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公共教化场所缺失，亟需重建讲学、祭祖、民间信仰空间

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深化，要求它必然走出高校和研究机构，步入社会基层也就是乡村和社区。而在传统教化体系废止近百年后，如何重建社会基层的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便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常规性教化场所的缺失，是目前乡村与社区亟待解决的问题

放眼世界，现有各大文明的乡村社区都被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教化场所覆盖，基督教文明、印度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都是如此。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释道三教为内涵，以儒家为主体。儒家虽非建制性宗教，但千百年来形成了包括宗族、祠堂、私塾以及民间道堂在内的诸种教化组织，遍布于广大城乡，发挥着基本的道德教化功能。

近代以来，由于基层社会的儒家教化组织载体被摧毁，导致了广大乡村和城市社区道德教化功能的缺失，也导致了乡村和社区出现了严重的道德空心化。乡村不用说，即使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那些看上去流光溢彩的社区也缺乏传统文化的教化场所，甚至没有一个祭祀祖先的公共场所，以至于每到清明节，繁华的都市街道变成了焚烧冥纸的香烟缭绕之地。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民族，一个最重视孝道的礼乐之邦，竟然连给祖先焚香烧纸钱的地方都没有了，这不能不说是这个文明古国在现代转型中所遭遇的文化尴尬。

孔子早就告诫：“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但慎终追远的礼仪，需要一个相对庄严肃穆的实施空间；大众的道德养成，也需要一个常规性的教化场所。因此，社会基层道德与信仰的缺失，首先是因为缺少公共教化场所。武汉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教授发现，在那些乡村老人自杀率较高的地区，如果某村有一颗千年古槐，老人自杀率相对会降下来，这是因为古槐发挥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作用。随着传统文化复兴的深入，借鉴传统经验并结合现代社会的需要，重建乡村和社区教化场所，已亟待提上议事日程。

二、“三堂”是传统中国乡村和社区的重要教化资源

传统中国的乡村并非文化沙漠，而是民族文化的蓄水池，涵养了整个国家的文化。这是因为有三种文化载体作为支撑。

第一是私塾学堂，主要教儒家经典和做人之道。私塾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作用极大。我们在一些古典小说中看到的私塾先生多半是一幅寒酸固陋的形象，这种形象反映了私塾先生的生存状态，却不足以反映他们的历史贡献。相比较而言，私塾先生在传统中国所起的作用，要远大于牧师在西方社会所起的作用，因为私塾先生在传播文化的同时，培养了两个重要阶层：第一是国家文官阶层，也就是士大夫阶层；第二是乡绅阶层，也就是承担民间自治的阶层。这两个阶层担负着整个国家的治理责任，是至关重要的社会管理阶层，正是由不起眼的私塾先生们培养起来的。

从特定历史境遇看，私塾先生们自身的寒酸潦倒是必然。如果说基督教牧师们手中有一把打开天国的钥匙，私塾先生手中也有一把打开仕途利禄之门的钥匙，但是，这把钥匙却命中注定无法将他们自己的仕途之门打开，因为他们基本都是科举考试最终的失败者，至多考中秀才，注定无缘“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功名成就。近代以来，私塾被强制取缔，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白的文化空间，由谁来教导农村人做人、谁来教给普通人最基本的人生观价值观？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二是宗族祠堂。祠堂是传统中国最为普及的教化和信仰场所，里面摆放着列祖列宗的牌位，供人们四时祭祀。传统中国人的一切人生礼仪，像冠礼、婚礼、丧礼、祭礼都是以祠堂为中心来进行的。此外，祠堂也是乡村自治和慈善救助的重要载体，如果有祠堂存在和宗族保护，乡村老人就不会沦落到自杀的地步，依然会有一个共同体在庇护着这些已经没有生存能力的老者。所以，祠堂是传统儒家教化的灵魂所系，是儒家文化的根，祠堂亡则礼乐亡、文明衰。长江以北的祠堂在“文革”当中大多被当作“四旧”捣毁，改革开放以来，福建、广东等地又复建了一些，但是现有功能也与历史上曾经具有的功能不可同日而语。

