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也有畅销书：日用百科全书和科举考试参考用书

宋初延续五代的传统，继续以政府的力量推动书籍的雕印，但是最早雕印的不是五代开始刊刻的儒家典籍，而是佛经。唐代以来雕印佛经的风气在五代时期仍然存在，南方吴越政府和民间都曾印了数量众多的佛经、佛像，佛教对于宋代的出版业也继续发生巨大的影响。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在益州开雕《大藏经》，一直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完成，共计1,076部、5,048卷，一般称为《开宝藏》，此后至南宋末年，《大藏经》又曾五次刊印，不过这五次刊印已非政府之力，而是分别由福州、湖州、苏州等地的佛寺和僧人主持。

宋太宗时政府在完成《大藏经》的雕印后，很快就把力量集中到儒家经典，从雍熙二年（985）刊印《五经正义》开始，各种经籍陆续校勘、刊印，到宋真宗时期，已经有很明显的成果。《宋史》卷四三一《邢昺传》（又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景德二年五月戊辰”）载：

景德二年（1005）……是夏，上幸国子监，阅库书，问昺经版几何。昺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臣少从师业儒时，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盖力不能传写，今版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

可见当时比之于北宋初年，经版数量迅速增加，经籍的流传已经日见普遍。此后经书一直是国子监雕印的主要对象。北宋中叶以后，士大夫倡议科举考试应以经义为主要考试内容，到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终于成为事实。这一项发展，可以说是五代以来儒家经典雕印流传所收到的成果之一，因为只有在儒家经典流传普遍之后，经义作为所有士人科举制度必考项目这一个理想，才有可能实现。除了经书之外，其他史书、子部、集部等书籍，国子监也校勘、刻印了不少。南宋时国子监迁到杭州，继续担负刻书的任务。国子监的出版品，特色在校勘比较精确。有些书籍后面附有勘官、详勘官、都勘官等的名字，又有再校、都再校等人员，显然是经过反复校勘。古代以来传抄的一些经史典籍，就是在经过宋代官府刊印之后，成为定本。

除了国子监之外，宋代中央政府的许多机构，像崇文院、秘书省、司天监、太医局等，也都从事刻书。其中崇文院（即宋神宗以后的秘书省）大概是国子监之外刻书最多的一个机构，所刻书包括国史、实录、历书、算学以及本身收藏的一些古籍。

不仅中央政府的许多机构致力于书籍的刊刻，许多地方政府的机构也参与了这项活动，在南宋时期尤其活跃。这些机构，包括路级的转运司、安抚司、提刑司、常平茶盐司，各个州县政府、各州的公使库，以及郡、县学校。牵涉的地域很广，刊印书籍的总量也很可观，远超过中央政府刊印的数量，其中当代人的著作占了很高的比例。整体来讲，宋代的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对于出版业的发展都有很大的贡献。许多科举考试必须要读的书籍，因此得以流传。

促进宋代出版业发展的，不限于政府，民间也有很大的贡献。民间出版业的发展，比起官府来有更加长久的历史，早在唐代就已经开始，到宋代并没有因为官方出版业的兴盛而消退。民间出版的书籍，除了前面提到的佛教寺院所印的佛经，大致可以分为“私宅、家塾刻”和“坊刻”两大类，活动的规模远远超过唐代，尤其以南宋时期最为兴盛。和官方的出版业一样，显得愈来愈发达。私宅、家塾所刻的书籍，兼有家族自用和销售的目的，名姓流传下来的有好几十家，其中最有名的是岳珂相台家塾所刻的九经、三传，廖莹中世彩堂所刻的《五经》、《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私宅、家塾所刻书籍各类皆有，经、史及唐以前的文集占了相当的比例，这些书籍，大体上都精雕细校，品质很好。至于坊刻，则是书坊的出版品，也就是书商的活动，是以市场为取向的，对于当时社会的影响也比私宅、家塾刻本来得大。

