个信仰是，为了未来的需要与满足，当前的幸福快乐是应该放弃的。“总地来说，这些价值——工作的美德，作为个人正直的成功，使用理性指导个人生活，以及延迟满足——反映了西方一些最重要的文化价值，因为它们构成了所有人共享的对适当行为的观点。（[美]乔纳森•特纳等：《社会学理论的兴起》，侯钧生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页200）

这与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经济因素决定性作用的解释，迥异其趣。这是一种从经济因素背后且支配经济因素作用的精神因素的角度，看待资本主义兴起的主张，足以向人们展现出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因素呈现出的西方现代发展的另一面相。

马克斯•韦伯对现代国家、尤其是支撑现代国家的资本主义精神的解释，有助于人们准确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文化价值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但他的解释，存在广泛争论，姑不论他对新教伦理的理想类型的提纯，已经很难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相符，而且在西方国家以外的很多国家，未必完全不存在一种类似于世俗禁欲主义这样的有助于经济发展的经济伦理。即使是从经济伦理的视角看待西方现代国家兴起的经济崛起动力时，人们也可以扭转韦伯的视角，从理性禁欲主义的另一面，也就是纵欲主义的视角，解释资本主义的兴起。

同样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的桑巴特（Werner Sombart，1863-1941年），就认为资本主义兴起的伦理基础，根本不是什么世俗、理性的禁欲主义，恰恰是耽于享乐的纵欲主义。正是奢靡之风，催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原因在于，奢侈之基于特殊的工序，即需要特殊的原材料、特殊的工艺流程、更多的知识见识与管理才能，才足以催生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同时，由于奢侈品的销售容易亏损，因此必须改进销售方式，由此诞生的资本主义企业，在不利的情况下具有谋生之道，在有利的情况下大发横财。再者，奢侈品企业多是外国人建立的组织，它们必须以其新兴的、更高层次的建制才能够立足所进入的国家。最后，低档和复合商品的批量市场很晚才出现，因此奢侈品市场长期是重要的投资市场。“奢侈，它本身是非法情爱的一个嫡出的孩子，是它生出了资本主义。”（本段所引，参见〔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页213-215）

这样的断言，并不构成对马克斯•韦伯论断的颠覆，相反构成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外的，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世俗根源的有效补充。很明显的是，关于市场、工业与现代资本主义及其国家兴起关系的解释，乃是一种多元的解释。

现代制度主义的解释

如果说卡尔•马克思与马克斯•韦伯的相关解释构成了对论题的经典解释类型的话，现代制度主义的解释，则试图开辟一个相关论题的新解释路径。现代制度主义反对从数量关系上解释现代经济制度的兴起，也不同意从单纯的经济关系上去看待同一问题，而致力从政治、经济、社会等综合因素造成的制度变迁视角去理解相关过程。

以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1920-2015年）的阐释为例。诺思为其制度主义的解释确定了三个理论支点：“1.描述一个体制中激励个人和集团的产权理论。2.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3.影响人们对‘客观’存在变化的不同反应的意识形态，这种理论解释为何人们对现实有不同理解。”（[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页7）

其中，由于政治与经济组织的结构决定了一个经济的实绩及知识与技术存量的增长效率，故而人类发展中的合作与竞争形式以及组织人类活动的规则的执行体制，便构成理解经济史的核心。这些规则决定了经济活动的激励与非激励系统，进而决定了社会福利与收入分配的基础。因此，试图理解一个制度，就必须重视国家权力与产权理论。由于国家行使着界定产权的权力，国家理论的根本性毋庸置疑。国家最终对经济增长、停滞与衰退的产权效率负责。

至于国家，在契约理论或掠夺-剥削理论两种传统的解释中，前者具有悠久的历史。契约限定了每个人相对于他人的活动，因此对经济增长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国家掠夺或剥削论将国家视为某一个集团或阶级的代理人，其作用是代表该集团或阶级的成员榨取利益，权力集团的收益最大化遮蔽了社会整体福利。比较而言，契约理论也好、掠夺或剥削论也好，都没有给国家提供最好的解释。因为前者深入解释了因契约而来的得利，但没有说明不同利益成员其后的最大化行为；后者忽略了最初签约的得利而着眼于掌握国家权力的人从其选民中榨取租金。唯有从“暴力潜能”视角看待相关问题，才能将两者统一起来，避免其各自的不完善之处。