第三是民间道堂。传统中国几乎所有村庄都有像土地庙、五道庙或者关帝庙等民间道堂，还有一些与儒释道三教相关的民间信仰场所。这些场所对于学堂和祠堂是很好的补充，比如五道庙或土地庙，民间信仰中认为人在死后要先来这里报到，让人生百年后有一个去处。这些道堂多与传统文化中的劝善思想相关，既能安顿生命，又能劝善惩恶，使人有所敬畏，不能简单视之为封建迷信。

传统民间社会的人生道德信仰，主要是通过以上三堂来塑造。如果说学堂和祠堂教导了做人之道，道堂则回答了死后的去向这一终极关怀问题，三者合起来使生死得以安顿。当它们被当作“四旧”破坏之后，如果没有充分可替代的选择补充进来，村庄和社区便会陷入了无意义的空白之中，活着没有价值，死后不知去向，人生失去意义。于是，人活着没有敬畏，肆无忌惮；死后没有去向，一片虚无。

三、在乡村与社区建设三堂合一的新型教化场所

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圣水峪镇官庄村乡村儒学讲堂外观。孙兴建 图

传统学堂、祠堂和道堂这三堂是分散的，分属于教育、宗族和民间信仰三个不同系统，而且与宗法社会形态密切结合在一起——祠堂自不用说，私塾也多为家族所设，恢复这种宗族性和离散性的传统乡村文化形态既没有可能，也不合时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乡土文明的重建需要提升公共性，通过三堂合一，将讲学、祭祖和地方性的神灵祭祀集合为一个公共文化空间，使传统三堂的文化功能整合提升，成为具有现代性的乡村和社区教化中心，完成社会基层道德教化体系的重构。

首先，建立乡村社区儒学讲堂。根据我们在山东尼山开展乡村儒学的经验，可以在乡村社区建立儒学讲堂，替代传统私塾的教化作用。儒学讲堂是一种定期化和常规性的讲堂，有儒学志愿讲师给村民或社区居民授课，每半个月讲课一次，主要讲解《弟子规》、《孝经》、《三字经》等基本儒家经典，以通俗易懂和生动活泼的形式向民众传播儒家做人之道，同时也教给村民一些人生礼仪和孝道歌曲，它还是村里的留守老人聚会和交流的文化场所。从目前积累的经验来看，只要持之以恒，儒学讲堂就会收到良好教化效果，是在基层传播传统文化的良好载体。

其次，建立乡村社区公共祠堂，作为乡村社区公共祭祖场所。传统祠堂多因宗族而建，但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公共祠堂的个案：清代道光年间，广东清新县龙颈镇大围村兴建了一个公共乡祠，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里面供奉了本村黎、陈、吴、赖、廖、黄、邓、赵、张、梁十个姓氏的祖先。祠堂属于传统的砖木结构，古朴优雅，大堂大厅两侧有一副对联：“异姓亦同胞溯当日开基互作藩篱团体固；先灵凝共妥起此间就列无分宾主一家亲。”200多年来，十个姓氏的村民在这里共同祭拜祖先，成了异姓兄弟，多姓村民们和睦共处，生活上互相帮助，成为当地文明和谐典范村，深受四乡八邻的羡慕和颂扬。

