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国家的养成之道”之一：工业与市场携手重塑国家

如果说古代的国家形态，要么基于古希腊那样的族群国家化，要么基于古罗马那样的族群广泛扩张，要么基于中世纪那种宗教力量整合的话，那么，现代国家建构最大的动力，就不再来自于军事-政治征服，以及宗教对世界社会的整合，而来自于日显重要的经济力量。正是由于人类经济活动方式的结构性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社会的建构方式。工业革命与市场机制的扣合，发挥了驱动现代建国的强大动力。

这样的变化，促成了国家结构上的两种重大变化：一是促使古代的农牧国家演进到现代工商国家，二是促使农牧帝国的专制政体演进到现代国家的立宪民主政体。征诸西方近现代历史，在国家间的竞争中，一国是否能够脱颖而出，立于不败之地，关键就在于它是否能够将工业革命、市场经济与立宪制度贯通起来。凡是有效连接三者的国家，就成为规范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凡是无力将三者对接起来的国家，便成为畸形的现代国家。

在现代国家建构中，经济是最重要的驱动力。对国家建构而言，政治、军事或宗教驱动力，不再发挥它们在古代时段曾经发挥过的那种强大能量。在现代建国的过程中，经济因素究竟是如何发挥其建国动力作用的呢？对此，理论上的论证固然重要，但以切近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来归纳相应的理论结论，似乎更为可取。

不妨以三个国家的现代建国为例，审视经济因素对现代建国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人们一般同意，对现代建国发挥出明显经济促动效用的是市场，尤其是现代贸易，至关重要。站在现代国家发生、发展的起点上看，这是可以得到支持的看法。

首先从荷兰的事例上可以得到印证。现代国家的崛起，初期与掠夺土地、扩张版图相联系。因此，致力打通全球地理关隘、掠夺广袤土地的葡萄牙与西班牙两国，夺人先声，开启了全球化的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但从总体上讲，两国的制度创新乏善可陈。因此，后于两国崛起的荷兰，开始以制度创新领先欧洲大陆的发展步伐。

荷兰人以现代自由贸易政策打开了广泛的市场空间，在国家迈开的现代步伐上，明显领先于当时欧洲的其他国家。这一方面当然与荷兰缺乏自然资源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自然资源的高度匮乏，会促使一个进取的民族在经济上想方设法地创新，从而催生一套更具效率的经济组织。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特•托马斯在他们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指出：“贸易和商业的增长，是整个近代早期荷兰经济主要的原动力。欧洲人口的增长，尤其是在16世纪的增长，对地处中央的尼德兰产生了有利的影响。……欧洲人口的增长刺激了创新，而创新则降低了交易费用从而提高了经济组织的效率。……创新直接降低了使用市场的费用，新的商业组织为小商人利用盈利的机会提供了便利，尤其是建立了资本的市场，这些便是这个时期荷兰经济史的特征。”（北京：学苑出版社，1988年，页185）

荷兰人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兴起做出了贡献，让市场贸易、交易费用、贸易政策、资本市场、组织效率等有利于刺激市场活跃、发展的因素贯通起来，从而以经济制度的创新带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个知道从市场中获取更高税入的政府，与一个积极从自由贸易中获取丰厚利润的经济组织，将荷兰推向了当时欧洲最富庶国家的位置。但荷兰的发展仍然是局部意义上的现代进展。因为自由贸易的兴起与兴盛，仅仅让政府调整了有助于从市场获利的贸易政策，调整的目的仅只是获取更多的税收回报。而政府自身的结构性优化，并没有提上日程。荷兰之被英国取而代之，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苏联：极权政治与工业化进程直接勾连

与荷兰借助贸易与经济力量驱动国家现代转变不同，另一些国家试图依靠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创建崭新的国家体制，将国家推向现代境地。这类国家是由国家权力疾速推进工业化进程，迅速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权力目标。但与荷兰极端重视自由贸易、金融改革这类市场经济举措不同，这类国家更重视的是国家权力与工业经济的直接贯通，不过明确却拒绝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这样，极权政治与工业化进程直接勾连起来，成为经济现代化的一种独特模式。这些国家的典型，当属苏联。