为此，需要设定一个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统治者的国家模型，这个模型具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国家为获取收入，以一组服务——我们称之为保护——与公正作交换。由于提供这些服务存在着规模经济，因而作为一个专门从事这些服务的组织，它的社会总收入要高于每一个社会个体自己保护自己拥有的产权的收入。第二，国家试图像一个带有歧视性的垄断者那样活动，为使国家收入最大化，它将选民分为各个集团，并为每一个集团设计产权。第三，由于总是存在着能提供同样服务的潜在竞争对手，国家受制于其选民的机会成本。它的对手是其他国家，以及在现存政治-经济单位中可能成为潜在统治者的个人。因而，统治者垄断权力的程度是各个不同选民集团替代度的函数。”（同上，页23-24）

这就预设了国家的必要性。国家之所以是必要的，就是因为任何一套规则都要胜于无规则。即便一个国家是剥削性的，也好于无政府。由于任何统治者都存在对手或替代者，但双方势均力敌的时候，统治者拥有的自由度就越低，选民所保留的收入增长的份额就越大；反之，统治者就好似一个暴君、一个独裁者或一个专制君主。相应地，相较于给那些无威胁的人们，统治者会给那些势均力敌的对手更多的服务。从前述的静态分析转换到一个动态的观察，结论就是：“当一个政治-经济单位生存在一个由竞争的政治经济单位所组成的世界里的时候，如果增长是不稳定的，那么不增长也是如此。在与更有效率的邻邦相处的情形下，相对无效率的产权将威胁到一个国家的生存，统治者面临着或者灭亡或者修改基本的所有权结构以使社会降低交易费用或提高增长率的选择。”（同上，页29）

可见，统治者必须推进制度创新，以此解决选民习惯的搭便车行为。这样对国家兴衰的制度主义解释，不必详尽引述和评论，已可发现它的基本精神。尽管其解释的着眼点在经济增长，但对社会的现代变迁和现代国家的兴起，确实具有相当说服力，而且确实与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社会学的韦伯式解释，大异其趣。

寻求解释的最大公约数

不过无论怎么讲，上述三种解释都是基于西方经验的解释。到二十世纪晚近阶段，又一些同情东方发展的西方学者，致力颠覆相关论说，提出了一种现代国家兴起的修正主义解释。这一解释强调的核心是平等看待东西方社会与国家在转向现代史所取得的成就。他们认定，东方从来就不是真正的落后，西方也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么领先，更不存在所谓现代发展的“欧洲奇迹”。事实上，一切促进西方现代化的要素尽管在东方社会不曾普遍存在，但这并不妨碍东方社会现代化的转变。不论是儒教社会、还是伊斯兰地区，都不是因为文化上的毛病导致他们现代化的迟滞，而是因为他们的发展所走的不是一条西方社会的道路而已。

由上可见，有关现代国家兴起的解释，是一项复杂的知识工程。各家各派所确定的解释视角不同，解释结论也就大为不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为了较为准确地解释现代国家的兴起，必须借助一种综合性的接受方式。任何一种基于单一视角的解释，其准确性和可靠性程度都没有保证。但无论是哪个解释流派，在自己的解释中，都确立了经济因素对解释现代国家兴起的优先价值。工业与市场的携手，作为现代国家兴起最强劲有力的推手，也为人们公认。只不过围绕这样的核心性变化，其他各种因素如何发挥边际效用，促成了现代国家的最终成型，则就见仁见智了。

寻求解释的某种最大公约数，也许是避免无谓争论，勾画现代国家兴起的一个必要举措。基于此，描述国家形态的基本演替，可能构成整合相关解释的一个必要举措。因为，国家形态的演替，包含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学与技术诸要素在内，是整合式解释现代国家兴起的有效进路。（待续）

（本文为作者即将出版的新著《立国技艺》一书第六章“工业、市场与立宪”之第二节，正文有简化和文字技术上的改写，注释格式有调整，小标题为编者所加。经授权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