随着中国由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由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现代乡村和社区需要这样多姓氏因而具有更高公共理性和包容性的公共祠堂，作为当代人的慎重追远之地。所有公共祠堂都可设立中华文化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牌位进行公祭，同时设有赵钱孙李各个姓氏的的祖先牌位，供各姓氏祭祖时使用。在乡村公共祠堂中，各个姓氏摆放祖先牌位的神柜分列大堂两侧，正堂的主神龛平日空缺，哪一家祭祖时可以使用主神龛。这就将民族始祖的祭祀与各个姓氏家族的祖先祭祀相结合，在接续传统姓氏祭祖礼仪的同时，既提升了祠堂的公共性，也促进了不同民族与不同姓氏的交流和友谊，更能体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根枝相连、血脉相通的同胞情谊。同时，乡村和社区公共祠堂的建立，将使得儒家最为重视的祭礼得以恢复，也为其他重要人生礼仪的实施创造了空间条件，对于重建乡村与社区礼乐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在闽南、皖南和广东等一些传统文化保留较好的地区，乡村社区儒学讲堂也可以和民间信仰相结合。这些民间信仰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数千年历史，比如土地神崇拜起源于殷商时期的社神，与天地崇拜密切相关；关公崇拜则是尊崇儒家忠义之道。这些源远流长的民间信仰对于民众的精神安顿和心灵健康具有重要意义。扫清它们，只会导致基层民众信仰的真空，为外来宗教在基层的大规模传播留出空间。在中国南方比如皖南、闽南和广东省一些地区，传统的庙观和祠堂保留相对较好，为村民提供了重要的信仰支撑，外来宗教的传播速度就大大低于北方。

在这方面，福建霞浦县的儒家道坛较为典型。该县乡村设有十多家儒家道坛，皆由村民集资兴建，一般为二层或三层：第一层是儒学讲堂，供奉孔子像和“四配”（配祀孔子的四位儒门圣贤：复圣颜回、宗圣曾参、述圣子思、亚圣孟轲），是村民日常学习传统文化经典的场所；第二层供奉当地民间信仰的道坛神灵，有太上老君、关帝、土地神、观世音菩萨等；第三层为义工宿舍。讲堂每天晚上都有学习活动，主要学习《弟子规》、《三字经》和《孝经》等儒家经典，大家齐声背诵后交流心得体会，其中的积极分子成了村里的道德楷模。其中一个村子经历“文革”之后祠堂被拆、族谱被毁，年轻一代辈分混乱，还发生了一起同姓结婚、女方为男方远房姑婆的情况。自从儒家道坛在该村设立后，义工们在道坛宣讲儒家伦理，重新修订了族谱，重建了祠堂，理顺了村里人的辈分，村里的道德风尚大为改观。另有一个村子，地处交通要道，村里原先六合彩盛行，车匪路霸横行，犯罪者多为本村年轻人，有两个青年还因犯罪被枪毙，但依然无效。后来经过道坛的教化，该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道德模范村。当地原派出所长，即负责枪毙那两名犯罪青年的警察，目睹村里的变化，退休后也成为儒学讲堂的志愿者。

关于三堂合一的具体形式，可以根据各地经济条件的不同，既可以三堂合于一院，即三堂分设但集中建在一个院内，分别承担讲学、祭祖和民间信仰功能；也可以将三堂的功能合并于一室，作为公共学堂的同时，在正堂供奉圣象和祖先神位即可。

新形式的三堂合一，旨在整合与替代传统中国乡村与社区中的学堂、祠堂和道堂的功能，提升它们的公共性，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实现三位一体，彼此补充，共同担负起社区教化的职责，使得传统文化在基层的传承获得现实的载体。三堂合一的建构，可使乡村和社区居民得以再度与圣人同在，与祖先同在，与数千年来护佑着我们乡村和社区的民间信仰的神灵同在，荒芜的精神家园将因此而得以重建，我们的心灵将从此有所皈依，不再流浪。乡村和社区的民众，将能够再一次从圣贤、祖先和神灵那里重新汲取智慧和力量。三堂合一将会填补乡村与社区的焦化空白，可望成为中华文明中的千年工程，对于基层社会的文化复兴和道德重建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部分内容曾以《城乡社区需要祭祖公共场所》为题发表于《光明日报》。此处为全文，作者授权澎湃新闻发布。】