中华书局出版的《石林燕语》

坊刻书籍的出版地也很广，不过最有名的是杭州、建宁和四川三个地方。就品质上讲，“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可是福建的刊本以价廉取胜，销售量很大，也不容忽视。四川从唐末以来就以出版业著称，宋代书籍出版主要集中在成都府路的成都、广都、眉山三地，各种书籍无不具备。杭州在五代吴越时也已经以印制佛经闻名，北宋时国子监校勘的书籍，也有很多是杭州雕印的，毕昇发明活字版印刷术也是在这个地方。南宋初年，又有一些原本在开封营业的书籍铺迁移到这里来，再加上是行都，更刺激了这里出版业的发展。南宋时杭州称书籍铺、经籍铺或其他名称的书商可考的达到二十家之多，其中最有名的是南宋晚期棚北大街的陈宅书籍铺，主人叫陈起，又称陈道人或陈解元。解元可能只是一种对士人的尊称，他未必真正中过解元。陈起本身是一个诗人，和很多文人都有来往，《南宋群贤小集》就是他编的一部南宋诗人的诗集。他另外编有一部《江湖集》，因为触犯史弥远（1164—1233）的忌讳而引发江湖诗案，他自己也卷入其中。他的书籍铺后来由儿子继续经营，父子两人刻书很多，最多的是唐、宋人的诗文集。福建的出版业中心在闽北建宁府的建阳、建安两县，以麻沙、崇化两地最出名，这里出的书在雕印、纸张方面质量较差，可是价格比其他地方出版的书籍来得低廉，所以销路很广。南宋初年，建本书籍的销售已是“几遍天下”（《石林燕语》卷八）。宋代建阳、建安两县书坊名号可考的将近四十家，其中以余氏最有名，前后开了好几家书坊；名号沿用最久的是勤有堂，一直到明末仍然使用；出书最多也最有名的则是万卷堂。

出版业日渐发达，使得书商有了竞争。宋版书籍已经普遍附有刊记，最普通的是说明出版者，也有的书特别强调不许复版，例如眉山本王称《东都事略》的刊语是“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复版”。有些书强调已有精审的校勘，例如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刻《抱朴子·内篇》有这样的刊语：“旧日东京大相国寺东荣六郎家见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今将京师旧本《抱朴子·内篇》校正刊行，的无一字差讹，请四方收书好事君子幸赐藻鉴。绍兴壬申岁六月旦日。”有些书则强调内容的完整，例如龙山堂刻南宋王明清《挥麈录》有这样的刊语：“此书浙间所刊，止前录四卷，学士大夫恨不得见全书。今得王知府宅真本全帙四录，条章无遗，诚冠世之异书也，敬三复校正锓木，以衍其传，览者幸鉴。龙山书堂敬咨。”有些书则讲本身如何有用，如吕氏家塾手校《东莱先生诗律武库》有这样的刊语：“用是为诗战之具，固可以扫千军而降劲敌。”有些书则作新书广告，例如钱塘王叔边刊《后汉书》有这样的刊语：“今求到刘博士《东汉刊误》，续此书后印行。”这些刊语，一方面有宣示版权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在作宣传，吸引人来购买。但是有的宣传未必确凿，例如建本阮仲献种德堂刊《春秋经传》附集解的刊记说已经“三复校正”，但是刊记本身就有错字，把“窒碍”刊成“室碍”。

朱熹画像

除了刊记上所显示的市场竞争外，书商还有种种的做法，譬如讲究版面的大小、刻版的字体；又如对经、史、文集进行加工，像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或者附上图表。也有些书籍加上断句或圈点，以利阅读。建本书籍能够风行天下，大概也已经有了一套发书的方法。例如吕祖谦（1137—1181）在一封写给朱熹的信中这样说：

《论语精义》近得本，日夕玩绎，类聚皆在目前，工夫生熟，历然可见，与分看甚不同。此间学者多欲看而难得本，告谕贩书者令多发百余本至此为佳。（吕祖谦《东莱别集》卷八《尺牍二·与朱侍讲元晦》）