苏联建国前的俄罗斯，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苏联是俄国十月革命的产物。其诞生，是首先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然后再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革命理念之付诸政治行动的结果。因此，苏联一旦建立，就面临双重任务：一是将农业经济迅速转型为工业经济，以便为新生的国家奠定扎实的物质基础。二是将专制主义的沙皇政治转型为无产阶级专政，确立全新的国家权力机制。这两个转型混生为一个问题：为缺乏经济基础支持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提供雄厚的经济土壤。这注定了苏联工业经济建设的政治急促性。

在苏联建立的初期，列宁在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受到严峻挑战的情况下，认为需要“国家资本主义”来为新政权聚集物质资源。但党内左派认定，必须以大规模的国有化措施保证迅速过渡到社会主义。事实证明，两者皆不可行。列宁不得不以“新经济政策”缓冲苏联面对的巨大经济压力。于是，新生的苏联便在所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既竞争又合作的拉锯战中，开始了它的现代经济建构进程。

当苏联一开始执行它特有的五年计划之时，列宁确立的市场与计划经济结合的混合经济，彻底被计划经济所取代。以国家权力推行的强硬计划经济的政策即“战时共产主义”，重新浮出台面。逐渐取得国家支配性权力的斯大林，开始借助国家暴力，狂热地推动工业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政治领导集团完全控制了经济过程，并将有关投资分配和效率的研究、对经营管理的研讨、对科学地组织劳动力的研究以及其他许多努力都撇在一边。以国家权力强行推进工业化进程，将工业化视为军事化工程，是苏联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完成工业化转型的突出特征。

这样的做法，令一些落后国家艳羡不已。但却使苏联经济发展弊端丛生、积重难返。从某种意义上讲，苏联后来的崩溃，与忽略工业发展的经济特点，强行以国家权力推进工业化的做派所引起的种种难以克服的矛盾，紧密联系在一起。

与荷兰仅仅限定在市场需要调整国家政策的进路相比较，苏联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国家权力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重要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尤其是当国家权力意志直接体现为国家领袖的个人意志、政治领袖的个人愿望时，苏联就注定了其以国家权力且不计代价强推工业经济发展的长期命运：国家权力负载不了现代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诸种条件，也承担不起工业化所带来的种种社会矛盾。尤其是当国家权力亟欲在工业化中榨取最大利益，以便在世界面前呈现强大国家的支配能力时，一切矛盾便会聚集性地爆发出来。内外交困，势所必然。结果，超越国家权力承载能力的超前工业化，终于压垮了整个国家。这绝对是强制推行工业化的斯大林始料不及的灾难。由此可见，工业经济绝对不是权力经济。

英国的结构现代化

英国的现代发展，不同于荷兰，也不同于苏联。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规范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与荷兰的不同在于，英国并不试图借助政策调整，让国人趋之若鹜地谋求赚快钱，而是在国家权力、市场机制、工业化进程与社会变迁之间巧妙平衡，让国家尽可能迈进在稳健的现代轨道上。与苏联的不同在于，英国从来没有单纯依靠国家暴力，强制推行工业化转变，而是依靠社会力量、技术创新、市场需求进行国家诸要素的总体调适，从而将整个国家推向结构现代化状态。尤其是英国在谋求现代工业与传统商业机制的有效对接上，施展了技巧高超的对接手段，让农业贸易时代的商业机制，成功与工业化时代的商贸需求吻合起来，极大地推动了英国现代工商业的迅速崛起。

在整个古代社会，商业是人们谋求自己产出不了的生活必需品的手段，市场因之而兴。但在现代早期，出现了商业革命。葡、西、荷等国在现代早期做出的巨大贡献在于，在世界范围内开拓出市场，极大刺激了生产和贸易。英国是世界市场的后来者，但却实现了后发先至的发展目标。由于英国的工业革命迅速席卷整个生产领域，促使现代商业与工业体系广泛结合起来，让英国足以领先全球，成为一个现代工商国家。

英国得以掀起工业革命的浪潮，与其长期发达的手工业有关。手工业奠立的分工传统，让生产工具高度专门化，这一方面让基于手工工具的生产能够快速过渡到机器生产，另一方面也让基于分工合作关系的手工工场工人迅速适应大机器生产。加之英国发达的海外贸易，对殖民地的掠夺，既保证了英国大工厂的原料来源、又保证了产出的巨量商品销售所需要的广大市场。复加英国的农业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对工业化与国际贸易的极大推动，英国上演了一出让全世界目瞪口呆的大国崛起的精彩戏剧。