当时朱熹在建宁，吕祖谦在婺州，《论语精义》是朱熹在建宁出版的书籍，大概起先发到婺州的书不多，所以吕祖谦写信给朱熹，请他告知书商多发一些书来。书坊为了争取市场，又刊印了许多销路较广的通俗性书籍，譬如医卜星相等，或者像《居家必用》和《事林广记》等日用百科全书，这些书籍，以建宁府所印的为最多。

建宁府所出版的另一类有广大销路的书籍，是科举考试的参考用书。经史文集等书籍，当时已经有大量刊本，是士子准备科举考试所必须读的基本书籍；不过在这些书籍之外，还有许多教人怎样写科举诗文，以及供写科举诗文时引用事实、文字的参考书籍出版。前面提到的吕氏家塾手校《东莱先生诗律武库》，从刊语看，很明显是一本教人在科举考试时怎样写诗的书。吕祖谦又编了教人怎么写时文的书，在建阳出版。朱熹在一封写给吕祖谦的信里问：“近见建阳印一小册，名《精骑》，云出贤者之手，不知是否。此书流传，恐误后生辈，读书愈不成片段也。”（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三三《答吕伯恭》）吕祖谦回信承认：“拣择时文、杂文之类，向者特为举子辈课试计耳。如去冬再择四十篇，正是见作举业者，明白则少曲折，轻快则欠典重，故各举其一，使之类为耳，亦别无深意。今思稽其所要，诚为至论。此等文字，自是以往决不复再抬出。”（《东莱别集》卷八《尺牍二·与朱侍讲元晦》）至于供写科举诗文时用来检索资料的参考书，例如《事文类聚》、《记纂渊海》、《古今源流至论》、《山堂考索》、《古今合璧事类》等书都是。不仅建宁府和其他地方的书商出版各类科举参考书，连太医局也出版了一部《太医局诸科程文格》。前引吕祖谦写给朱熹的信中提到拣择“时文”编成的书，是指科举考试用的作文模板。“时文”也称“程文”，这一类参考书在宋代由于有很好的销路，也因此大量编印出版，有私人编印的，也有官府编印的。时文参考书在当时甚至成为许多士人准备考试时研读的重心，连官私教学也出现了重视时文过于经籍的流弊。宋代科举考试自从考经义之后，逐渐发展出一种固定的撰写格式，这种固定撰写格式的经义时文，就是后来明清八股文的雏形。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宋会要辑稿》

上述的一些科举参考书，应该还是其中水平比较高的。还有一些书商“于时文中采摭陈言，区别事类，编次成集，便于剽窃，谓之《决科机要》。偷惰之士，往往记诵，以欺有司”（《宋会要辑稿·刑法二·禁约二》“政和四年六月十九日”）。更严重的，是出版一些供考生夹带入场的小册子。北宋中叶以前，考生夹带入场，还是用手抄本，“皆是小纸细书，抄节甚备，每写一本，笔工获钱三二十千”（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奏议集》卷十五《条约举人怀挟文字札子（嘉祐二年四月知贡举）》）。到了北宋末叶，除了手抄本之外，也出现了雕印的小册子。《宋会要辑稿·选举四·考试条制》“政和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条载臣僚言及当时考试舞弊的情形：

蝇头细字，缀成小册，引试既毕，遗编蠹简，几至堆积。兼鬻书者，以《三经新义》并庄、老、字说等，作小册刊印，可置掌握，人竞求买，以备场屋检阅之用。

到了南宋，这一类供考试剽窃和夹带的参考书，在建阳大量出版。岳珂《愧郯录》卷九：

自国家取士场屋，世以决科之学为先，故凡编类条目，撮载纲要之书，稍可以便检阅者，今充栋汗牛矣。建阳书肆，方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以冀速售，而四方转致传习，率携以入棘闱，务以眩有司，谓之怀挟，视为故常。

这一类书商出版的夹带小册，当时称为夹袋册，“高价竞售”（《宋会要辑稿·选举六之四八》“嘉定十六年七月十日”），可见市场需求之大。而出版业和科举考试关系的密切，也于此可见。

本文摘自《宋代科举社会》，梁庚尧/著，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