可见，不是单纯的商业贸易，或者说市场机制，抑或是孤立的工业革命，就足以掀动现代国家兴起的经济大幕。同样，也不是单纯的市场获利甚至是市场投机，抑或仰仗国家权力的主观意志，就可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现代转变。

国家的现代转变关乎时代转变的整体状态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现代转变，不仅关切工业、市场和国家自身诸因素的交叠作用机制，而且与时代转变的整体状态有关。人们习惯于使用“现代早期”(early modern)这个概念来界定作别传统社会结构、甫入现代状态的特定时段。这个阶段，从世界史整体进程的视角看，时限上大致在16世纪到19世纪中后期。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先进国家像英国那样，大致完成了现代转变，成为较为规范意义上的现代国家。

但从国别史的角度看，“现代早期”这个概念可能就具有很不相同的时空指认意义。首先，从时间序位上看，后发国家的“现代早期”在时间上会晚出不少，为数不少的后发国家，一直到20世纪，都还处在“现代早期”境况之中。而从现代社会结构的角度看，直到今天，接受现代转变的不少国家，都仍然处在“现代早期”那种挣脱传统束缚而不得、进入现代而不能的艰难状态。对一个试图跻身现代国家行列的国度来讲，成功渡过“现代早期”，完成必须完成的转型任务，是其现代转变最后竟功的前提条件。

“现代早期”需要完成一些什么任务，才足以从早期现代顺利过渡到深度现代(deep modern)或成熟现代( mature modern)呢？所谓深度现代，就是现代诸要素合宜作用，将现代推进到观念、制度与生活方式各方面的深层次现代。所谓成熟现代，就是现代发展到充分展示其内涵，并且为人们所完全接受、视之当然的阶段。这两种表达具有同一个含义：现代已免于回流到传统，或进退不得的困扰，而充分展现其渡过了早期那种与传统交织在一起的模糊状态，从而成为规范意义上的现代国家。

“现代早期”需要坐实的基本转型目标包括：其一，从传统农业体制向现代农业体制的转型。传统农业的分散生产与零星交易，无法对农民发出强烈的价格信号，促使他们进行劳动方式的改进，推动他们提高劳动生产率。现代农业将集约化作为主要生产方式，以市场需求为生产的唯一指南，上涨的产品价格向生产者发出明确的信号，使之服从市场指令。由于手工工场劳动效率低下，无法满足市场对农产品的需要，因此需要相应的机器生产，以提供更多的产品。农业挤出的人口，成为自由劳动力，这些劳动力正好填补扩大的城市市场的需求，从而让城市增长的人口与扩大的生产、骤增的市场相互促进，构成现代发展的强劲动力。一个在传统农业中获得极大财富数量的国家，很难启动相应的改革，农业也就因此成为这一国度现代转变的最大障碍。

其二，确定国家推动创新的现代机制，促成整个国家将其生产确定在一个创新机制上，尤以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带给整个生产体系以巨大的新技术动力。农业时代，不是完全没有技术创新，也不是完全缺乏科学研究。但是，技术创新不成体系，科学研究仅只限于个人兴趣。尤其关键的是，二者没有与生产体系贯通起来。现代科学技术的勃兴，不仅因为科学革命掀起了一场认知革命，改变了人类认识事物的基本方式。更为重要的是，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内在勾连起来，并且与整个生产体系直接挂钩，直接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强大动力。科学与技术是否主导人的认知与引领生产体系，是“现代早期”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明显分流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

其三，整个国家致力于发展的政治意志与社会共识，主导国家权力与社会公众的认识与实践。一种尽力拓展活动空间的意识，是一个具有生机与活力的、兴起中的现代国家的突出标志。尽管从道德视角看，这种在国家意志主导下勃兴的殖民运动，带给落后的非西方世界以巨大的痛苦，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论：“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页291）

就此而言，全球市场兴起与殖民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它虽然属于恶的事件，却对人类历史的现代发展进程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推进作用。

此外，一个国家的社会治理状态，以及政治行政体制的变革，也构成它进入早期现代，并挺进到深度与成熟现代的强大动力的组成部分。这一问题稍后将做具体分析。（待续）

（本文为作者即将出版的新著《立国技艺》一书第六章“工业、市场与立宪”之第一节，正文有简化和文字技术上的改写，注释格式有调整，小标题为编者所加。经授权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